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世界的相遇

后记

虽然早在我上大学时，我就曾暗自立下志愿，要做一个像闻一多那样的诗人兼学者，但我不是一位“诗论家”，也不是一位“批评家”。作为一个习诗者，我们在创作的同时不得不从事一种诗学探讨，这就是我写作许多诗论文章的一个内在动因。

至于我在后来所涉足的诗歌翻译研究，这也是一个足以吸引我的领域。乔治·斯坦纳说 “伟大的翻译比伟大的文学更为少见”，对此我深以为然。我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不仅引领自己洞悉翻译艺术的奥秘，而且同我其他的诗学探讨一样，也试图以此彰显出语言的尺度、诗的尺度，甚至试图以这种方式“对我们这个时代讲话”。　

自20世纪80年代前后到现在，我在诗歌的路上已跋涉了40多年了。这三卷诗论随笔集就折射出这一曲折历程。说起来，我所出版的诗论随笔集远多于自己的诗集，我在这方面所耗费的心血和精力也超过了我在创作上的投入。但是我也“认了”，因为这同样出自一种生命的召唤：成为一个自觉的而非盲目的诗人，加入我们这个时代的诗学锻造中来，并在今天尽力重建一种诗人、批评者和译者三者合一的现代传统。这就是这些年来我和我的一些同代人所要从事的“工作”。

在诗学探讨、诗歌批评和研究之外，我也写有许多和我的诗歌经历、人生经历相关的随笔文字。这些随笔文字，有更多的生命投入和“燃烧”，在语言文体上，也更多地带有我个人的印记。不管怎么说，“把批评提升为生命”，这就是我要试图去做的。

我也曾经讲过，我的全部写作，包括创作、评论、随笔写作和翻译，都是以诗歌为内核，也都是一个整体，虽然它看上去“不成体系”。我没有那种理论建构能力和野心。我也从来不喜欢那种模式化的体系。 

谢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纯粹”的约稿，谢谢多年来读者和诗人们的激励。30多年前，我的第一本诗论集《人与世界的相遇》出版后，我以为那是一本薄薄的小书，但是当我听到一些年轻的诗人满怀感激地谈到它时，我感到了一种责任。在后来，当我收到海峡对岸一位杰出的女诗人来信，说她整个傍晚都在阳台上读我的诗论集《没有英雄的诗》，天黑后又移到屋子里开灯继续读，读到最后发现自己脸上已流满了泪时，我不由得想起了汉娜·阿伦特的一段话：

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illumination），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

这是我一生中读到的最激励我的一段话。我感谢这种激励。不用多说，我的许多随笔写作就来自这样的激励。

这三卷诗论随笔集是从我已出版的10多种诗论随笔集中选出来的，其中第三卷《以歌的桅杆驶向大地》的大部分文章为近两年来尚未结集出版的新作。编选这三卷诗论随笔，对我来说是一件难事，有时真不知道怎么编选才好，尤其是早些年的一些诗论文章，它们在今天很难让我满意。因此，这次我在“尊重历史”（因为它们已出版发表过）的前提下，又对许多“旧文”进行了修订。我想这种修订还会伴随我们的，因为艺术和人生就是一个需要不断“重写”自己的历程。

王家新

2021年7月28日，望京

人与世界的相遇

一

我很赞赏斯宾诺莎的一句话：不哭，不笑，但求理解。这正是一个起点。面对复杂的世界，我们所遇到的正是一个不再简单地说出“是”或“否”，而是怎样更真实、更深刻地把握它的问题。 

同时，就我们这代人来说，写诗的过程好像就是诗本身逐渐意识到它自己的过程。人们早就提出“把诗当成诗”，但这句话到后来才被深刻化，那就是必须把诗当成一种自身具足的、具有本体意义的存在。诗有它自身的自律性。看起来是你在“写”诗，实际上却往往是你在听命于它。有时它甚至像卡夫卡的城堡，在前方隐隐出现，你却失去了通向它的道路。

在我看来，这些正是一个诗人所面临的难题。也许一个人在最初写诗时不会想到这些（那时我们都很自信），但或早或迟他将困惑于此。他也必须穿过困惑达到一种更智慧的境地。这正如江河笔下的夸父：“上路的那天，他已经老了/否则他不去追太阳/青春本身就是太阳。”（《太阳和他的反光·追日》）这里面正暗含着一种深刻的转换。

二

那么，要真正接近诗并更深刻地把握世界，对自我的“超越”就不能不是一个前提。诗人当然必须体现出人类的自我意识，必须更深切地揭示出人自身的存在，但目前的问题是许多人已习惯于把文学的主体性视为一种“自我中心”，不是自我封闭，就是用一种绝对的“自我”君临一切。问题就在这里：在一些诗人那里，诗不得不再次降为“工具”——一种自我表现的工具。诗和世界的存在都不得不听命于这个“自我”，其本身却失掉了意义。

