别求新声:汪介之教授讲比较文学及中俄文学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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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汪介之著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ISBN9787511721709
出版时间2013-07
装帧平装
开本其他
定价68元
货号8253654
上书时间2024-12-13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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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汪介之，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长期从事中外文学关系、俄罗斯文学研究，已出版《选择与失落：中俄文学关系的文化观照》、《回望与沉思：俄苏文论在20世纪中国文坛》、《文学接受与当代解读——20世纪中国文学语境中的俄罗斯文学》、《远逝的光华：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文化》、《流亡者的乡愁：俄罗斯域外文学与本土文学关系述评》、《伏尔加河的呻吟——高尔基的很后20年》、《俄罗斯现代文学史》等专著10部，发表论文100余篇。
目录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名家讲堂》前言王向远
自序
“世界文学”的命运与比较文学的前景
当前国内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关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几点思考
关于中俄文学关系的对话
中国文学接受俄罗斯文学的多元取向
俄罗斯文学精神与中国新文学总体格局的形成
关于20世纪俄罗斯文学研究的反思
“苏联文学”：内涵、价值及其他――“苏联文学再回首”笔谈
百年俄苏文论在中国的历史回望与文化思考
中国文学接受20世纪俄国文论的回顾与沉思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的理论行程
高尔基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在中国的接受
俄国形式主义在中国的接受
巴赫金的诗学理论及其在中国的流布
周扬与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传播
白银时代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接受
新中国60年高尔基小说研究的历史考察
高尔基之谜：“破解”还是曲解？――《倒转“红轮”》第二章读后质疑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中国的接受
帕斯捷尔纳克与中国知识者的精神关联
弗·索洛维约夫对中西文化的比较考察
高尔基笔下的“东方”与中国
阿赫玛托娃等诗人与中国诗歌文化
巴赫金对中国文学的描述
【附】与俄罗斯文学的相遇与相守――汪介之教授访谈录
后记
内容摘要
“世界文学”的命运与比较文学的前景
最近一个时期，关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一学科的议论颇多。在全国性的本学科教学研讨会或校际高层次座谈上，一些学者就“世界文学”学科是否应当存在、“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两个学科是否应当合并、“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等问题，畅谈了自己的见解。这些议论，也引起了笔者对本学科设置的由来、合理性和前景的思考。现在，笔者不揣浅陋，也在此谈谈自己的看法，期望就正于同行专家学者。
“世界文学”：何去何从?
对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一学科的名称，特别是其中的“世界文学”，有些学者提出非议。有的学者甚至主张取消世界文学专业，一律改称“外国文学”，并由外语系教师来承担其教学任务。于是，世界文学学科便面临着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
“世界文学”这个概念，最早是由歌德在1827年与爱克曼的一次谈话中提出来的。后来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一书中解释道：这个名称 “似乎含有应该去研究从新西兰到冰岛的世界五大洲的文学这个意思”。但他们紧接着又说，“其实歌德并没有这样想。他用‘世界文学’这个名称是期望有朝一日各国文学都将合而为一。这是一种要把各民族文学统起来成为一个伟大的综合体的理想”。韦勒克和沃伦还指出：“‘世界文学’往往有第三种意思。它可以指文豪巨匠的伟大宝库，如荷马、但丁、塞万提斯、莎士比亚以及歌德，他们誉满全球，经久不衰。这样，‘世界文学’就变成了‘杰作’的同义词，变成了一种文学作品选。”
或许是由于认同了韦勒克等对“世界文学”的第二种解释，有学者指出：“世界文学”在今天，“还仅仅是先哲们对人类理想社会幻想中的一个梦”，既然是一个梦，怎么可以拿它来作为中国大学中的一个学科呢?
