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舆论观与国家治理创新

李彪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教育部“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北京市高等学校青年教学名师奖获得者，首批北京高校青年英才计划入选者，等等。目前兼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中国新闻史学会传媒经济与管理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系列蓝皮书主编等。主要研究领域为舆论学、新媒体传播。

前言

绪论 马克思主义舆论观及其中国化、当代化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百年舆论观的演进脉络与创新发展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舆论学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

第三节 加快新时代中国特色舆论学的内容体系建构

第一篇 大舆论观信息生态

第一章 社交网络时代传播格局的变化

第一节 社交网络时代传播的新特点和新变化

第二节 社交网络时代的信息生产、分发和消费：社会大分工、解构“权威”

第二篇 大舆论观范式建构

第二章 信息传播范式下的社会舆论传播机制

第一节 社会舆情演变的过程及关键节点

第二节 社交网络时代社会舆情的内容特质及传播机制

第三节 社会舆情传播的特点与新变化

第四节 社会舆情生态的结构性转型与调适

第三章 情感传导范式下的网络舆论议题动员

第一节 议题修辞动员文献综述

第二节 社交网络与情感动员

第三节 舆论表达中的负面情绪启动与动员

第四节 社交网络时代社交媒体平台议题动员机制

第五节 网络议题的微观修辞策略与表征

第四章 关系网范式下的舆论话语空间生产

第一节 社群传播成为社交网络时代舆情传播的基本单位

第二节 虚拟社群内部的传播机制

第三节 虚拟社群群际的传播机制

第四节 危机语境下趣缘社群话语空间重构与维系

第五章 集群行为范式下的虚拟社会认同与极化

第一节 基于社会集群行为的虚拟社会认同建构

第二节 虚拟社会认同的形成机理：社交茧房

第三节 虚拟社会认同的建构机制及特点

第四节 虚拟社会认同的引导与管理策略

第三篇 国家治理创新

第六章 作为国家治理创新抓手的平台治理与引导

第一节 互联网平台与民众、政府权力之争的历史脉络

第二节 当代西方平台资本主义视域下互联网平台的本质特征

第三节 互联网平台扩张垄断的深层动因

第四节 互联网平台垄断的深远影响

第五节 互联网平台的公共治理路径与策略

第七章 从“后真相”到“后共识”“后治理”“后秩序”：国家治理范式转向

第一节 思维层面：网络社会治理体系的思想创新

第二节 顶层设计：舆情回应必须告别倒逼模式

第三节 基本原则：社交网络时代舆情应对的三十六计与上中下三策

第四节 机制保障：社交网络时代舆情应对的体制和机制建设

第五节 微观修辞：官方危机应对文本的传播修辞与话语生产

后记

绪论马克思主义舆论观及其中国化、当代化

第一节中国共产党百年舆论观的演进脉络与创新发展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舆论与舆论工作。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即将《新青年》作为党的理论刊物继续出版，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出版党的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党的舆论宣传事业正式拉开序幕。

纵观中国共产党100多年来的舆论宣传事业，中国共产党在领导舆论宣传事业的不同历史发展时期和社会变迁中形成了关于舆论宣传工作的独特观念，即中国共产党的舆论观。舆论观的形成历程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对舆论及舆论工作认知的观念史，既不是概念史，也不是思想史，因为概念和思想是不能指导实践的。观念史是存在论，是行动论，舆论观作为一种观念史，力求找出中国共产党在漫长的认知变迁中关于舆论的某些核心概念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再现某个既定时代党对舆论工作的基本看法。观念史来自活生生的实践并指导着实践，因此，要认识中国共产党百年舆论观演进，必须将党所提出的舆论核心观念置于具体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中，这样才能彰显其初心本义。

一、中国共产党百年舆论观的历史源流与逻辑起点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任何一个观念和认知体系的形成和发展，都必须经历较为漫长的涵化和养成过程。中国共产党的舆论观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其形成是中国古代舆论思想的自然演进与马克思主义舆论观的天然结合。

(一)中国共产党百年舆论观是中国古代以来舆论思想的结晶与升华在中国古代，帝王们一直将“舆论”作为其统治合法性的重要考量指标，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封建王权便是通过舆论实现了合法性建构①。如西汉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等观点，并进而演化为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宋明理学提出了“存天理，去人欲”....这些思想进一步演化为“内圣外王”的思想，宋代王安石变法后变化出了“正君心”的哲学理念，成为整个封建社会纲常秩序以及官僚体系的维系力量:一方面制约君权，另一方面训导百姓服从治理;民众也借助民谣、谣谚、谶辞等舆论形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抗议和抗争，如“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等。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走了一条区别于西方的独特的舆论制衡政治之路，对最高权力的制衡主要是道义制衡，道义制衡建构在“道高于君”的认识基础上②及至近代，国门大开，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一批传统知识分子向近代转型，开始吸纳借鉴国外舆论思想为我所用。魏源的“夷情备采”主张，王稻的“强中诹远”“义切尊王”思想，郑观应的“通民隐、达民情”的舆论观，某种意义上是历史循环论的世界观在新闻舆论思想上的反映;而严复的“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故”，梁启超的“去塞求通”等舆论主张，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从西方引人的庸俗进化论对政治哲学的影响，如果说“言论独立”“舆论之母”“新闻自由”等概念带有浓厚的西方资产阶级舆论学色彩，那么“耳目喉舌”“去塞求通”“史家办报”等则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报人根据国情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办报理论与舆论思想③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新式报章杂志迅猛发展，各类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大举进人中国。在言论先锋梁启超的影响下，“舆论”一词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普通读者面前，而舆论的影响及作用也逐渐为更多人所了解和接受④，开始了在近代社会的“正当化”过程⑤。人们感受到的“舆论”远非传统社会那种虚无缥缈的“天意”。在内核上，舆论被注入了民主、自由、平权的内涵。人们突破了传统舆论观朴素的民本观念，将舆论重新定义为“针对政……

本书主要分为大舆论观信息生态篇、大舆论观范式构建篇和国家治理创新篇三大部分。“绪论”为整个研究提供理论基点，回顾党的百年舆论观的演进脉络与创新发展；大舆论观信息生态篇(第一章)阐述了当前信息传播格局发生的变化，新闻信息的生产、分发和消费呈现出社会大分工的多元主体共存，整个社会的传播则呈现出不同平台接力传播、关系茧房化传播和情感(情绪)传播三大主线，也即说明何以产生大舆论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