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人技术：探索、领悟、行动三阶段模式（第5版）

克拉拉·E. 希尔 博士，美国马里兰大学心理学系教授。曾担任心理治疗研究协会（Society for Psychotherapy Research，SPR）主席、《咨询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的编辑和《心理治疗研究》（Psychotherapy Research）的联合编辑。她获得的奖项包括李奥泰勒奖、杰出心理学家奖、杰出研究生涯奖以及杰出终身成就奖。她的主要研究兴趣是助人技术、心理治疗的过程与效果、治疗师的培训和督导、梦的工作等。希尔博士发表了220多篇期刊文章、超过75个书籍章节并出版了14本书，除本书外，还包括《治疗中的梦的工作》（2004年）、《共识质性研究》（2012年）和《生命意义》（2018年）。

朱旭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临床与咨询心理学方向博士，美国马里兰大学访问学者。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秘书长，临床心理学注册工作委员会委员、注册心理督导师；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团体心理辅导与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湖北省心理学会团体心理辅导与治疗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心理咨询的过程与效果。

助人导引

没有努力，不担风险，未遍尝苦厄，人生将一事无成。

——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

安吉妮是一名出色的学生，也是一名运动员。她在高中时担任班长，并被东部一所名牌大学录取。以任何标准来看，她都是一名出类拔萃、天赋异禀的学生，前途大有希望。然而，在进入大学之后，安吉妮的情绪开始变得低落，她的家人、老师和朋友们对此都很惊讶。安吉妮变得不愿意与人接触、不愿意去教室上课、不愿意参加田径训练。她的田径教练鼓励她与一位助人者会面。这位助人者帮助安吉妮探索她的感受，并对潜藏在她悲伤和倦怠表现之下的真正问题获得领悟。安吉妮感受到了助人者的支持和关心。这种助人关系使她能够尝试着去表达、去理解、去斗争，从而克服了离家求学以来的自卑感、孤独感和失落感。

看完安吉妮的故事，想象一下如果你是这位助人者会是什么样子？你也许会有矛盾的想法和感受。你可能对帮助安吉妮这样的人感到十分自信，因为你倾听过许多亲友的类似心声并提出过建议。但同时，你也可能对如何帮她探索情感、获得领悟并重塑自信感到棘手。

如果你有兴趣学习更多助人技术，使你能够更好地帮助像安吉妮这样的人，那么本书将是你明智的选择。本书的首要目的，是提供一个理论框架，帮你了解助人的过程。第二个目的，是传授与当事人会谈的专门技术，以帮助他们探索、获得领悟，并在生活中做出改变。第三个目的，就是让你开始从做一名助人者的角度审视自己。第四个目的，则是帮助你觉察自己的想法、感受和行为，并且意识到它们如何影响着你的当事人。

本章首先介绍了助人的定义，接下来讲述了促进助人效果的因素和造成助人无效的原因。我将谈到是什么原因让人们去寻求专业帮助，这自然会引发关于从事助人事业的人的健康和不健康的动机的讨论。然后介绍如何学习助人技术。我会讨论关于成为一名更好的助人者练习助人技术的重要性；同时也包括伦理的部分，以强调遵守伦理和专业的助人行为的重要性。最后，我会描述全书的结构，就如何充分利用这本书进行讨论。

欢迎加入我们!希望你能和我一样享受学习助人技术的过程。

什么是助人？

助人(helping)是个宽泛的专业术语，包括各色人等（如朋友、家人、咨询师、精神分析师以及社会事业服务人员）为他人所提供的帮助。本书提供了许多种助人技术（例如，开车送某人去机场这样的工具性帮助），但我们关注的技巧主要是与当事人及其情感有关的倾听和鼓励探索这类言语帮助。

我使用“助人”这个宽泛的术语，是因为“助人”这一动作能够由很多人发出（例如，朋友、搭档、同事、咨询师、心理治疗师）。助人的框架是广泛的，咨询和心理治疗则是其中较为狭窄的领域，后者旨在为那些接受继续教育以及认证成为专业心理健康工作者的人保留准入渠道。无独有偶，瓦姆波尔德和艾梅儿（Wampold & Imel ，2015）将心理治疗(psychotherapy)定义为：

一种以人际关系为主的治疗方法，其中包含四个方面：（a）基于心理学原则；（b）涉及训练有素的治疗师和由于精神障碍、困扰或抱怨而寻求帮助的当事人双方；（c）治疗师旨在对当事人的障碍、困扰或抱怨进行治疗；（d）适用于或针对特定当事人及其障碍、困扰或抱怨。（p.37）