事实上，在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初至1997年以前，作为培养硕士研究生的学科名称之一的“世界文学”，其内涵接近于上述韦勒克等的第一种解释，而并不是把某种伟大的理想或幻想拿来当作学科的名称。不过，这一学科通常不把中国文学作为自己教学和研究的对象，尽管从字面上看，“世界文学”无疑应当包括中国文学。与此相类似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主办的《世界文学》刊物，一般不刊登中国的文学作品；我国历史学科中的“世界史”专业，通常也不把中国历史作为自己教学和研究的对象。这样看来，“世界文学”其实就是外国文学。它主要研究除中国之外的世界各国文学史的一般进程，注重考察各种文学思潮流派的交嬗演变、重要的文学现象和有影响的作家作品，力求探明各国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
如果说到作为一门课程的“世界文学”或“外国文学”，那么它在我国高校中文系的开设，则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以前。早在1917年，周作人就在北京大学文科、随后又在中国文学系以中文讲授欧洲文学史。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从1928年起，就提出“一方面注重于研究中国各体的文学，一方面也注重于研究外国文学各体的研究”。1932年秋朱自清接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同样特别重视外国文学，“西洋文学史”一直被列为该系的必修课。1946年清华大学复员后，朱自清续任中文系主任，“世界文学史”课程由中文系开设，以中文讲授，并让学生大量阅读世界文学名著的中文译本。从50年代起，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厦门大学、杭州大学(现已并入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暨南大学等绝大部分综合性大学以及几乎所有的师范大学的中文系，都先后设立了外国文学教研室。这些教研室的教师承担着给中文系本科学生讲授外国文学的任务。由于“文革”前我国的研究生培养制度不健全，当时中文系外国文学师资的来源，除了已有的老一代学者外，主要还有两条渠道：其一，教育主管部门从中文系选拔一部分有较好的外国文学素养和一定外语水平的教师或本科毕业生，到外语院系脱产学习几年外语，学完后回原系科从事外国文学教学；其二，从外文系教师中抽调一部分文学水平较高的教师，到中文系任教。这三部分人构成“文革”前和“文革”后一段时间内我国高校中文系外国文学教师队伍的主体。他们当中有不少是很有造诣和影响的知名学者，如赵瑞蕻、朱维之、张月超、朱雯、许汝祉、王智量等。他们的外国文学教学、翻译和研究成果，都是有目共睹的。
70年代末期以后，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和培养制度开始逐步走向健全。如同中文系各学科都要通过研究生制度培养自己的师资队伍一样，外国文学学科也面临着这一任务。于是，从80年代初期起，经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批准，我国高校便开始有了作为二级学科的“世界文学”硕士学位点(1980年第一批正式建点的，有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暨南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高校)。从那时起陆续毕业于这一专业的一届又一届硕士生，是目前我国高校中文系外国文学教师队伍的骨干。当然，不断补充着这支队伍的，还有从外语院系各语种文学专业毕业的博士生、硕士生，以及到国外高校进修、访学或获得学位后归国的学子。这支队伍已经并且至今仍在发挥着它的作用。把这一学科的名称改为“外国文学”，而不叫“世界文学”，也未尝不可。不过，如果改称“外国文学”，就有可能和设在外语院系的“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相混同。也许正是为了避免这种混同，当初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才决定设立“世界文学”二级学科。
有的学者认为，我国高校中不必设立“世界文学”或“外国文学”学科，中文系的外国文学教学任务，应当由外语系的教师来承担。其理由是：外语系的教师精通外语和各语种(国别)文学，由他们来讲外国文学，理所当然能讲得更地道；而中文系的教师一般外语不行，怎么能讲外国文学?
这一说法可能有些绝对化了。中文系不懂外语的外国文学教师确实有过，不过那主要存在于以往；今天如果还有，那也只是个别现象，决不能代表目前我国高校中文系外国文学教师的主体。外语系绝大部分教师确实精通外语和与此种外语相联系的国别文学。或许正因为考虑到这一点，我国有少数综合性大学的中文系，至今没有设立外国文学教研室，一直是请外语系教师给本系学生讲授外国文学，具体讲法是分别由英语(或其他西语)专业、俄语专业和掌握某一东方民族语言(如日语、阿拉伯语等)的教师讲授西方文学、俄罗斯文学和东方文学。可是，这样做的结果，其实和其他大部分高校由中文系的外国文学教师自己来讲授外国文学并没有多少区别。因为，除了俄语专业的教师讲授俄罗斯文学堪称“地道”之外，在讲授西方文学和东方文学时，无论外语系还是中文系的教师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教师一般只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并精通和此种外语相联系的国别(语种)文学，但是他却要给学生讲授整个西方文学或东方文学。从各高校学生接受的实际效果来看，由外语系教师上课的未必就更好些。
还有的学者建议取消高校中文系的外国文学史课程，设置国别文学史，分别由外语系各语种的国别文学专家来讲授，并让学生尽可能地接触作品原文。这是一种美好的设想。假若我们的大学都能够提供分别精通希腊语、拉丁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德语、法语、英语、俄语、日语、阿拉伯语等各语种的国别文学教师，由他们分别来给学生讲授古希腊文学、古罗马文学、欧洲中世纪文学、意大利文学、西班牙文学、德语文学、法国文学、英美文学、俄罗斯文学、日本文学、阿拉伯文学等各语种、国别文学，那可能是学生们的一种幸运。但是，即便真的拥有如此雄厚的师资力量，这样的课程恐怕也只能主要以汉语来讲授，可以给学生提供的也只能是一、两种外文资料，因为没有哪一位学生可以听懂十几种语言，看懂十几种外文资料。再者，外国文学，特别是欧洲文学，绝不是一系列国别文学的简单相加。学生掌握了诸多国别文学史的知识，也未必能够回答诸如“为什么说近代欧洲文学的主要体裁都在文艺复兴时期奠定了基础”、“18世纪的欧洲文学怎样直接影响了19世纪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思潮”这类欧洲文学史中的基本问题。
