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恽代英卷

人物简介

恽代英（1895—1931），字子毅。原籍江苏武进，生于湖北武昌。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理论家和杰出的领导人。1919年组织领导武汉学生参加五四运动，同年加入少年中国学会，传播新文化。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当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1923年创办并主编《中国青年》杂志。1926年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担任黄埔军校政治主任教官兼军校中共党团书记。在中共五大及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1927年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1930年5月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1931年4月29日就义。

 编者简介

刘辉，女，1964年出生，现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共党史、中共思想文化史、海外中共党史研究等。主要研究著作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命运》（合著）、《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再研究》等，在《中共党史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导言

义务论(1914年10月1日)

愚蠢的提问（1915年2月）

新神论（1915年5月1日）

怀疑论（1915年5月1日、1916年1月7日、1916年3月7日）

文明与道德（1915年12月10日)

社会性之修养（1917年1月7日）

物质实在论——哲学问题之研究（1917年3月1日）

论信仰（1917年6月20日）

经验与智识（1917年10月15日）

学问与职业一贯论（1917年12月12日）

力行救国论（1918年6月）

呜呼青岛（1919年5月17日）

武汉学生联合会宣言书（1919年6月11日）

致王光祈信（1919年9月9日）

驳不孝有三后为大（1919年12月24日）

共同生活的社会服务（1920年1月22日）

平民教育社宣言书（1920年3月29日）

怀疑论（1920年4月15日）

驳杨效春君“非儿童公育”（1920年4月18日）

致少年中国学会全体同志（1920年4月22日）

怎样创造少年中国？（1920年7月、9月）

编辑中学教科书的先决问题(1920年9月20日）

革命的价值（1920年10月10日）

未来之梦（1920年10月）

论社会主义（1920年11月15日）

儿童公育在教育上的价值（1920年12月20日)

致刘仁静（1920年12月21日）

我的宗教观（1921年2月15日）

教育改造与社会改造（1921年4月20日）

为少年中国学会同人进一解（1922年6月1日）

民治运动（1922年9月25日）

妇女解放运动的由来和其影响（1923年10月10日）

少年中国学会苏州大会宣言（1923年10月14日）

《中国青年》发刊辞(1923年10月20日）

怎样才是好人？（1923年10月20日）

学生加入政党问题（1923年11月20日）

学术与救国（1923年12月1日）

八 股？（1923年12月8日）

我们为甚么反对基督教？（1923年12月8日）

读《国家主义的教育》（1923年12月16日）

革命运动中的教育问题（1924年1月）

再论学术与救国（1924年2月9日）

评国民党政纲（1924年2月16日、23日）

何谓国民革命？（1924年3月1日）

造党——答陈宗虞君（1924年3月8日）

列宁与新经济政策(1924年3月9日)

矫正对于“打倒军阀”的误解（1924年3月16日）

怎样研究社会科学（1924年3月23日）

平民教育与《圣经》（1924年4月5日）

中国革命的基本势力（1924年4月20日）

中国民族独立问题（1924年6月10日）

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1924年6月14日）

农村运动（1924年6月28日）

关于政治运动的八问题（1924年7月12日）

国民党中的共产党问题（1924年7月19日）

民治的教育（1924年8月28日、29日）

国家主义者的误解（1924年11月1日）

怎样进行革命运动（1924年11月22日）

为“国民会议”奋斗（1924年11月29日）

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1924年12月13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1月31日)

纠正对于马克思学说的一种误解（1925年2月21日）

妇女运动（1925年3月7日）

上海日纱厂罢工中所得的教训（1925年3月14日）

孙中山先生逝世与中国（1925年3月14日）

与李琯卿君论新国家主义（1925年4月4日）

评醒狮派（1925年4月25日）

答《醒狮周报》三十二期的质难（1925年7月18日)

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1925年7月23日)

怎样做一个宣传家？（1925年7月25日)

读《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1925年8月8日)

民族革命中的共产党（1925年8月22日)

国民党与阶级争斗（1925年8月25日）

五卅运动与阶级争斗——答重良(1925年11月28日)

孙中山主义与戴季陶主义（1925年12月27日)

真正三民主义（1925年）

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26年1月19日)

