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与中国文化：：：

弘扬经典 走向未来
——序《读懂元典》丛书
李振宏
华夏出版社的《读懂元典》丛书就要和读者见面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我很高兴有机会和读者朋友就这个选题说几句话，聊聊对元典文化的一些想法。
20世纪90年代，我曾主编过一套《元典文化丛书》，当时“元典”这个概念还不十分流行，有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用“元典”，而不是人们习以为常的“经典”。我当时是想写一篇小文来谈谈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就放下了。现在就借机来谈一点简单的想法。
中国历史上的先秦时代和秦汉之际的社会变革时期，产生了一批影响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和中国民族性格的基础性文化典籍，如《周易》《诗经》《尚书》《春秋》《老子》《论语》等等。由于从汉代起儒家研习的先秦《五经》被国家确立为全体国民都必须遵循的思想法则，《五经》获得了在社会政治和社会文化生活中不可质疑的神圣性，一直延续至宋《十三经》，在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史上，就形成了一批只能被尊奉而不能怀疑和批判的文献典籍。汉以后研习《五经》《十三经》的学问，被称为“经学”；经学典籍《十三经》，即被称为经书、经典。“经典”二字，代表着典籍的神圣和尊严。
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革命性和批判性，教会我们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改变了我们对经典只能遵循而不能分析和质疑的思想态度，传统《十三经》成为我们研读、分析和思考的对象，而失去了不可分析的思想权威属性。所以，在马克思主义普及的今天，把传统文化典籍当作“经典”而盲从的传统积习，应该改变。虽然我们已经习惯了“经典”二字，但在科学而理性的文化研究和文化传播活动中，尽可能地避开不科学的做法，是文化学者应该考虑的问题。
于是，我们选择以“元典”来指称《周易》《诗经》等等这批古老的文化典籍，并一般性地称之为“中华元典”。“元典”是什么意思呢？
元者，始也，首也，意谓“第一”和“初始”。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批文化典籍，对以后思想文化的发展，具有初始意义。
元者，大也，意谓宏大而辽阔。这批文化典籍提供的思想场域，涵盖了后世中国思想发展的诸多问题意识，具有全覆盖的特点。
元者，善也，吉也，有美好、宝贵和嘉言之意。这批文化典籍提供了后世中国最宝贵、善良和美好的思想修养资源。
元者，基也，根也，具有基础、根本、本源之意。这批文化典籍是后世中国文化的基础和出发点，一切思想元素都来源于此，一切思想的发展都以此为根基。
元者，要也，有主要、重要之意。这批文化典籍不是中国文化典籍的全部，但却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
总之，“元典”包含有始典、首典、基本之典及大典、善典、宝典等意蕴，“元典”称谓，既在某种程度上包含了传统的圣典、经典之义，又避开了对传统典籍非理性尊崇的嫌疑。这是我们对“元典”称谓的简要说明。
先秦和秦汉之际产生的“中华元典”包含了后世中国思想文化的各种因子，历史地决定了后世中国历史与文化发展的方向、性质和特征。中国所以是中国，所以是今天这样的文化面貌，所以在文化精神、民族性格的方方面面都迥异于西方，即是由它们所奠基的。读懂元典，对于我们今天认识自身的文化面貌，了解文化国情，理解中国历史文化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中华元典诞生在春秋战国和秦汉之际的社会大变革时期，是对社会转型、社会变革所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的基础性问题的回答。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又处在一个历史的转型期。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必然要求以文化的变革为先导、为前提，同时也作为最终巩固经济、政治变革成果的牢固根基。然而，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变革，都不可能是对先前文化传统的革除，而恰恰相反，民族文化的每一次更新，都是对原有文化传统精髓在更高层次上的发扬和转换，是将原有文化传统在其开端时已蕴涵着的文化意蕴在新形势下重新发现，重新唤起，并赋之以新的生命活力。唯有如此，文化才有更新，才有发展；唯有如此，文化也才有绵延不断的统绪，也才能为全体民族成员认同和承袭。这就是在两千年后我们还要重温元典的历史根据。历史昭明，再读元典并读懂元典，对当今社会的历史进步，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欣赏华夏出版社的这套丛书！
我了解丛书的部分书稿，知道它可以实现丛书组织者的初衷。
读懂元典，首先是要了解元典本身所蕴含的思想意义。丛书在这方面有充分的解读。
但读懂元典的真正含义，还不止于此。元典所以是元典，是被历史所证明的，是被历史选择出来的，它真正对后世历史起到了根本性的影响和奠基作用。所以，读懂元典，还需要了解这些元典典籍对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对中国国民性格的塑造，怎样起到了一种奠基性、支配性的作用；进而还需要知道我们的民族精神之来源，以及民族文化传统形成和发展的来龙去脉，从而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对民族文化的发展史，作出清醒的考察和历史的反思。弄清这些问题，是读懂元典的深层次要求。所以，丛书作者也都着力于此，尽可能去梳理中华元典对后世中国文化的全方位历史影响。丛书的最大篇幅，都用在了读懂元典的这个方面。
这套丛书是有特色的，相信它可以受到读者的欢迎。希望丛书发挥出它强大的指引与激励作用，最终可以帮助当代青年认识我们的文化国情，了解中国文化的发展道路和文化特色，进而以清醒的头脑面对传统、走向未来。