因此，在本书中，“助人者”（helper）指那些为他人提供帮助的人，“当事人”（client）指接受支持和帮助的人。我们将“助人”定义为：一个人帮助另一个人探索情感、获得领悟，并使他在生活中做出改变。助人者和当事人共同合作以达到上述目标，其中助人者引导整个进程，当事人决定做什么改变、何时以及如何改变。请注意，这个过程并不像一个病人去找医生，希望被医生治好，而是一个人（当事人——当事人是他们自己的专家，有选择改变的权利）与另一个人（助人者——一个选择倾听并给予帮助的人）之间的合作(collaboration)，双方就生活中的某一个问题进行咨询。

当我在书中谈及正在学习助人技术的学习者时，我把他们相互间的模拟练习，或者给志愿的当事人所做的练习，称为“助人”（helping）；而在谈论当事人向经过训练且持有资格证的专业人员寻求帮助时，则用“咨询”（counseling）\[或“咨询师”（counselor）\]和“心理治疗”（psychotherapy）\[或“治疗师”（therapist）、“心理治疗师”（psychotherapist）\]。

学生经常会问及咨询和治疗之间的差异。咨询师往往是通过硕士级别培养并获得资格证的人；而心理治疗师往往是通过博士级别培养并获得资格证的人，如临床、咨询或学校心理学家。咨询和心理治疗有时也会因治疗时间的长短而有所区别，例如咨询的次数往往比心理治疗的次数少。当事人有时也会有所不同，因为咨询更多服务于相对健康的、有适应问题的个人，心理治疗则服务于那些有更严重的病理或未解决的冲突的人。我需要强调的是，研究并没有发现咨询效果会因学位类型或训练水平不同而有显著差异（Wampold & Imel，2015），所以这些术语和不一致的地方通常与领域之争有关，而非强调彼此的能力差异。

然而，助人确实和与朋友的日常交谈有所不同。理想情况下，与朋友的交谈包括双方平等地分享并倾听各自的问题（50-50），助人则更多的是一个人分享问题，另一个人给予倾听和支持（更像是8020）。但有趣的是，我们早年从朋友和家人那里学习到的许多沟通技巧都转移到了助人关系上。所以，我们可以在从早期关系中学到的技巧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我们自己的技能，更清楚地意识到其中的影响，这样就可以更有效地帮助他人。

心理治疗是有效的吗？

据我所知，没有任何文献对上文所定义的助人有效性做过解释。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将根据相关数据来解释心理治疗的有效性。研究者已经得出了非常可靠的结论：心理治疗总体上是有效的。大多数的当事人在治疗结束时症状都有所改善。瓦姆波尔德和艾梅儿（Wampold & Imel，2015）在他们的文献综述中指出，接受过心理治疗的当事人比79%未接受过心理治疗的人拥有更健康的心理（实验组随机选取治疗对象进行治疗，对照组未接受治疗）。有趣的是，最近的神经成像研究证实了心理治疗(心理动力学、人际关系和认知行为治疗)对大脑功能存在影响（Barsaglini，Sartori，Benetti，PetterssonYeo & Mechelli，2014）。

瓦姆波尔德和艾梅儿总结道：“心理治疗是相当有效的，这一点无可争议。”（p82）

研究者还检验了不同疗法的相对效果。到目前为止，数百项研究对不同的疗法进行了比较(例如，当事人中心疗法、精神分析疗法、认知行为疗法、体验疗法)，结果没有发现任何一种疗法比其他疗法更有效。但瓦姆波尔德和艾梅儿指出，这一结论是基于对那些普遍认可的疗法的研究，而不包括一些非主流的疗法，所以这些结论可能不适用于未被主流认可的治疗方法。同样，在个人治疗与团体治疗之间也没有发现差异（Piper，2008；Smith，Glass & Miller，1980）。这个研究领域的结论可以幽默地引用《爱丽丝漫游奇境》(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里渡渡鸟的话来总结：“每个人都是赢家，所以人人都应该获奖。”（Carroll，1865/1962，p412）

如此千差万别的疗法竟然能得到同样的治疗效果，听起来的确有些匪夷所思。对于各治疗流派间疗效无差别的现象，研究者提出了很多不同的原因假设。目前最流行的解释是，所有主流疗法中包含的基本因素(即共同因素)都有积极的治疗效果。弗兰克父女（Frank & Frank，1991）讨论了心理治疗中的六个共同因素：治疗关系、希望注入、新的学习体验、情绪唤起、自我效能感的提升，以及实践的机会。因此，尽管不同方向的治疗师信奉不同的哲学、使用不同的技能，但最重要的因素可能是治疗师在治疗中做的事情是一致的。