耶稣、孔子与革命青年——在岭南大学演说辞（1926年5月22日）

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1926年6月30日)

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1926年8月25日)

国家主义是什么?——答张梓湘（1926年9月7日）

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方法（1926年9月15日)

政治学概论（1926年9月)

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讲演大纲）（1926年)

组织群众与煽动群众（1926年）

国民革命与农民（1926年）

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1926年）

思想界“反赤”运动之过去、现在与未来（1927年1月1日）

什么是机会主义?(1927年1月22日)

民主主义与封建势力之斗争（1927年3月11日）

卖国交易中资产阶级与豪绅买办阶级的斗争（1928年12月25日）

闽西苏维埃的过去与将来（1930年3月26日)

在狱中给党组织的信（1930年5月）

狱中诗

恽代英年谱简编

导言

恽代英是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位杰出的代表人物。他品德高尚，才华出众，被誉为“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在中共早期历史上，他不仅是卓越的政治活动家，也是著名的理论家、宣传家和教育家，他将自己的一生毫保留地奉献给了中国革命事业，并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其短暂的一生中，恽代英留下了大量思想论著，堪称中国近代宝贵的思想财富。

一

恽代英，字子毅，又名蘧轩，笔名众多。1895年8月 12日（农历六月二十二日）出生于湖北省武昌老育婴堂街一个书香世家，祖籍江苏省武进县（现常州市）。清末时，他的祖父以候补知县分发湖北，为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僚，举家西迁。父亲恽宗培，曾在湖北老河口、德安等府州县任职。母亲陈葆云，出生于湖南长沙的仕宦之家。

恽代英从小入家塾学习，1905年考入武昌龙正初等小学堂。两年后考入武昌北路高等小学堂学习，该校为张之洞在湖北创办的一所新式学堂。读书期间，由于聪颖好学，且文采出众，常“为师长赞美”，有“奇男儿”之称。1908年末，恽代英以甲等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本有机会被派赴美留学，因其母念其年幼不舍而未能成行。1909年，父亲恽宗培谋得老河口盐税局长一职，母亲随后亦带代英等兄弟四人迁居此地。因当地中学可入读，他在母亲辅导下，阅读《纲鉴易知录》、《战国策》、《古文观止》、《饮冰室文集》等著作，并开始学习英文。1913年，恽代英以优异成绩考进私立武昌中华大学预科，后转入该校文科中国哲学门学习。在校期间，他于1917年10月创办互助社，该社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成为五四时期武汉地区诞生的第一个进步团体。次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中华大学，并留校任附中部主任。

五四运动爆发后，恽代英和互助社的成员热烈响应。他书写《四年五月七日之事》、《呜呼青岛》等传单散发，并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和集会，掀起了武汉三镇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浪潮，成为武汉地区五四运动的实际领导人。

1919年10月，恽代英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此后，受学会委托负责编辑《少年中国学会丛书》。随着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恽代英热烈追求新思想，并于1920年2月和林育南等人在武汉创办了利群书社。书社有志于传播新文化，专门经销《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书籍以及《新青年》、《共产党》等刊物，成为武汉地区宣传新思想的重要阵地。

在中华大学学习和工作时期，恽代英不仅组织社团、创办书社，还在《东方杂志》、《光华学报》、《青年进步》、《妇女杂志》、《新青年》、《端风》、《少年中国》等著名刊物发表大量文章，宣传新思想，推动了武汉地区的新文化运动，他本人也逐渐成为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的一颗新星。

在当时各种新思潮、新主义流行的情况下，恽代英经过认真研究、实验、比较，最终抛弃了一度受到影响的政府主义和新村主义等思潮，选择了马克思主义。1921年7月，他和林育南等人在湖北黄冈成立具有共产主义小组性质的组织——“共存社”，并于当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

由于一直以来在青年中的影响力，恽代英加入中共后，继续从事青年工作。1923年，他被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不久增补为团中央执行委员。1925年，他被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还和萧楚女、邓中夏等创办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并担任主编。《中国青年》在恽代英的主持下，宣传、讨论、报道的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该刊不仅内容丰富，且形式活泼，最高时发行量达3万多份，代表了当时中共所领导的思想文化事业的水平与成就，很快成为早期青年运动的一面旗帜，也是当时中共的主要理论阵地之一。