温柔敦厚与民族性格
中国人有一个显著的性格特征，那就是温柔敦厚。这种性格特征的形成，与《诗经》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礼记·经解》引孔子的话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意思是说，来到一个国家，就可以知道这个国家的教育情形。如果国民在“为人”方面显示出温柔敦厚，那就说明国君善于用《诗经》来教化百姓。
“为人”的温柔敦厚，怎么与《诗经》联系得这般紧密呢？唐代孔颖达解释说：“ 温， 谓颜色温润； 柔， 谓情性和柔。《诗》依违讽谏， 不指切事情， 故云‘ 温柔敦厚’，是《诗》教也。”可见，温柔敦厚原先所指的是《诗经》在“依违讽谏”方面表现出的显著特色。所谓“不指切事情”，也就是《毛诗序》所说的“主文而谲谏”。汉代郑玄解释说：“主文，主与乐之宫商相应也。谲谏，咏歌依违不直谏。” 孔颖达进一步说：“ 其作诗也， 本心主意，使合于宫商相应之文，播之于乐。而依违谲谏，不直言君之过失，故言之者无罪，人君不怒其作者而戮之，闻之者足以自戒，人君自知其过而悔之。”（《毛诗正义》）所谓“依违”，就是指“谐和不相乖离”（颜师古《汉书·礼乐志》注）。可见，作诗的温柔敦厚，是指诗人在以诗规谏统治者时，必须通过委婉曲折的文辞来表达，不能过于切直尖刻，以维护君主的尊严。用《诗》来教化百姓，温柔敦厚的作诗特色也就自然地转变为“为人”的合理要求了。
温柔敦厚并不是委曲求全、顺从妥协，《礼记·经解》中说：“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真正懂得《诗》教的国君，就应该使百姓变得温柔敦厚而不是愚昧地臣服。愚，就是愚昧，是善恶不辨、是非不明。如何让人民温柔敦厚而不愚呢？孔颖达分析说：“以《诗》化民，虽用敦厚，能以义节之，欲使民虽敦厚，不至于愚。”这意味着，义应当成为温柔敦厚的原则，有了义这份精髓，温柔敦厚才不至于变为愚昧不化。
大致说来，温柔敦厚的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诗经》诗篇在情感表达上所呈现的“温柔敦厚”的作品特色；一是国民受《诗经》教育，影响于为人处事而表现出的“温柔敦厚”的性格特征。
“温柔”与“激切”
《诗经》中的许多篇章情感内敛，行文有致，的确表现出了“温柔敦厚”的某些特点。如《齐风·南山》诗是揭露文姜、齐襄公兄妹私情的，文姜是鲁桓公的夫人，桓公十八年（694），文姜与桓公一起到齐国去，桓公发现了文姜与齐襄公的暧昧关系便斥责她，文姜将此事告知齐襄公，襄公便派人害死了鲁桓公。《诗小序》说：“《南山》，刺襄公也。鸟兽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恶，作诗而去之。”诗的内容与《诗小序》所指的本事是一致的，它是齐国人对齐襄、文姜丑恶行为的讽刺。诗云：
南山崔崔， 南山巍峨又高大，
雄狐绥绥。 雄狐皮毛鲜又亮。
鲁道有荡， 鲁国大道平坦坦，
齐子由归。 文姜由此去出嫁。
既曰归止， 既然已经嫁出去，
曷又怀止。 为何又要再回来。
诗中把齐襄公比作淫荡的雄狐，暗示私通之事。“既曰归止，曷又怀止”，一宕一扬，将兄妹隐私婉转道出。此诗的讽刺婉而不直，含而不露，所以《诗义会通》评论说：“逆伦蔑理，人道已尽，而诗特和缓，若不欲深斥者，所谓微文刺讥，亦温柔敦厚之旨也。”从作诗的角度去分析，“温柔敦厚”的创作手法自有其一定的合理因素，它不直接道破，而是留下空间以调动读者、听者的想象，是借读者、听者的艺术联想而巧妙地达到预期的创作目的。
再如《小雅·采薇》，其中的名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东晋谢玄称它是《诗三百》中最佳的句子，其原因，一是此数句诗描写内容情景交融，深切感人。二是它所表现出的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风格特色。诗中写道：
采薇采薇， 采薇菜呀采薇菜，
薇亦作止。 薇菜已经长起来。
曰归曰归， 说回去呀说回去，
岁亦莫止。 眼看一年到了头。
靡室靡家， 我们离乡又背井，
玁狁之故。 都是狁的侵入。
不遑启居， 我们不能得安居，
玁狁之故。 都是狁的侵入。
