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山和小山之间

血脉相连的亲近的人，却在同一空间分享着不同的记忆。这种隔阂、误解，该谈的闭口不谈，能谈的只是日常皮毛事，用真心去猜真心、用真心去碰撞真心，有时甚至碰撞到伤痕累累，这实在是把我刺痛了。

真心和真心之间的距离，有时很远有时很近，但好在真心不会变，真心永远是真心，即便有痛苦，但仍然是我心里美好的事。

——李停

我的肚子还不是很明显，妈妈说因为我吃得太少。五个月应该很明显才对。

我不以为然，我看了很多孕前教科书，从没有一本书指出孕妇应该吃胖自己。孕妇应该多摄取蛋白质、优质脂肪，而不是随心所欲开怀吃。我去产检，日本医生对体重增长要求严格，说我的增长幅度很标准。这些都代表我的吃法肯定没问题。

“我生你的时候没有条件，连鸡蛋都吃不上。你爸爸从市场批发一箱子挂面，我们每天都是清汤面条。”

我嘴上应付着，心里却在嘀咕：我们家不至于那么穷吧。我出生的时候他们都已经是学校的骨干老师了，会穷到那个地步吗？

妈妈的叙事里，生活总是非常艰苦的，经济上艰苦，其他方面也艰苦，苦得让人流泪，是我想象不出的。比如：我奶奶对她很不好，她经常以泪洗面。再比如：我爸爸不站在她那边为她讲话，导致她在婆家吃了更多的苦。有时候我听着她说这些，会带着恶意揣测她是不是把某部电视剧的情节照搬到了自己身上，我隐隐记得小时候大人看的电视剧里有类似荒唐透顶的情节。

她还偶尔问我，记不记得奶奶是怎么欺负我们娘俩的。

我实话实说，不记得了。

于是她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地说：“你奶奶不喜欢你，因为你是个女孩，她重男轻女，想要男孩。而生了你就没有名额再生了，她恨你。”

我记得次听到这个是在三年前，那时我已经在日本生活七年，刚和渡边结婚没多久。我和妈妈打电话闲聊，忘记是从什么话题说开去，她突然说到这个。在我印象里，她确实说过很多次我奶奶重男轻女，因为我是女孩所以不喜欢我。但她从没提过“名额”这个词，那次是次。

我条件反射地反问：“什么名额？”

妈妈像是看我有兴趣，所以更来劲：“就是生第二个的名额呀。那时只能生一个嘛。”她好像觉得不用多解释理由我就该懂。我大概懂，那是“只生一个好”的时代。

“名额跟谁要呢？”

“不跟谁要。没有名额。”

那时我肯定又不关心了，也许我打开了电视，也许我在上厕所，总之我哼哼唧唧地回应妈妈，她也开始说别的事情了。

短短三年，我发生了很多变化。其中之一就是对关于生孩子的任何事都充满兴趣，想要知道。看到电视上有虐待儿童的新闻，甚至只是儿童游玩受伤，我都会眼眶湿湿的。有天我偶尔回忆起那个电话的内容，想到如果是现在我就一定会追问下去那个“名额”的事。而如果有人跟我说任何关于“重男轻女”“只能生一个”的话我一定会愤怒。因为为母则强，从我开始设想自己成为一个母亲的样子，到那个胚胎在我体内被孕育，我想要保护他（她）的本能也越来越强烈。

不管妈妈怎么说奶奶重男轻女、欺负我们，我都认为妈妈不快乐跟奶奶对她不好没有直接关系。因为妈妈眼里全是不如意的事，不止奶奶这一件。而这除了是她的性格使然，还有什么别的可能？如果她懂得换个角度去看，或者换一种更柔软的处理方式，一切都不会太糟。婆媳关系不好处理很正常，毕竟不是亲生女儿和妈妈的关系，说到底也是外人，只要表面上过得去就好了，何必要求太多？像我和渡边妈妈只见过一次面，过年时才发一条祝福信息，平时没有任何交集，这样不是很好吗？

这种话没法和妈妈说，她只会冷嘲热讽一句“那是日本人的习惯”，我都能想象她那种不关心的语气。

她来东京之后，我带她去吃贵的寿司，她只吃了玉子烧，并抱怨太甜。那时她也说了类似的话：“这是日本人的习惯，我吃不惯。”甚至我吃的时候她也要管：“你怀孕了，不要吃生鱼。”

“医生说我可以吃。”我觉得很扫兴，这种地方我平时都舍不得来的，是因为带来她才点这些，吃完自己那份我已经饱了，但她剩下的实在浪费，我不得不吃完。

“那是日本医生说的，你是中国人。”

那一刻我很震惊，因为在我印象里妈妈不是那么狭隘的人。她想说什么？因为我是中国人所以我的身体构造和日本人不同吗？

“可是已经点了两人份，你知道你剩下的要浪费多少钱吗？”

妈妈不说话，只喝免费的水。当晚她到我房间，给我一个装着人民币的信封。

“白天你请我吃的饭钱。”她说。

我心里突然一阵难过，但还是若无其事接了过来。

我难过的是我想起很多次，我每次回家看她的时候，都是这样给她钱的，因为没有别的可为她做，就只能给钱，让她买家电、买衣服、买护肤品，虽然她几乎不会买。我这才知道作为收钱的一方的心情并不快乐。