除了负责主编《中国青年》外，恽代英还以“代英”、“英”、“但一”、“FM”等为名，陆续在该刊发表了200多篇论文与书信，这些论文热心分析中国国情与现状，积极探讨中国革命的动力、对象和前途问题，吸引不少青年投身革命洪流，同时也为中共探索新民主主义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

大革命时期，恽代英担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部秘书，这期间，他致力于改组国民党的工作，积极帮助国民党发展组织，同时与打着全民革命旗帜的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展开了公开的论争。恽代英还参与领导了五卅运动，并著有《五卅运动》一书，对这次运动作了全面总结。

1926年1月，恽代英出席国民党二大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后，奉命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主任教官兼中共党团书记。为加强中共对军校的领导，恽代英支持周逸群等在军校组建青年军人联合会，同蒋介石扶持的孙文主义学会作斗争，致使蒋介石极端仇视，诬称恽代英与邓演达、高语罕、张治中为“黄埔四凶”。1927年，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恽代英来到武昌，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总教官，并主持军校日常工作，同时，在党内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支持工农运动，并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四一二”政变后，恽代英与宋庆龄、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一道严厉谴责蒋介石镇压破坏各地工农运动的罪行，主张坚决讨蒋。当夏斗寅在宜昌叛变、联蒋反共、率部进攻武汉时，恽代英亲率由武汉中央军校学生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改编的中央独立师，配合叶挺部队参加讨伐夏斗寅的战斗，并在鄂南重镇咸宁大败叛军，暂时稳定了武汉局势。

大革命失败后，恽代英先是撤离武汉抵达九江，与周恩来一道，参与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共前敌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后随起义军南征，部队在广东潮汕遭挫后，从甲子港乘船去香港。12月，与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了广州起义，任新成立的广州苏维埃政府秘书长。中共六大后，于1928年底赴上海，从事艰苦的地下斗争，秘密主编中共机关刊物《红旗》，一度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协助周恩来工作。1929年6月，在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上，他被增补为中央委员。

1930年，因在实际工作中抵制已开始冒头的李立三“左”倾错误，恽代英受到李立三的指责，旋即被扣上机会主义的帽子，调离中央工作，先调任沪中区行动委员会书记，不久又调任沪东区行委书记。同年5月，在上海杨树浦老怡和纱厂（现上海第五毛纺织厂）门口等候工人代表前来联系工作时，不幸被捕。不久以“煽动集会”的罪名，被判五年徒刑。在狱中，恽代英坚持与敌人作不屈不挠的斗争，给狱友讲述“八一”南昌起义的经过及意义，为工人编写读物。

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国后，提出不惜一切代价营救恽代英出狱。但由于顾顺章被捕后叛变，将恽代英被关押在南京监狱的消息报告国民党，营救工作遂告失败。蒋介石曾令国民党军法司司长王震南到狱中劝降，遭到严厉拒绝。在狱中，恽代英留下了气壮山河的七绝一首：

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

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

1931年4月29日，恽代英在南京慷慨就义，时年36岁。

二

恽代英从19岁开始发文，留下了300多万字的遗著。这些著作内容极为丰富，涵盖了哲学、政治、文化、教育、经济、军事等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在早期中共党人中也是相当突出的。概括而言，恽代英一生思想最有特色的部分，主要表现在早期对哲学问题和教育问题的探讨，对真正民主政治的追寻，以及后来以“阶级斗争”为旨趣对改造中国之革命道路的政治探索等多个方面。下面，我们根据学界已有的研究，对其思想线索和特色略作绍述。

首先，谈谈恽代英早期关于哲学问题的探讨。

恽代英1913年进入中华大学预科学习，1915年转入中国哲学门，1918年毕业，几年的专业学习，为其打下了坚实的哲学功底，激发出浓厚的哲学兴趣，他早期的论文中不少都是探讨哲学问题的。其哲学思考不仅相当有系统，而且在物质实在论和认识论等方面，还达到较高的水平。1917年他曾拟定一份打算写作的哲学论文提纲，包括（一）世界观：物质实在论、心灵实在论、假定一元论（以太）；（二）人生观：生死自由论、慈善自由论、苦乐之真义；（三）认识论：智识与经验、怀疑论；等等。参见《恽代英日记》，130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他只重点阐发了关于“物质实在论”和有关认识论方面的思想，但已能显示出其思想的光华。

