珞珈哲学(第一辑)

对于意识形态而言，在日常生活中似乎多与国家机器联系在一起——作为控制思想的工具，以完全虚假性的脸谱示人。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了彻底的呈现。然而在列宁的《怎么办?》中，明确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突出“灌输”论；同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卢卡奇和葛兰西对文化、意识形态与话语的重视，意图“保卫”意识形态。这一“批判”与“保卫”所呈现的相反态度，令人疑惑。因此，有必要澄清“意识形态”的现实历史性，揭示历史运动中“意识形态”的双重性（科学性与虚假性②），以此来清洗历史虚无主义等一系列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进行抹黑、污名的虚假意识形态，审思“历史终结论”，从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批判，以深入历史现实性之中的那一维度为内在根据。国民经济学家、德意志意识形态学家和一些科学技术实在论主义者皆局限于永恒的、超历史的观念论中，无法从“意识的内在性”中突破，从而落入“资产阶级的狭隘眼光”之中。

一、国民经济学的超历史意识形态

国民经济学家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代言人，在展开其理论时便预设着超历史的思维前见。当斯密发现劳动一般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决定性作用时，他的确是伟大的，超越了重商主义和重农学派，因而，恩格斯把“亚当·斯密称做国民经济学的路德”①，马克思也认可斯密在劳动这一关键问题上所作的重大贡献，说“这一步跨得多么艰难，多么巨大”，“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干脆就是劳动”②，为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根基。然而劳动一般的解释效力，却遭到了资本主义体系内的“二律背反”，即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展开的论证：国民经济学以劳动一般作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真正灵魂”，却以私有财产为预设前提来进行论证，把私有财产作为无可争议的出发点去建构整个国民经济学，因而只是“作为过去的、对象化的劳动”③，即在过去时间中凝结的劳动——死劳动。如此理解的劳动，不过是人与自然所中介的超历史的劳动，在这一劳动中，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与前资本主义的劳动之间的本质差异被抹杀，从而带来的更大后果是：后资本主义的劳动不过是资本逻辑生产体系之下的劳动，而社会主义之于资本主义的差异仅仅在于剩余价值的分配。④因此，这样一种劳动概念把人与自然的对象性活动抽象为稀薄的形式规定，简单地打发掉历史特定阶段之间的重大差异性，就如抽去了阶级来谈人口、抛开了资本和雇佣劳动来谈阶级一样，是空洞的教条，根本无法切中任何具体社会，从而必然沦为浅薄的形式主义。然而，这一理解却恰恰是国民经济学理论建构的基础：劳动一般——超历史劳动。

在斯密的理论视域中，劳动作为劳动一般可以在任何社会语境中得以展开。正如马克思所批判的那样：“诚然，斯密用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来决定商品价值，但是，他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