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拜集

新版序
黄克孙

《鲁拜集》的原作者，波斯的奥玛珈音，生长于公元1048―1131年。这时代相当于中国的北宋，是伊斯兰文化的全盛时期。当年从欧洲入侵的十字军，在伊斯兰土地上，一般都遇到比自己先进的文明。 
珈音是当时有名的数学家、天文学家；曾改造历法，提出太阳中心论，比哥白尼的理论早了三个多世纪。他写了一本《代数》，讨论二项式定理，并用几何方法来解三次方程x3 200x = 20x2 2000。“设x为未知”的想法盖源于此。 
珈音也是诗人，可说是集沈括与苏东坡于一身。他写了一千多首“鲁拜”，就是波斯的四行诗。英国人费氏结楼（Edward FitzGerald, 1809―1883）选译了一百零一首。英译的《鲁拜集》不下十多种，但只有费氏译本广为传诵，因为它本身是好诗。 
《鲁拜集》所表达的感情，包含了哲人的迷惑和诗人的潇洒。但文学，特别是诗，终是对语言负责的。珈音的原作一定是波斯文学传统的产物。而费氏的译诗，空灵洒脱，怀古感慨，声调铿锵，韵脚美妙，则是英国文学登峰的作品。六十年前，少年时，我很向往费氏的诗。它构出的境界，往往在心中涌现。它的诗情，通过中文传统，很自然地就化为七言绝句。 

二〇〇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第二版序
黄克孙

《鲁拜集》原作者奥玛珈音（1048―1131）生在十一世纪的波斯（即伊朗），相当于我国北宋时代。“鲁拜”指波斯的四行诗体。“珈音”是帐幕匠的意思。奥玛珈音的先人可能以造帐幕为业，但他本人是当时著名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他留下的著作中，除了750首鲁拜外，还有《代数》、《欧基里德几何难题》、《论印度平立方根求法》、《金银比重》和《天文表》等书。在《代数》书中，他研究了三次和四次方程式的解法。
二十五岁时（公元1073年），他被波斯国王任命为天官。波斯于公元1079年颁布的历法是由他领导考订的。这历法比现在世界公用的阳历准确百分之三十。 
无疑地，奥玛珈音主要的兴趣是天文和数学。鲁拜的写作，不过是旁及的活动而已。然而，现在人们知道他的名字，完全是为了他的鲁拜，特别是费氏结楼（Edward FitzGerald, 1809― 1883）选译成英文的《鲁拜集》。奥玛珈音的鲁拜在当时波斯文坛上的地位我们不得而知，但费氏的译本，则是英国文学史上重要的著作。
费氏1826年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是诗人丁尼生（Tennyson）和小说家萨克雷（Thackeray）的同学。他对波斯文学，特别是对奥玛珈音鲁拜的兴趣，是由友人波斯学者爱德华?考埃尔（Edward Cowell）启发的。考埃尔自己也曾翻译过奥玛珈音的鲁拜十余首。他说：“奥玛珈音的诗在世界文学史上占着独一的地位。难得的是一个大数学家纵情于诗章以为自娱。奥玛珈音包含了纯科学需要的严密的思维和诗人所需的想象力和性灵。像罗马门神雅努（Janus）一样，他可以说是一个两面人。而这两面不但没有共同点，而且是互相矛盾的。”关于考埃尔的见解，以下再回来讨论。
费氏先在牛津大学图书馆得见奥玛珈音158首鲁拜原文，是 1460年的手抄本。在1859年他选译了79首，刊行为《鲁拜集》。 这集子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兴趣，头版250本只卖了50本。剩下的200本被书店抛在旧书摊上以每本一分钱出售。适巧名诗人斯温伯恩（Swinburne）买了一本，读下大为欢赏，持示友人小说家乔治?梅瑞狄斯（George Meredith）。由于这两位文坛巨擘的表扬，费氏的译本从此闻名。其后，费氏在1868及1889年把《鲁拜 集》添修重版二次。这里的中文翻译乃以后一版为本。 
当然，费氏并不是早翻译奥玛珈音的人。早于十七世纪便有拉丁文的翻译。在十八世纪又有好几种德文和英文的译本。并且，费氏的翻译并不是忠实于原文的。他自己也承认，往往把原文加以“润色”。例如，斯温伯恩欣赏的第81首引用了伊甸天园的蛇的典故。这是原文没有的。但是，费氏的译文吸引了、迷住了世代的读者。原因很简单：费氏写的是诗，是在英国传统文学标准上站得住的好诗，他借奥玛珈音的灵感精神而重新创作。结果是词藻优美、可以传诵的诗章。相比之下，其他许多比较“忠实” 的译本不是引人入胜的文学，而是古板的学者的文据。
奥玛珈音的灵感与精神在于什么？这问题对不同的人往往引出不同的反应。考埃尔的看法以上已提过，与费氏同时的评论家 提到他“淡漠的悲哀”。有人说他是“泛神论者”，是“传统宗教束缚叛抗者”。这些意见大都反映评论者的背景，与奥玛珈音原意不一定有关系。正如卢梭赞赏的“崇高的野蛮人”，经过理想化的对象往往与原物的真相没有关系。同样地，我在这里只能表示个人对奥玛珈音的反应。 
从中国传统的文哲学立场来看，奥玛珈音的许多形象都是“似曾相识”的。，四行诗体，马上使我联想到七言绝句。费氏韵律优美的译文更加强了这个联系。在内容上，我并没有体会到什么“泛神论”，什么“宗教的束缚”。这些欧洲的包袱是中国文化里没有的，波斯文化内也不一定有。奥玛珈音的诗意，使我想到孔子说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也使我想起庄子说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逐无涯，殆已！”从而联想到李白的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所谓“淡漠的悲哀”，到底是有的。 
但是，这些形象不过是“似曾相识”。《鲁拜集》有另一方面对于我是新鲜的。这熟识与新颖的汇合就是《鲁拜集》吸引力的来源。我意识到新颖的方面，在中国传统文学里没有的一方面，是一个数理学者的观点、信仰和感情。
精通天文和数学的奥玛珈音一定意识到，宇宙的规律是可以探知，并可以用严密而美妙的数学方式表示出来的。研究自然科学的人，都靠着一个不可少的信仰来鼓动及支持探索需要的苦功，就是，宇宙的真理是简单而美妙的；更根本一层的规律，更显得简单而美妙。这个信仰有宗教的力量，因而有感情的成分。 
从另一方面说，研究科学者也是人，也经历体味到人事的复杂、命运的渺茫和人生的脆弱。他的逻辑告诉他，不管他剥去了多少层宇宙的秘密，不管他能多精密地计算天体的运动、物体的性质，他永远不能了解自己，永远不能了解人生关键的问题：人生的目的是什么？生死究竟是怎样的一回事？这些问题需要能满足心灵的答案，主观的答案。这是客观科学不可能供给的。 
一般人当然同样地有这些疑问，也同样地找不到答案。所不同的是，科学者知道数学在科学范围内的伟力。他有过求答成功的经验，因而树起一个比一般人较高的绳衡答案的标准。他深信 宇宙是庄严、美妙、有一定法则的，但是人的死生问题是一扇永远打不开的门。这就是奥玛珈音的一贯的观点。 
考埃尔所指出的奥玛珈音的独到处是正确的，就是，他的诗包含了科学者的观点与诗人的灵感。但是他所说的矛盾是错误的。科学的灵感与文学艺术的灵感是同源而一致的。它们的分别，在于表现的方式和技巧。 
《鲁拜集》的翻译，我的出发点是作诗。人必先有感然后为诗。初读费氏的译诗时，我刚进研究院攻读理论物理学，阅读之下，心中怦然有感，如上所述。这快是四十年前的事情了。现承书林出版公司重刊旧译，因追个人感想一二，是为序。
一九八六年八月六日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I
WAKE! For the Sun, who scatter’d into flight
The Stars before him from the Field of Night, 
Drives Night along with them from Heav’n, and strikes 
The Sultan’s Turret with a Shaft of Light.