恽代英坚持哲学的唯物主义性质，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必为实在。他在1917年3月发表的《物质实在论——哲学问题之研究》一文中，集中阐发了这一思想。该文首先列举和批判了绝对实在说、假定实在说、批评派实在说、物质非实在说等欧洲近代哲学史上对于这一理论的四种不同观点，认为上述“四说”都没能正确解释物质“实在”问题。在对其作了批判后，他明确提出了“物质必为实在”的观点，并从人直觉的形成“必待感官受外物之激刺而后发生”，某一事物作用于不同的人和不同时间的人会引起同一的、共同的感觉和认识，以及从“真境”与“幻境”的区别性等多个角度给予证明。比如关于真境与幻境的区别，他就指出：“真幻之分明，真境之必有对象了然矣。且真境明显，幻境暗昧，真境可分拆，可集合，有原因，有结果，而幻境一切反是。凡此各种区别，皆足知真境之有客观实在物质之关系，非如幻境完全为主观一方面之活动也”

《恽代英文集》，上卷，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在中共党人的杰出代表中，恽代英是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较早论述“物质必为实在”思想的人，其研究也较李大钊、瞿秋白的相关论述更为深入。需要指出的是，在提出“物质必为实在”这一唯物主义思想之后，恽代英继续探索世界的本源时，一度受到当时世界范围内流行的“以太”说的影响（由于不知爱因斯坦“相对论”提出后，“以太”假说在西方正逐步被否定这一西方学界的重大进展），曾得出“以太为万物之根本”的阶段性认知结论。

参见 《恽代英日记》，267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好在不久之后，他对这一认知缺陷又有一定的觉悟，并作出某种修正。

参见上书，274页。

恽代英的认识论思想，也体现出唯物主义的色彩。但相对于物质观，其对认识论的探讨和论述要显得更为丰富和深刻。恽代英将自己的认识论分为“智识与经验”和“怀疑论”两部分，他曾于1915年与1917年分别发表《怀疑论》和《经验与智识》两文，并自认为后者乃其“认识论中最有价值之文字”。

参见上书，130页。

“智识来源于经验”，这是恽代英认识论中的一个重要思想。他明确反对所谓“天启之智识”，认为“凡可名为智识者，或由吾人简单之经验而认识之，或由吾人复杂之经验而推知之。前者如声色臭味之辨别，后者如各种学术之原理。总之凡可称为智识者，非直接从经验中得来，即间接从经验中得来。舍吾人一切经验之外，欲求一种可称为智识者，盖渺不可得也”

《恽代英文集》，上卷，48~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虽然主张知识来源于经验，但恽代英并不是一个片面的经验论者。他认为经验往往反映的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要完全地反映事物的本质，就必须对经验加以反复研究。堆积经验于知识益。他以牛顿见苹果坠而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瓦特见壶水沸而发现蒸汽力原理为例，说明经验必待研究而后成其为知识。

参见上书，49页。比如“吾人见白色之日光，即以日光为白色，此即不正确之单纯经验也。经物理学家研究，然后知日光非白色，而为七色所合成”同上书，50页。。由此，恽代英把“学问”与一般知识加以分别，认为“学问者，反复经验所得较正确的智识之传授也”，从而既坚持了唯物论，又体现出认识的辩证性。

在认知方法和工具上，恽代英极为看重“怀疑”的价值和意义。他指出，由于人们在认识上存在“习俗”、“信仰”、“感情”、“耳目”等的障蔽，常常难以见及真理。要促进人们思想解放、打破思想僵化状况，必须对一切事理都要持一个怀疑的态度。“我的意见，是以为对于一切事理，都要存一个怀疑的态度；然而对于怀疑的事理，应该研求；研求出来的结果，我们仍然要用个怀疑的态度看待他”同上书，156页。。他甚至强调说：“世界各方面的进化，都起源于怀疑”同上书，158页。。