还是想想莫里亚克的这句话吧：只有到了不再热衷于自己时，我们才开始成为作家。创作是必须从自我开始的，但“自我”却往往是一座牢房。只有拆除了自身的围墙，我们才能真正发现人与世界的存在，才能接近诗并深入它。而诗人之为诗人，只在于他能感知到诗，并且具备一种使诗得以“现身”的本领。所以诗人并不等于诗，诗人也大可不必把自己看得比诗更重要。所以面对着世界和“上帝”的存在，T. S. 艾略特会这样说：“我们能希望获得的唯一的智慧，是谦卑的智慧。”并且只有这种谦卑才是“无穷无尽的”。（《四个四重奏》）

对诗的理解就是如此不同，或者说需要一个过程。一个人写诗，往往是在有话要说的情况下拿起笔来的；他写诗，是迫于一种生命内在的需要。当他成熟一些后，他懂得了如何使自己从诗的表层退出而潜入其内部，让他所创造的世界替他说话。当他达到更高境界，体验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后，他就不再热衷于所谓的“自我表现”了，他澄怀观道，心与道合，在对现实和自我的双重超越中，以诗的光芒为我们照亮出一个世界的存在。到了这种程度，他就可以像毕加索一样说：我不探索，我发现；就可以像“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那样，在世界的呈现面前惊奇不已，并于心淡意远的一瞬，与“见”到的一切凝为一体。

三

诗，正来自这种人与世界的“相遇”。

就一个诗人来说，在平时他只是一种日常存在，只有在某种与世界相遇的时刻，他才成为“诗人”。因为这种相遇唤起了他内在的精神性和感知力，使他产生了与某种“存在”的呼应，从而超越现实生活进入诗中。

这里所说的“世界”，既不是抽象的，也不局限于某一物，而是诗人在他的直观中“见”出的世界本身：它首先是感性的，同时又具有某种诗的意味。它是诗人通过具体的物象所把握的存在本身，是在语言的运作和造化活动中，世界的存在由隐到显的呈露。

有这样一则著名的禅宗公案：老僧30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然是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五灯会元》）

“得个休歇处”后所带来的正是一种更深刻、智慧的转换，即把世界的存在看成是一个自在的本体，不再以人的主观意愿来肢解这个无言独化、自身具足的世界。针对人类那种“盲人摸象”式的虚妄，现象学哲学也曾提出“回到事物本身”。回到事物本身即要求我们摒弃那个主观性太厉害了的“自我中心”，转而把世界的存在本身认作感知的对象，进而融于其中，以重新获得人与世界的交流。

这种转换，可以说是一种“以我观物”到“以物观物”的转换（参见叶维廉《中国古典诗和英美诗中山水美感意识的演变》）。“以我观物”即以自我君临一切，把主观的东西强加到客体上，结果是把一切都弄成“我”的表现，以放大了的自我涵盖住整个世界的存在。“以物观物”则视自己为万物中之一物，拆除自我的界限而把自身变为世界呈现的场所。宋人邵雍曾指明这二者的区别与利弊：“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如果说道家的心是“空”的（空故纳万境），先哲们在论诗时也很讲求“虚以待物”（虚怀而物归）。人往往是被束缚在自身的局限性里的。要与万物达成交流，就需要破除自我的排他性而增大心胸的涵容性。这样，不是诗人用他的主观去淹没世界，而是诗本身通过他而呈现、而歌唱了。在这种情形下，人才会真正成为“诗人”。这时你就会感到：不仅仅是你在写诗，而且诗也在“写”你；在你感知到诗的同时，诗也以其自身的力量影响着你。就是在这种看似“被动”的情形下，诗人进入了一种“神与物游”的境界。

意义还在于，这种“以物观物”的方式不是“降低”了人，而是有助于我们从更高的层次上观照人与世界的整体存在。世界既然是作为“无言独化”的世界，那它就是超乎一切人为的限定的，要把握它，就必须破除一己的主观的虚妄，而将自己带入世界之中，深入其中而将自己“物化”（庄子语，意指物我界限消解，万物融化为一）。像中国画中的那些山水人物，不是凌驾于万物之上，而是在万物存在的空间里浑然“坐忘”成一块石头。消除了人为的干扰和障碍，才能让世界“呈现”出来，让事物与事物自成一种境界。这种“与物同一”的结果，是事物自身的由此生长和展开，而在这种事物本身的协调里，像哲人们所描述的那样：物既客亦主，我既主亦客。“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可以由我到物，也可以由物到我，物与我相呼相应相互演化，共同构成一个浑一的诗的空间，“老黄杨树那强劲的叶子/潜入风中，召唤着我们/消失在宇宙的莽原里/在那里，我们坐在草底下/得到永生，就像尘土”。这是勃莱的一段诗。这位深受中国道家和古典诗启示的美国诗人，创造出了一种多么高超的境界！他不仅仅是在“表现自我”，而是与“道”合一了。古人讲“山水是道”，海德格尔也认为所谓“真理”不是别的，而是存在物“本身的被照亮”，是事物由隐到显而自成世界的现象。如果是这样，那么诗人在事物呈现时所做出的凝视、呼应和感悟，就有可能在其纯粹的一瞬间，使世界向我们显出“真身”。