这首诗的主题是反映戍边士卒的生活苦况。一位久戍边疆的士兵，饭吃不饱，不得不靠采摘野菜来充饥。饥饿的煎熬，引发了他与家人团聚的渴望。听说战争即将结束，回家团聚的梦想看来就要实现。但是，一年过去了又来一年，还是不能回家。有家，也等于无家一样。王先谦引《鲁说》：“古者师出不逾时者，为怨思也。天道一时生，一时养。人者天之贵物也，逾时则内有怨女，外有旷夫。《诗》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三家义集疏》）这就是说，“昔我往矣”几句是征夫因为逾时不归而发出的嗟叹和怨恨。所谓“《采薇》之思”，指的就是这种情绪的流露。但这位征夫识得大体，把自己的这份怨恨嗟叹归罪于外族狁的入侵，而不直接指向当朝的天子和将帅，以免动摇军心。整首诗写得哀而不伤，怨而不怒，但统治者从中应该有所警戒，这当是作诗者的创作意图。
再举一例。卫宣公是春秋时代一个荒淫无耻的昏君，他劫夺儿媳的乱伦行为，事见《左传》桓公十六年。对于这件丑事，卫国人作《新台》诗进行了讽刺。《诗小序》说：“新台，刺卫宣公也，纳伋（伋是宣公和庶母夷姜所生的儿子）之妻，作新台于河上而要之。国人恶之，而作是诗也。”整首诗分三章，内容彼此相近，第一章是这样的：
新台有泚， 新台耀眼又明亮，
河水瀰瀰， 河水绕台慢流淌。
燕婉之求， 本想找个如意郎，
籧篨不鲜。 不意碰上丑蛤蟆。
诗并不直切宣公乱伦的事情，而是用比喻的手法将事情隐约曲折地点出，确实显得“温柔敦厚”，也即《诗大序》所说的“主文而谲谏”。应该说“温柔敦厚”仅是《诗经》部分作品的风格特点，并非全部或整体的特点。由于汉儒“诗教”主倡“温柔敦厚”和“主文谲谏”，使许多诗篇的诗意受到了曲解，如《郑风·狡童》：
彼狡童兮， 那位漂亮的少年啊，
不与我言兮。 不和我一起交谈了。
维子之故， 就是因为你的缘故，
使我不能餐兮。 使我吃饭觉得不香。
彼狡童兮， 那位漂亮的少年啊，
不与我食兮。 不和我一起进餐了。
维子之故， 就是因为你的缘故，
使我不能息兮。 使我歇息也觉不安。
这首诗琅琅上口，明白如话，写的是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矛盾，情调较为伤感。但《诗小序》以为：“《狡童》，刺忽也。不能与贤人图事，权臣擅命也。”忽，就是郑昭公。按照这种解释，诗就成了是借一对情人的爱情矛盾来曲折地讥刺郑昭公不能与贤臣共商大事，结果让一班佞臣掌握了大权。言外之意就是希望郑昭公要明辨善恶、回心转意了。如果《狡童》诗确是讥刺昭公的远离贤臣，诗的风格固然就是“主文谲谏”，“温柔敦厚”了。显而易见，《诗小序》曲解了诗意。
汉儒这类的解诗很多，但《诗》中内容的实际却并非汉儒所言的那样“温柔敦厚”。如《王风·采葛》：
彼采葛兮， 那位采葛的女子啊，
一日不见， 一天不见，
如三月兮。 犹如度过了三个月啊。
彼采萧兮， 那位采萧的女子啊，
一日不见， 一天不见，
如三秋兮。 犹如度过了三秋啊。
彼采艾兮， 那位采艾的女子啊，
一日不见， 一天不见，
如三岁兮。 犹如度过了三年啊。
这明显是一首恋歌，但在汉儒的眼中却成了“惧谗”的思君之作，就是说作者担忧有奸臣向君王进谗言，离间我们，所以就作此诗委婉地进行劝谏。这样解释显然与《诗》的原旨不相符合。
汉儒为了维护“温柔敦厚”的“诗教”，对许多无关君臣的诗进行曲解，自有其当时的社会背景。这种诗歌理论，实际上是适应汉代大一统的新形势而提出的，它是企图通过文学来维护封建统治的一种特殊的艺术手段，从而达到以诗教民，以诗化民，民同上情，上下谐和的统治局面。出于这种需要，他们要求诗歌塑造的是怨而不怒、温柔和顺的文学形象，反对激切直率的批评作品。汉儒的这种解诗方法在以后的历代都遭到不少作家、文论家的批驳和责难，也就不足为怪了。
平心而论，《诗经》中有不少“温柔敦厚”之作，但也有不少与此相反的激切之作，言辞绝不遮遮掩掩，情感也不吞吞吐吐，痛快而犀利，如《小雅·巷伯》对谗人的痛斥：
彼谮人者， 那个毁谤别人的家伙，
谁适与谋？ 是谁在后面给他主谋？
…… ……
取彼谮人， 要把那个谗害别人的家伙，
投畀豺虎！ 喂给山里的豺狼老虎。
豺虎不食， 这种人可能豺虎都不屑吃，
投畀有北！ 那就把他扔到北边的冰窟！
有北不受， 冰窟也可能因为肮脏不受，
投畀有昊！ 那就把他交给苍天去处置！
