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汉到隋唐,墓志作为一种记载书写方式,其规范和文风的变化能体现时代风气的转变和社会各阶层各族裔的人士寻求自我塑造的过程。墓志固然体现了社会和文化的价值取向,但是这种体现绝非是单一和直接的,也不是一触即发的。墓志本身作为一种文体也受到文体观念和书写制约。有些唐代墓志中的书写与较正规的官方楷书有些差异,这从南北朝后期的墓志中我们也可发现,也是说墓志的书写有着自己一套约定俗成的方式。目前唐朝墓志的数量已经十分可观,有足够的样本可以让我们去寻找其书写成的轨迹。
《李潘墓志》,全称为《唐故朝议郎使持节光州诸军事守光州刺史赐绯鱼袋李公(潘)墓志铭并序》,铭文由李恭仁撰写。这一墓志书法运笔自然流畅,捺脚重按后显得上肥劲利,使得笔画粗细不同,对比强烈,又具有新意。字体优美,刻工精细,其笔画方折峻厉,而亦参用圆笔,直画收笔多作悬针形,凝练端正足以并驾浑脱细腻之风。除了正常的书丹之外,刻工的随意之处更是值得注意,也是刻工对于墓志书法的“二度创作”。比如“问”“乃”等较为简单的字形结构,在《李潘墓志》里呈现出来的空间结构并不是的严谨,正是这种“误差”,让我们看到刻工的机智敏锐,根据墓志的石质特点和整体布局对结字略加调整则成佳构,匠心独运,巧思妙笔。每到起笔之处是于法度之外乎自然,收笔之处更是得奇巧天趣。结体生动活泼,鼓侧变化鲜明,形成了一种秀丽多姿的风格,在唐代碑版楷书结体多严谨端正的庞大阵营中别具一格。如折木旧痕,深藏于石头骨髓,结体的坦荡自然。不好说那个年代的书写者内心是秉着书写的自由还是对于逝者的哀悼之情,反正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一品墓志,书写娴熟,无不体现着一种磊落大气,一种俊迈豪气,每一个字的空间里也都充满着智慧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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