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辛德勇,1959年8月生,辽宁铁岭开原人,历史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研究,兼事地理学史研究,代表作为《隋唐两京丛考》、《古代交通与地
目录
求真求实是学者最重要的精神品质――纪念谭其骧先生逝世二十四周年
黄永年先生对中国古籍版本学的贡献
自己安心,也让朋友静心
在交流中发展的中国历史
雕版印刷的今天
我的捺印本
丁酉初春海淀购书小记
学者买书
又见《仪礼图》
写在师顾堂本《仪礼图》书边的话
喜迎《仪礼疏》
令人狐疑的《史记》
东北汉子
人生三童
内容摘要
求真求实是学者很重要的精神品质
――纪念谭其骧先生逝世二十四周年
今年,2016年的8月28日,是谭其骧先生逝世二十四周年纪念日。大多数国人,已经惯于逢五逢十举行纪念先贤的活动,或许会觉得“二十四”这个数字有些不上不下。其实,在中国古代,“十二”是所谓“天之大数”,也就是一个重要的天象循环周期。因此,“二十四”便是这个周期再度循行的结束,当然是个整数。
谭其骧先生,是中国新式历史地理学的创建人之一。先生和业师史念海先生以及侯仁之先生一道,共同努力,打造出了这一崭新的学科。
在创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这三位有名前辈学者当中,谭其骧先生强调的学术旨趣,有一点比较突出,这就是实事求是。换句话来表达,就是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同天底下所有学科一样,要以求真求实为根本宗旨。相比较而言,业师史念海先生以及侯仁之先生,在对学术追求的表述上,都更强调历史地理学的经世致用功能,更强调历史地理学相对于传统沿革地理的发展变化。
我理解,这三位前辈学者的学术追求,从本质上看,并没有很大区别,他们的不同表述,是因各自所针对的层面有所不同。业师史念海先生和侯仁之先生的学术取向,更多地是基于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想通过学术研究,为国家的富强做出积极的贡献,更多地侧重于历史地理学科新的发展。而这些在一个学科总体构造中,是处于表层。若是用我以前做过的一个比喻来说,是学术研究的优选目的,是“出口”。谭其骧先生强调的学术宗旨,则是针对学术更内在、更本质的基底。不管是学术的致用效果,还是其实质性进展,都要立足于坚实可信的基础,而要想获得这样的基础,我们的研究,就必须首先从求真求实的目的出发,处处遵循求真求实的原则。这是进入一个学科和一个问题的“人口”,是人所必经的门径。道理不言自明:只有优选得门来,才能谈得上如何出门。要是连门都没资格进,真是“夫复何言”哉!
世人谈及治学的方法,往往都是有为而发,有具体的针对性。
我理解,谭其骧先生大力倡导实事求是,一方面是新型历史地理学的建立和发展,首先需要有一个稳固的疆域政区基础。他花费巨大精力主持编绘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及其他一系列重要的疆域政区研究,就是在这方面做出的很好贡献。从总体上来说。没有这些成果,所谓新型历史地理学的建立和发展,只能是空中楼阁,甚至可以说是如同海市蜃楼的虚假幻象。
另一方面,谭其骧先生也是直接针对很多人在研究中不遵循正常的轨辙――即不认真读书,深入结合历史实际,仔细考辨文献史料,而是妄言历史地理学不同于其他历史问题研究的特殊性,以所谓地理学科的特点来规避基本的历史研究基础和程序,束书不观,满世界乱跑,美其名日“考察”(实际上这些人大多既不懂地理,更不懂考古),日“田野”;或者不顾具体历史实际,生搬硬套所谓“新方法”、“新范式”(其实有很大一部分还是老掉牙的旧把戏),乃至过分刻意地找寻所谓“新材料”,以此避难就易,信口雌黄。
下面我想举述两个例证,作为求真求实研究的典范,来说明谭其骧先生对待学术研究这一根本追求。
一个是关于徐弘祖,也就是所谓“徐霞客”的评价问题。自从20世纪20年代丁文江把徐弘祖树立成为中国古代很有代表性的很好地理学家之后,学术界往往附庸其说,推崇徐某在地理学上有一系列重要创见,甚至还有人把他游山玩水的自我愉悦行为,说成是“爱国主义”情怀使然,愈传愈神。面对这一学术神话,谭其骧先生根据自己读书所见,在1941年发表《论丁文江所谓徐霞客在地理上之重要发现》一文,断然驳斥,说实际情况是“霞客所知前人无不知之”,即恰恰是由于徐弘祖熏染于明末空疏浮薄习气,不老老实实读书,浪游天下,才把前人早已知悉的普通常识,矜为自己的独特发现,诫属少见多怪。
常言云“艺高人胆大”。历史研究不是演杂耍,并不需要有什么过人的技艺,也不一定依赖什么神仙妙计,不过是放开眼界多读书,再开动脑筋认真想而已;换一句文言来说,就是博学深思。博学,就能够从大量的史料出发,结合丰富的历史知识,进行梳理归纳,再通过敏锐明晰的思辨,得出结论。所谓求真求实,亦不过如此而已。谭其骧先生的研究,往往都是这样,能够力排众议,自立新说。而那些不好好读书而又自以为是的人,往往对此感到很不舒服,甚至有很强烈的反感,希望能够不受检验地把自说自话自鸣得意一直进行到底。P1-3
精彩内容
《翻书说故事(精)/近思录》收录辛德勇先生2017年新撰写的文章15篇。文章全部围绕旧书展开,与《那些书和那些人》《书外话》一脉相承。本书谈论的问题主要基于黄永年先生的往事、中国印刷史研究、仪礼文献研究、辛德勇个人治学经历回忆等。本书仍坚定执行“近思录”的选题标准,以可读性为决定性要求,同时所谈内容又有深厚的学术依托,力求基于学术、高于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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