四

这就是我理解的“相遇”。这种相遇产生了“精神”的东西，也产生了诗。正如法国现象学美学家杜夫海纳所指出的那样：当我们知觉或认识事物时，意义就是作为对我们呈现的事物本身。意义产生在人与世界相遇的时刻。（大意）因而，他会这样告诫我们：“人愈深刻地与事物在一起，他的存在也愈深刻。”

这又使我想起了陶渊明。他的诗中没有故作玄虚的东西，没有“神秘”“无限”之类的字眼，却有着与世界的一次次相遇。如果说“道”既不可见又不可言，他却在自然、农事和日常生活中“见”出了它。是的，除了世界的存在本身，此外并无其他神秘可言。进入这个世界之中，以最朴素的心境去感应和接受万物，那种“诗”的东西才会经过我们而呈现。这时，诗人往往不再刻意寻求什么，却会在一种“神遇”中，出乎不意地被诗所俘获。受过东方诗启示的拉美诗人帕斯有这样一首《惊叹》（叶维廉译）：

静

　　不在枝头

在空中 

　　不在空中 

瞬间

　　一只蜂鸟

诗人之所以“惊叹”，正因为他在一种猝然相遇中，受到震动和启示，把握住了“此中有真意”的存在本身。诗中去掉了一切多余的东西，却体现出一种深刻的“悟性”。的确，这种相遇类似禅的“顿悟”。诗以及世界的本相往往隐而不露，只是在某个瞬间才向人们呈现。抓住了这个瞬间，也就“当下即得”地把握住了世界的存在。李泽厚认为禅的秘密是以瞬时形式体现永恒，在瞬间的永恒中，体验到“我即佛、佛即我”的最高境界。诗的“秘密”也往往如此。当然，这种“相遇”，这种“悟道”，不是说来就来的，它需要以对生存的全部体验为基础。如果但丁离开了他的“地狱”和“炼狱”，一开始就来到了“天堂”，那么这种“天堂”又有什么意义？有一句古希腊格言是这样说的：向上之路即向下之路。

这并非虚妄的臆想，而是一再被人们体验到的诗的超越。这种与世界的相遇，是智慧的喜悦，是诗的美好而幸运的机缘。正是这种相遇，沟通了人与诗。在这种相遇里，是你找到了诗，也是诗找到了你。是你对世界的返回，也是事物对你的造访。的确，如同叶芝所说：智慧不是阴冷的食肉兽，而是一只蝴蝶。当它轻盈自在地飞起的一刹那，你不能不为之凝神，并再次感到世界的神奇。

 《人与世界的相遇》收录王家新自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的34篇诗歌评论及随笔，包括《人与世界的相遇》《这个时代的写作》《卡夫卡的工作》《诗与诗人的相互寻找》等。既有对中国诗坛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冯至、海子、张枣、多多，以及叶芝、里尔克、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等中外诗人的诗作的评论研究与诗学探讨，也有与作者本人的诗歌经历、人生经历相关的随笔文字，是作者多年来诗歌理念与诗学研究的文字合集，深入探讨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讨论了不同诗歌流派的出现的源头、诗歌语言与主题的变化、当代诗歌的写作困境等。

本书卖点

1.书中收录的诗歌评论深入探讨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讨论了不同诗歌流派的出现的源头、诗歌语言与主题的变化、当代诗歌的写作困境等，文字精准条理性强、思路明晰。

2.除诗歌评论外，还有王家新与海子、多多、苇岸等中国诗人交往的回忆，是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国诗坛不可多得的一手资料。

3.王家新是著名诗人，也是著名翻译家，书中记述了作者在翻译策兰、曼德尔施塔姆等外国诗人诗歌时的处理方式，对汉语读者如何理解、看待外国诗歌译文，进而理解诗歌的本质颇具指点作用。

 王家新三十多年来诗论和随笔的精选集之一，对国内外多位有影响的诗人的作品予以评论和研究，其中对国内特立独行的诗人多多、海子、张枣的评价更为独到。作者作为诗人、翻译家对外国诗歌的翻译有着切身的感受和体悟，其心得有助于读者对策兰等名家作品的解读。作者还记叙了自己和海子、多多、苇岸等诗人交往的点滴，具有一定的文坛史料价值。许多篇章富有诗意，叙述性语言也闪耀着诗性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