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寺庙

一、灵隐寺

二、报国寺

三、少林寺

四、法门寺

五、玉泉寺

六、栖霞寺

一、概述

(一)源起及演变

灵隐寺始建于东晋威和元年(326年)，距今大概已有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其“灵隐”的名称，相传为印度僧人慧理所起。当年，慧理和尚由中原云游入浙，至武林(今杭州)，觉得这里景色奇幽，见有一峰而叹曰:“此乃中天竺国灵鹫山一小岭，不知何代飞来?佛在世日，多为仙灵所隐。”遂于峰前建寺，名日“灵隐”。

相传在建寺之初，所有戒条清规、礼仪规制只是稍具雏形，僧众不多，规模也不大，隐于山林之中，香客稀少，青烟绕梁，景致幽深而寂寥。此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南北朝时期才得以改善。当时，由于南朝王室变迁，更相迭起，大部分帝王都采取佛教的政策来教化人民，以匡扶社稷，以南齐的竟陵王萧子良与梁武帝萧衍等为显著代表。梁武帝在位近五十年，他以佛法治国，整理内政、文教等事业。更为甚者，他自己也出家为僧，并下诏“舍道归佛”，将佛教奉为国教，随即大兴土木，建寺立塔，一时间，佛刹林立，各士族门阀皆全力效法，广修庙宇，佛教就此在南朝鼎盛，著名诗人杜牧曾有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而灵隐寺在此时也得到梁武帝萧衍的青睐，得以赐田扩建，兴建工程，其规模日趋壮大，游人增加，香火旺盛。

北周武帝期间(561-578年)，朝廷认为:人民信佛，供养出家人会不专心于生产，出家人没有财产，不从事物质生产不用交税，影响国家财政收入。于是下令:“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诏令发布之美后，立即实施。“融佛焚经，驱僧破塔，....

宝刹伽蓝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这次诏令实施虽是在北方进行，但是隐于南方的灵隐寺也受到很大程度的冲击，不少僧人或还俗或隐居，致使灵隐寺显出荒凉寂寥之态。至隋文帝杨坚时情况大为改观，他曾下敕:“好生恶杀，王政为本。”在京城及诸州置官立寺院，行道日禁绝杀生，修复荒废的寺院，奖励建立寺院。开皇十一年(591年)，诏称:“朕位在人王，绍隆三宝，永言至理，弘阐大乘。”此后，不论公私，寺院如雨后春笋般林立，从王公大臣到平民百姓皆笃信佛教，广善布施。为报答神尼智仙的养有之恩，更于仁寿二年(602年)将智仙的舍利子运往杭州灵隐寺飞来峰，并于峰顶建塔，命名曰“神尼舍利塔”(后倾塌)，以资纪念。

五代时期吴越国王钱傲信奉佛教，始终奉行“信佛顺天”之旨，在位期间不仅广修庙宇塔寺，而且还大量印刷佛经布施佛像，使得杭州城乡各地，遍布寺院，寺与寺之间，梵音相闻，僧众云集。而他对灵隐寺的建设也尤为关注，据记载，当时规模已达到九楼、十八阁、七十七殿堂、僧众三千余人，成为江南名刹，常有异邦僧侣来此取经。在后周显德七年(960年)，他又从奉化请来高

僧延寿主持灵隐寺，新建僧舍五百余间，建石幢两座。东建百尺弥勒阁，西有祗园，房间合一千三百余间，亭廊曲折萦回，建筑精美细致，环境清幽淡雅。

自山门左右连接方丈，称为“灵隐新寺”。苏东坡《游灵隐寺》一诗中有“高堂会食罗千夫，撞钟击鼓喧朝哺”之句，可以想象出灵隐寺在当时的盛况。

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改灵隐寺为灵隐山景德寺。天禧五年(1021年)又改景德寺为景德灵隐寺。当时皇室对灵隐寺已经相当重视，在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章懿太后赐庄田及钱，作为修葺扩大寺宇之用。更于皇祐元年赐御绣《观音心经》二卷，《何回銮碑》及飞白黄罗扇等御用之物。庆历年间，丞相韩琦、参知政事欧阳修等奏赐契嵩所著书《传法正宗定祖图》《传法正宗记》《传法正宗论》三书合称〈《嘉祐集》)和《辅教篇》入藏。自此之后，灵隐寺闻名遐迩，海内外佛教信徒纷纷前来探求佛法。

南宋建都临安(今杭州)，当时宋高宗为保全皇位，偏安东南一隅，不思迎回被金人掳去的徽、钦二帝，却大力宣扬他的“孝道”，将一些名刹梵宇改为祈福祷告戒斋之所，并于绍兴五年(1135年)改灵隐寺为“灵隐山崇恩显亲禅寺”。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诏每年四月初八佛诞日赐帛五十匹给灵隐寺，并时常来灵隐寺进香祈福。宁宗嘉定年间评定浙江禅院，以余杭径山寺为第一禅院，……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灵隐寺、报国寺、少林寺、法门寺、玉泉寺、栖霞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