显然，这首诗是不能用温柔敦厚、主文谲谏来解说的，此诗者最后还自报姓名，毫不畏惧当权者的加害：“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唐风·鸨羽》诗中对君王的批评也颇直截了当：
王事靡盬， 国王差事没个完，
不能蓺稷黍， 不能回家种庄稼，
父母何怙？ 父母生活怎么办？
悠悠苍天， 悠悠苍天快开眼，
曷其有所！ 何时让我回家乡。
诗中流露的对君王的怨愤和不满，是显而易见的，格调也显得激切慷慨。在《小雅·节南山》诗中，作者“家父”为国事“忧心如焚”，因而直刺执政大臣师尹：
尹氏大师， 姓尹的太师，
维周之氐。 是周朝的柱石。
秉国之均， 掌握国家政权，
四方是维。 四方靠他维系。
天子是毗， 天子需他辅佐，
俾民不迷。 百姓赖他不迷。
不吊昊天， 浩浩苍天啊，
不宜空我师。 不能让他断了我们生计。
诗人作此诗的目的在于“以究王讻”，追究周王朝过失的根源，也即尹氏是造成“丧乱弘多”的罪魁祸首。全诗流荡着一种强烈的愤慨给人以震撼，是一首典型的激切之作。后代有人为了维护《诗经》“温柔敦厚”的“诗教”，把一些激切之作也归入“温柔敦厚”的范围，就难以让人接受和信服了。如黄宗羲在《万贞一诗序》中说：
疾恶思古，指事陈情，不异薰风之南来，履冰之中骨，怒则掣电流虹，哀则凄楚蕴结，激扬以抵和平，方可谓之温柔敦厚也。
显然，黄宗羲把汉儒“温柔敦厚”诗教的外延作了无限扩大。准确地说，“掣电流虹”的作品，它给人的感觉决不是温柔敦厚的。应当说，温柔和激切是两种不同的创作风格，称赞激切之作并不意味着对温柔之作的否定。或者可以说，温柔之作，在某一层次上更显得有艺术味。但是，如果我们像汉儒那样，给一切诗作套上“温柔敦厚”的枷锁，那么这种风格就可能不受人欢迎了。汉儒以后，宋明理学家也提倡温柔敦厚，明清之际的一些启蒙学者也未能免俗，如王夫之就以“温柔敦厚”的标准来批评庾信，讥刺元稹、白居易：“杜（甫）且不足学，奚况元白。”（《明诗选评》）乾隆时代的诗坛领袖沈德潜更是以提倡“温柔敦厚”的诗教而闻名，但他的保守做法受到了袁枚的严厉批评。这说明，诗歌的创作风格是不能强求一律的，如果以偏概全，片面地认为诗歌的艺术风格只能温柔敦厚，婉转含蓄，完全排斥慷慨激切之作，那就会形成新的创作教条，束缚诗歌艺术风格的百花齐放，从而对人的个性产生新的禁锢。

《〈诗经〉与中国文化》是我社推出的“读懂元典”丛书中的一种。全书共分为十二个部分，详细介绍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主要内容和它对中国传统文化各个方面的深刻影响。古人说“不学诗，无以言”，可以说，《诗经》的文化和精神渗透到古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它成为我国古代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在现代社会，《诗经》的教化和治世功能有所削弱，但它对人们的审美培育和情感陶冶依旧非常重要和显著。因此，如今的人们尤其是青少年读《诗》学《诗》热情仍然很高。《〈诗经〉与中国文化》一书，对普及我国优秀而丰富的古典文学，发扬古人“诗以言志”的优良传统，陶冶和提升现代国民的精神情操和文史素养，均有助益。

　孙克强，□，1957年生，河南开封人，复旦大学文学博士。曾任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现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词学学会副会长，中国韵文学会副会长。

 张小平，□，1962年生，安徽歙县人。现任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安徽省文艺□□家协会副主席。

《诗经》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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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正与文人风范

温柔敦厚与民族性格

教化与统治思想

生活表现与审美特征

诗歌与音乐

风雅比兴与艺术精神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