一 
醒醒游仙梦里人， 
残星几点已西沉。 
羲和骏马鬃如火， 
红到苏丹塔上云。

Ⅱ
Before the phantom of False morning died, 
Methought a Voice within the Tavern cried,
“When all the Temple is prepared within, 
Why nods the drowsy Worshipper outside?”

二 
一抹朝暾染四埵，
隔门客舍语依稀： 
“生涯莫于金尊懒， 
人易凋零酒易晞。”

Ⅲ
And, as the Cock crew, those who stood before 
The Tavern shouted—“Open then the Door! 
You know how little while we have to stay, 
And, once departed, may return no more.”

三
晨鸡一唱起南柯， 
门外羁人击节歌： 
“大地苍天原逆旅， 
匆匆客岁已无多。”

“鲁拜”指的是波斯的四行诗体，其中，波斯11世纪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奥玛珈音创作的“鲁拜”流传甚广，已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的杰作。19世纪，英国文学家爱德华·菲茨杰拉德选译了奥玛珈音的101首“鲁拜”，结集为《鲁拜集》，其英译本辞藻优美、意境灵动，吸引了世代读者，成为英语文学中的名篇。在中国，《鲁拜集》也不断吸引作家、诗人进行翻译创作，郭沫若、胡适、闻一多、徐志摩、朱湘等名家都翻译过《鲁拜集》，迄今约有二十多个译本。译林出版社版本选用菲茨杰拉德的英译本，物理学家、诗人黄克孙先生的汉译本，他以七言绝句衍译，获得了钱锺书先生盛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