我试图回忆起我和妈妈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我记得小时候她每天一边给我穿衣服一边教我背唐诗，晚上家里不开电视，她陪我一起写作业，正因为她对我学习成绩要求严格，我才成为了当地个保送本硕博连读的人，校长亲自来我家送来了奖状，妈妈很骄傲，我也终于熬出了头，离开了家。

次去大城市，次吃麦当劳，次和同学逛街……很多对于别人来说再普通不过的事情，对我都是新奇的。我不认识他们追的明星，也不认识商场里的牌子，我凭着高考的超高分数考进了好的大学，但进校的同时我和所有人又重新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这次的赛道不再比成绩，而是比见识、比谈吐，甚至比外表。

我嘴硬说自己没兴趣的事情其实对我诱惑深，在新的赛道我输得一败涂地，至今不愿意去回忆当时同学拉帮结派是不是在背后说我坏话。

妈妈再也帮不上我的忙，除了尽量多给我一点零花钱。

但钱反而不是重要的，大三开始我做兼职家教，开始攒钱。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花，只好偷看别人买什么衣服、什么护肤品，我也跟着买。

当别人都在大学里开始酸甜爱情时，我又慌张了，对过分粗糙的自己感到羞愧。我一直在努力做妈妈口中的好学生、好女孩，于是我直到大学都没有恋爱过。而当有个人来示好，我就慌不迭地掉入那轻易的圈套，并且认为自己只值得那样：他的疏离代表他有君子之风，他的怠慢也是因为我索取太多。

我的初恋开始于大学，经历各种波折，却意外地长久——一直到我研究生毕业。妈妈说我运气好，这也让我特别反感，好像我就该很快被甩似的。可真有机会让她和我的初恋男友见面时，她又看不惯那个男生的谈吐。

“他小家子气。怎么能让他那么对你？我生你可不是为了让你受气的。”她趁初恋去卫生间时跟我说。

妈妈总是这样的，挑剔、爱抱怨、自怨自艾，好像她的目的只有一个：弄得大家谁都不开心。她也总是成功。

我不顾妈妈反对，和初恋一直相处到他提出了分手。

其实现在回过头去看，初恋男友的可疑之处太多。但在当时我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去判断，只能被动地接受，直到他都懒得骗我：“我可能喜欢男生。”他的确用了“可能”这个词，这种委婉让我印象深刻。他难道还想要我把自己的全部人生押宝在他的“可能”上吗？我难道应该欢天喜地接过我的命运——那一点可能性吗？

“可是你说你打算和我结婚。”一定是哪里搞错了，我的震惊不亚于考试考零分。

“本来是的，但我不想再骗你了。”他对我没有爱情，有的是同情。

当他还在道歉的时候，我心里却只有一个想法：不能让妈妈知道，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种侮辱。我迅速地离开他，撇清相处多年的一切，一个人在家以泪洗面三个月后的某一天，我突然振奋起来，那是一种跌到谷底的重生。我报名了东京一家语言学校的短期留学课程——我们曾经说好要一起去东京蜜月旅行，现在我必须把自己扔到更大更陌生的环境里去磨炼，一切从头再来。

妈妈不知道这些事，不知道我一个人躲在日本舔伤口。中国人不聊这些难过的事，哪怕是跟自己的妈妈也不能聊。我从零学习化妆，学习怎么做一个受男人喜欢、至少不被他们害怕的女人，学习与人相处之道，我发现哪怕我只是打零工，面对的人际关系也比面对在一群象牙塔里的同学们要复杂得多。我每周都给妈妈打电话，我们只聊一些不重要的、不需要解决的事。

起初我跟妈妈说，我在日本玩一段时间就会回去，继续把博士读完，考职称进高校工作。

后来我恋爱了，对方是在日本出生的中国人。我跟妈妈特意强调：是中国人，不是日本人。我当时一定还是想讨好她，想让她放心。可她却冷不丁地问一句：“那他会说中文吗？”

我哑口无言，因为他一点都不会，他爸妈也由于来日本多年，把中文忘得差不多了。

我只能生气地说：“会不会说中文一点都不重要。”

妈妈说：“那你为什么要强调他是中国人？”

妈妈就是这么不依不饶地想让我不开心。我读了很多心理学的书，学着把她的生活和我的生活分割开来，并以一种宽容的心态面对她，这的确让我好受很多。

我记得跟妈妈说不准备回去把博士读完的时候，她在电话里沉默很久。我紧接着说了一些放弃的理由，例如我凭自己的能力和学历已经能在日本找到一份稳定工作了，例如现在博士已经含金量不高了，例如我觉得自己当学生已经足够久了。

妈妈听着，突然说：“你是不准备回来了。”

我当时像是被冒犯了一样，怨她说话武断，给我下定论。如今事实证明她再次言中了，我不仅在这里结了婚，还要在这里生孩子。我不仅没有嫁给一个中国人，甚至他连混血都不是。

六零后“不快乐妈妈”独自来到异国他乡，与定居于此的待产女儿重启久违的同居生活。被时代和人性辜负的母亲、想逃离母亲如山般爱意却愈加走进漩涡的女儿，她们之间横隔着母女之间的山、时代之间的山、文化之间的山。

两代女性内心隐秘、柔软却坚韧的东西被层层剖出，在生活的对峙中于无声处和解，如逢光而融的坚冰，以冰层之下潺潺流动的细微情感孕育出巨大的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