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发制人战争与美国民主

相比之下，在近代的美国外交政策中，没有比布什政府的“抢先行动” 纲领，及依此发动的2003年对伊拉克的侵略战争，在国际上引起的争论更喋喋不休的了。事实上，国际上大多数人对此持否定态度的原因，不是针对布什的 “抢先行动” 纲领，即预先阻止即将来临的、具有攻击性的威胁，而是布什发动的“先发制人战争”。 因为“先发制人战争”是动用军事力量以阻止另一国实力的发展, 进而避免与之发生具有潜在性未来战争而带来更多的代价（尽管这样的战争可能根本不会发生），所以， 引起人们严重关注的是“先发制人战争” 是否具有战略智慧、法律性、规范性以及道义合法性的问题。

 在20世纪前20年，在国际上以及美国人眼中，“先发制人战争”不具有自身防御的合法性，恰恰相反，它被认为是一种侵略行为，理应在法律以及道义上被禁止。在40年代至60年代，美国政治与军事领袖们、国会议员以及美国公众认为，“先发制人战争”违背美国传统，不具有使用军事力量的合法性，从而对此嗤之以鼻。这个信念对美国战略品行有着强有力的约束作用。布什政府发动的战争显而易见，突出“先发制人”特征，是对长期坚持的观点的斗胆挑战。不过，早在布什就任总统之前的十多年间，美国对“先发制人”这个概念就有了逐渐接受的趋势。自90年代早期以后，美国社会上下认为使用“先发制人战争”，以阻止类似伊拉克、伊朗或朝鲜这样的国家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符合战略规范的。

这是目前*的一本研究自冷战结束到2003年入侵伊拉克期间美国对“先发制人战争”这个概念的认识及其变化的详尽著作。书中解答了为什么美国对“先发制人”这个概念会产生转变，探索了这个转变对未来美国的外交政策将意味着什么。这本书对从事亚洲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对中国和日本领导人针对美国思想界这一重大原则论题的理解，具有举足轻重的引导作用。尽管乔治·W·布什已离职而去，但只要类似伊朗这样的国家存在核武器扩散的威胁，未来的美国总统们将继续把“先发制人战争”作为战略选择之一。本书所论述的见识，相信在未来的岁月中仍将具有一定的实质意义。

 斯科特·A·西尔维斯通博士

 美国西点军校

 2009年12月4日

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是美国有史以来首次面临*威胁性的时期。1949年8月，苏联打破了美国核武器垄断优势；美国领导人知道在接下来的年代里，苏联将会拥有足够数量的远程轰炸机和核武库，足以对美国本土发动一次毁灭性打击。这种威胁正好为鼓吹先发制人战争提供了战略逻辑支持。一些人认为，为了避免发生摧毁美国的核珍珠港噩梦，美国应该在其仍具有核优势的前提下发起一场先发制人攻击。尽管整个美国弥漫着对日益增强的苏联实力的巨大恐惧，将先发制人战争作为解决方案却被明确地否决了。1946年，被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称为美国国际关系专业系主任的阿诺德·沃尔夫斯(Arnold Wolfers),曾用简单的词语将这一结果解释为：先发制人战争对美国民众来说“是可憎的、很不道德的，不必认真加以考虑”。

这并不是一种习惯性的观点。对这一时期的政客、学者、观念领袖和普通民众来说，在完全没有确实紧迫的威胁时，或不是在对攻击进行回应的条件下，发动一场战争是纯粹的侵略行为。这被视为对美国人品质和其传统外交政策的违背，是对公正运用军事力量传统信念的严重背离。五十年后的现在，正是出于对这些信念的蔑视，美国在历史上首次发动了对伊拉克的先发制人战争。 

本书探索了美国战略政策制定方面有关先发制人战争的观点，这段历史期间涵盖了从冷战初期苏联和中国力量增长导致的战略问题，直到后冷战时期对朝鲜、伊朗和伊拉克发展核武器的担忧。本书也审视了在变换的威胁环境下，美国人如何在先发制人战争的准则含意方面进行角逐，以及有关先发制人战争的信念是如何影响并形成美国政策的。本书一个重要目标是要解释，为什么在20世纪中叶能对美国军事力量起到明确约束作用的传统信念，到20世纪末却变得软弱无力了。在这一解释过程中，本书力求回避敏感的党派和意识形态腔调，在讨论导致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预防性战争时，这些腔调已经很泛滥了。有大量书籍和文章都在衡量这场先发制人战争是否正义、是否符合国际法、军事上是否明智，但很少有对美国对外政策这一重要领域纯实证研究方法的讨论，本书就将对这一主要领域开展研究。

在此，我要感谢卡耐基基金会道德及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乔尔·罗森赛尔(Joel Rosenthal),是他*早对本书的研究提供了支持。2003年至2004年间，卡耐基基金会的同事们给予我很大的动力，支持我完成了此书。还有很多人在各个阶段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意见，在此感谢他们的帮助：尼娜·塔尼沃德(Nina Tannenwald)、米娜·波斯(Meena Bose)、布鲁斯·杰特尔森(Bruce Jentleson)、托尼·梁(Tony Lang)、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约翰·欧文(John Owen)、卡罗琳·詹姆斯(Carolyn James)和理查德·拉普(Richard Rupp)。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祖父弗农·E·桑德士(Vernon E Saunders)（1921—2004），他的一生经历了本书研究的所有事件，而他的世界观反映了美国人的优秀品质。

斯科特·A·西尔维斯通

(Scott A. Silverstone)

纽约州 西点

美国西点军校教授西尔维斯通，在这本书里探索了从冷战初期苏联和中国力量增长导致的战略问题，到后冷战时期对朝鲜、伊朗和伊拉克发展核武器的担忧的这段历史期间，美国的战略政策方面有关先发制人战争观念的转变；审视了在变换的威胁环境下，美国人如何在先发制人战争的选择含意方面进行角逐，美国人怎样选择、影响并形成美国政策的。西尔维斯通教授还解释了，为什么在20世纪中叶能对美国军事力量起到明确约束作用的传统道德信念，到20世纪末却变得软弱无力了。书中收集了不少秘密会议记录、备忘录、政府保密文件等内幕资料，在美国国家政策研究方面具有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