另一种对于疗效无差异的解释是当事人因素和治疗师因素比治疗派别更能解释差异性（参见Wampold，2015；也参见Castonguay & Hill，2017）。因此，治疗师和当事人本人可能是比治疗方法更重要的因素（例如，治疗师能不能共情？当事人是否有治疗动机？）。

另一种解释是，因为精神和身体是完全交织在一起的，从一个层次开始的变化（如情绪）会延伸到其他层次（如行为）。因此，无论改变是从情绪、思想还是行为开始，都不会有太大的不同。例如，体验疗法可能通过更深入的情感探索体验，引导当事人改变观念和行为。相反，认知行为疗法会从改变观念和行为开始，然后导致情绪的变化。

然而还有一种解释（也是我个人更倾向的一种解释）是我们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我们用来检验治疗过程与结果的工具还没有精确到能够分辨出疗法之间（或经验水平和培训类型之间）的差别。

理想的情况是，改进我们的方法，以便能够更充分地研究导致不同当事人发生改变的机制，这将帮助我们开发更好的治疗方法。

不同的治疗师和当事人可能会依据他们的世界观和人格特征而偏好不同的方法。所以，当事人和咨询师及其偏好的方法的契合度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变量。

助人的促进作用

助人能够使当事人体验到和他人之间的一种健康、无害和亲密的关系。有时，助人过程能给当事人提供一种矫正性的关系体验（就像重新获得父母的呵护一样），在这种关系体验中，在助人者的关爱下，当事人来自早期生活中与重要他人（例如，父母）互动而产生的受伤害和不健康的体验得以释放和减轻（Huang & Hill，2016）。例如，肯佳来咨询的原因是她感到抑郁，感到自己的人生缺乏方向。她认为妈妈从她幼年时就不想要她，当她看到别的母女关系十分亲密、彼此深爱着对方时，她就会忍不住伤心。肯佳在一系列的亲密关系里都感到被忽视、孤独、不被关爱和无足轻重。而在助人过程中，她感受到了助人者的无条件接纳、积极倾听和真诚关怀。与助人者形成的这种支持性关系帮助肯佳治愈了过去形成的伤口，减少了她旨在麻痹感受的酗酒行为，并且建立了健康的人际关系。在这种关系里，她获得了足够的自我价值感，从而使她能够满足自己的需要。

对于那些沉浸在痛苦情绪中的人，助人行为能提供支持并缓解压力。例如，约瑟夫最近和交往了8个月的女友分手了，他感到非常愤怒，又很悲伤。朋友们不鼓励他表达自己的感受，于是他向心理咨询师寻求帮助。心理咨询师认可他的情绪，帮助他搞清楚自己为何如此心烦意乱，这反过来改善了他的情绪，帮助他提升了幸福感。

在助人过程中，当事人还可以获得领悟，这样一来，他们可以通过全新的方式了解自身。例如，克拉夫特（Kraft，2007）在一本关于在伊拉克开展心理治疗的书中，描述了对一名无法走路（即患有转换性癔症）的士兵的治疗过程。当时，医生认为这名士兵不能走路没有任何生理上的原因。在医生和这名士兵建立了良好的治疗关系之后，士兵最终开口告诉医生，他的一个朋友在战争中如何为了掩护他而死去。这使得士兵领悟到其症状出现的真正原因。而后，这名士兵又能够再次走路了。有趣的是，我们注意到弗洛伊德的很多初诊病人同样患有转换性癔症，并通过宣泄和领悟痊愈。

另外，助人能够帮助他人解除关于个人生存的疑虑（例如，“我是谁”“我要往哪里去”“我要从生活中获得什么”；Hill，2018）。就如苏格拉底所说：“未经检验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

助人活动能够使人们积极提出、思考并回答这些问题。例如，伊佐拉是一所大学的大四学生。她的成绩很好，人际关系也不错，但她对自己的生涯目标并不确定，在是想等到毕业后再结婚生子，还是先成家再回学校完成学业两者之间犹豫不决。助人者帮助伊佐拉探索她的价值观，以及她如何从社会和学术的角度来定义自己。他们就伊佐拉在生活之外想要什么，以及什么能带给她目标感谈论了很多。伊佐拉这才意识到她需要仔细思考自己的目标和抱负，以及如何将工作和家庭结合起来。

此外，当事人可以学到一些技能，让生活变得更有效率，并激发他们的潜能。这些技能包括学习如何与别人沟通、练习解决冲突的方法、变得更加坚强自信、明确做决定的策略、更有效率地学习、学会放松或改变不良习惯（例如，很少参加锻炼、滥交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