顺便说一句：目前国内有的大学外语系已不再开设外国文学史、欧洲文学史课程。这样做的结果之一是知识面的相对狭窄。于是，在我们的一些出版物中，谢林变成了“席令”(漓江版《彩色插图世界文学史》)；叶赛宁变成了“埃塞尼”，索尔仁尼琴变成了“索赞尼辛”(1998年5月2日《文汇读书周报》)；柏拉图变成了“普拉东”，康德变成了“坎特”(学林版《彼得堡的冬天》)，等等。这类现象，既和欧洲文学通史知识的缺乏有关，也与蔑视阅读汉译世界名著相联系。世界文学名著的权威汉译本在我国知识界、广大作家和广大读者中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在20世纪以来我国文化和文学发展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已有学者予以充分肯定，此处不复赘言。
问题又回到了由谁来讲授欧洲文学史或外国文学史。依笔者的浅见，如果可以把外国文学史粗略地划分为欧美文学(西方文学)和亚非文学(东方文学)两大部分，那么，分别承担这两部分文学教学任务的教师，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条件：熟练掌握一门外语，能顺利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原文和外文研究资料；精通与其所掌握的外语相联系的国别(语种)文学史(主要通过外文原文)；阅读过大量的该国别(语种)文学作品(主要通过外文原文)；通晓这一国别(语种)文学所属的欧美文学或亚非文学，包括既了解欧美或亚非文学通史，又了解分属这两个部分的各主要国别文学史(主要通过中文)；系统阅读过欧美文学史或亚非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主要通过权威译本)。
培养具备上述基本条件的教师，正是多年来“世界文学”专业一直努力在做着的主要工作之一。围绕上述基本目标，在长期的教学和科研实践中，“世界文学”专业也已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和特色。毋庸讳言，由于目前我国高校“世界文学”专业大多数教师的外语语种，不外是英语、俄语或日语等少数几种，掌握其他外语的教师还为数不多，所以“世界文学”作为一个学科或专业的欠缺之处无疑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局限，只能随着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对该学科重视程度的提高和学科自身建设的强化而逐步得到弥补。
对 “世界文学”学科或专业的怀疑和否定，当然不是始于今日。人们大概都还记得一位已故的英国文学专家的名言：谁能搞“世界文学”?是的，谁也不能搞“世界文学”，正如谁也不能搞“世界史”、“外国哲学”、“西方经济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一样，尽管这些学科都作为二级学科客观存在。所有这些学科的专家，也都只能精通和他们的外语语种相联系的某一国或少数几国的哲学、经济学、史学或语言学等。就“外国哲学”学科而言，分别掌握各种外语、分别精通某一国别哲学的专家们结合在一起，才能构成“外国哲学”学科队伍。“世界史”、“西方经济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以及“世界文学”学科，其实都是如此。对于可以视为“三级学科”的“西方文论”、“西方文学批评史”、“西方美学史”等，也应作如是观。看来，至少是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领域内，所有的涉外学科，都存在一个外语语种的问题。学科名称往往是很大的，但在这些学科中从事具体工作的人们所能精通的，则只能是和他所掌握的外语语种相联系的那一小部分。在文学领域，无论是“世界文学”还是“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也概莫能外。
如果我们能够看到上述一系列事实，那么也许就会对“世界文学”何去何从的问题作出这样的回答：它只能一如既往，和文学门类中的其他学科、和人文与社会科学门类中的其他涉外学科一起继续前进。
合并既不是“归顺”，也不是“吞并”
1997年，“世界文学”学科的命运发生了某种变化。是年6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合颁布了新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在这一新《目录》中，原有的“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两个学科被合并在一起，出现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一引起更多争议的学科名称。
精彩内容
《别求新声》中俄文学与文化交流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中国文学与文化对俄罗斯文学与文化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产生过多方面的影响。在历代俄罗斯知识分子和作家的著述与作品中，都可以发现中国文化、哲学、艺术乃至宗教与伦理的广泛渗透。俄罗斯知识界在研读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中国形象”。而同样的是，中国文学发展的每一阶段，也都显示出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以至中国文学无论是反顾自己走过的路途，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确认自身的地位、成就和意义，还是更新自己的观念，调整自己的思路，规划未来的蓝图，几乎都要把俄罗斯文学作为一种基本参照，在与这一文学的比较和对话中寻得支持、激励、启示或借鉴。中俄文学与文化交流还在继续发展之中，也必然拥有广阔的前景，而且，毫无疑问地将继续成为整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比较文学研究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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