虽然主张对一切事理都要持一个怀疑的态度，但恽代英又坚信世界是可知的，反对由怀疑论而走向不可知主义。为此，1920年4月，他再作《怀疑论》一文，阐明了自己的思想和怀疑论鼻祖古希腊辟罗（皮浪）思想之间的异同，表示“我于辟罗对于一切事理都持一个怀疑的态度，是很赞同的；却对于他那所说真事理不能研求出来，而且不必研求出来的话，根本上很反对”同上书，150页。。

为了进一步阐释可知论，恽代英还批判了近代康德的“人智范围说”，认为康德把人智只限于物界的现象、否认人的认识能达到“自在之物”本身，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武断之说。针对康德以人的感觉能力的有限性来证明人的知识能力有限性的观点，他指出，“康德以为人的智识，必定限于感官摄取的映象，这便是他立论的根据；然而人智并不限于感官，科学的进步，已经为我们证明了许多超感官的事理”

《恽代英文集》，上卷，1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恽代英明确表示，人智是一天天进化的，人智范围一定有随着时代发展以扩张的可能性。“人类只要肯前进，我虽不敢担保他有一天得着他所求的真事理，照已往的推测未来，应该是很有希望。那以为真事理一定是不能研求得到的话，总是错了。”同上书，156页。恽代英认识论的可贵之处，实在于从怀疑出发，又从中揭示出人类认识不断发展的可能性。

总之，恽代英是五四时期在认识论方面做过比较系统探索的少数思想家之一，他的认识论充分体现了反对封建蒙昧主义、勇于进取和追求真理的时代精神。

除了物质实在论和认识论思想，恽代英在人生观、历史观、道德观等其他方面也有深入的思考和独到的认识。恽代英一生都追求高尚的人生，始终秉持积极进取、乐观向上、不断提升人格的精神态度。这一点，凡是认真阅读过他那至诚至真日记的人们，都会有强烈的感受。比如，他极为重视理想和信念对于人生的重要意义，便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强调“信仰之引人向上”

同上书，44页。，人生必须有信念、立大志，不立志则理想希望，“有希望之人，如黑地有灯，则自增其勇往之气”，否则“举足略有崎岖即生畏缩之心，如人遇小挫折，即生消极之想是也”

《恽代英日记》，342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由此激励青年人应该有崇高理想并为之不懈奋斗。论今人对理想主义如何评价，这一点疑都典型地体现了“五四”那个特殊时代的时代精神。参见［日］小野信尔：《从恽代英看五四时期的理想主义》，载《东洋史研究》，1979，38（2）。

对于恽代英早期的哲学思想，有学者曾给予很高评价，认为“代表着当时中国思想文化在这些问题上达到的最高水平”，“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理所当然地占有一席重要的位置”

袁伟时：《恽代英前期哲学思想试探》，见《恽代英学术讨论会论文集》，37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这种评价是否恰如其分，当然还可以讨论，但可以肯定的是，恽代英深厚的哲学修养，疑为他后来研究中国改造问题、思考中国的革命和发展道路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其次，恽代英还是近代中国一个有特色的教育思想家。他关于教育的思想自成体系，多有可观或值得反思之处。在成为职业革命家之前，恽代英曾专门从事教育工作，担任过多所中学、中等和高等师范学校的教师与管理者，其教育思想也曾经历过从单纯的学校教育到注重社会教育的转变。尤其是他主张“养成健全的公民的教育”之有关思想，颇有认知价值和现实意义。

参见中央教科所编：《恽代英教育文选》，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

受时代的影响，恽代英是抱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开始其实践活动的。但当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后，开始重新认识教育与社会改造的关系。他肯定“教育确实是改造社会的有力的工具”，承认教育的社会功能，但也意识到单靠教育不能改造社会，主张把教育放到社会上去，认为“教育家必须把改造教育与改造社会打成一片”，强调“我们要改造教育，必须同时改造社会。要改造社会，必须同时改造教育。不然，总不能有个理想圆满的成效”

《恽代英文集》，上卷，2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因此，国家恰当的教育方针必须根据社会的实际需要来确定。

基于这种认识，恽代英以为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