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明治维新

小岛毅，1962年生，日本东京大学人文社
会系研究科教授，主攻中国思想史，尤其
是宋代朱子学。近年锐意于公众史学，尝
试从东亚视角和中日交流角度来讲述日本的历史，相关代表作包括《近代日本の陽明学》《父が子に語る日本史》《父が子に語る近現代史》《儒教の歴史》等。

前 言　　1 1　支撑明治维新的思想 朱子学、阳明学在日本的接受与幕末维新：学史为鉴　　7 源自中国的志士思想　　15 江户时代对儒教的接受：以冈山为例　　23 保科正之及：江户儒学的黎明　　44 2　朱子学传入日本 日本朱子学的形成：从文化交涉学的角度探讨　　55 日本对朱子学、阳明学的接受　　66 五山文化研究导论　　85 梦窗疏石私论：怨亲差别　　106 3　东亚之中的日本 日本古代史之省思：从东亚角度探讨　　131 日本与中国　　137 从丰臣政权出兵朝鲜考察日本外交的狭路　　141 所谓东北亚交流圈：从王权论的角度探讨　　161 中华的历史观：以春秋学为中心　　179 后　记　　202 出版后记　　204

中国的儒家思想不仅塑造了古代日本，也为日本开启代之路 从儒学角度，打开理解日本历史的新思路： 日本与儒学有怎样的因缘？ 中国的儒学在日本历史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在日本迈代的道路中，朱子学和阳明学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出自《春秋》的“尊王攘夷”，为何成为日本维新志士们的口号？ 从历史角度，客观公正反思日本外交政策： 千年来在与中国的交往中，日本为何前恭而后倨？ 因为对中日交流的历史缺乏认知而对中国抱有感，岂不是夜郎自大、仰天而唾？

前 言 明治维新是什么呢？ 对于生活在日本的我们，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流行的标准答案，大概是“为了挣脱古代以来的旧、建立西代国家而做出的一系列变革”。有国民作家之誉的司马辽太郎在《坂上之云》（1968 — 1972 年连载于《产经新闻》）等作品中，也表述过如此看法。当时正值“明治百年”，自民党（佐藤荣作）还组织过一系列歌颂明治维新的盛大活动。 但真是这样一回事吗？年，学界内出现了如下的种种见解，并逐渐形成共识：“学校制度能在明治时代顺利普及，得益自江户时代所奠定的基础”（辻本雅史）、“江户时代研究学问的环境和方法，志士政治评论的土壤”（前田勉）、“明治时代以来儒教渗透全社会”（渡边浩）、“明治维新是一系列机缘巧合下的”（三谷博）、“江户幕府中已有具备西式外交手腕的人才”（真壁仁）、“长崎的兰学而言， 当时对西代科学的吸收已达高水平”（广濑隆）等。于“江户时代已代思想之萌芽”，早自丸山真男已有所主张期则有苅部直为之揄扬。此外，一些非难萨长藩阀的自以为是、解构“明治维新”这尊人为制造的偶像的一般书籍，也在陆续出版。 本书在赞同这些观点的同时，将以稍微不同的角度来考察明治维新：时期上并不限于江户时代，而是往更古老的年代追溯，以梳理儒教在日本历的角色。诞生在这座列岛的政治组织（从前的教科书称作“大和朝廷”，现在的教科书则称作“ヤマト政权”a），在以“日本”为号、缔造一个独当一面的国家时，所参照的是作为世界中心的邻国唐朝。通过效法唐的政治秩序、社会组织，日本在8 世纪初大体完成了所谓“律令国家”的建设。而教科书中未曾明言的是，让中国设计出律令制度的理念，正是儒教思想。与儒教的因缘，首先始于对国家的接受。 此后，中国的儒教随着宋学（朱子学正是其中一派）的登场而发生了变化。儒教在继续作为政治、社会之根本的同时，变得日益重视个人的人格修养。13 世纪由宋传入日本的禅宗，引入朱子学的知识，将其当作僧侣教养的一部分。17 世纪的江户时代，朱子学从禅宗寺院独立出来，紧接着在儒教之中也出现了批判朱子。到19 世纪，由于教育设施（藩学等）的设立，儒教教义的内容在武士之间广泛渗透，使他们孕育出改革国政的大志。此为明治维新的思想资源。 笔者所使用的思想资源，其语义是“在酝酿某种思想时所使用到的材料”。此而言， 它与“起源” 和“影响” 等词意趣迥异。毕竟从语感上讲，前者是以上游向下游的运动来比喻时间上由前到后的必然发展；后者则是指在既有事物上附上外来之物。于“思想资源”则并非如此，是指该思想在形成过程中不可欠缺的质料。 职是之故， 笔者无意主张“明治维新是基于儒教教义的政变”。明治维新从名义上讲是根据日本自古以来的神道而施行的王政复古，而其实质而言，则是效法西方列强而推行的国家建设。可是在纵观自遣唐使以来中国文化输入日本的历史后，笔者不免感到，明治维新“做的是同样的事”。乃当下的社会，也是受“世界标准”（global standard）这个奇怪词语的左右而在发生转变的，这不禁令人想起走过的老路。之，通读本书之后，读者诸君对儒教的认识和对明治维新的看法倘能略有改变，笔者将不胜荣幸。 支撑明治维新的思想 朱子学、阳明学在日本的接受与幕末维新：学史为鉴 朱子学和阳明学，都是在中国诞生的儒教流派。 以活跃于公元前6—前5 世纪的孔子为始祖的儒家思想，经过和墨家、道家、法家诸学派的对立、论争，在公元前1 世纪到1 世纪期间，逐渐巩固了其作为汉帝国御用学问的地位。基于被称为“经书”的神圣典籍，以及被称为“纬书”的新出文本群，一门具备思想体系的学问——儒教成立了。接下来，在经历儒教内部的对立（主要是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之间围绕经书文本产生的对立）后，到7 世纪的唐初，朝廷颁布了《五经正义》这部标准注释集，试图实现教义的一统。 重视“仁义”的朱子学的诞生 虽说如此， 随着唐帝国实力的衰退（或者说与其实力成反比的是）， 思想界再次活跃起来， 在儒教教义方面也出现新的见解， 之一是文人韩愈。韩愈推崇孟子，认为他是孔子的正统继承人。韩愈还认为到当时为止的儒教偏向于外在的礼， 为此强调要重视内在的部分， 要重新评价孟子所提倡的仁义。 到韩愈身后三百年的11 世纪后期，这一趋势日益显著。此时已是赵宋的天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作为多才多艺的文化人而闻名于世的苏轼，都曾，不过终则是程颢、程颐兄弟一派的学说成为主流，这一脉下嗣后还有朱熹出现。他与孔子、孟子等人并肩，得到“朱子”这一敬称，朱子学即成于其手。 “理”与“气”相结合的世界观 朱子学认为，构成世界成立之原理是“理”（日语中“原理”一词也受其影响）。理本身没有形态。而世界中的一切存在，都是本于理、将理内在化后才得以成立的。构成这些存在物的是阴阳五行的各种组合，而其核心则是“气”。气是中国自古有的概念，但朱子学的意义在于，将气与理结合起来组织论述，描绘出精致的世界图景。 朱子学还认为，人类和其他事物一样，也是气的汇集，而理为其内在。于理的具体内容，含对双亲的孝、的忠这些伦理上的道德准则。它们的存在与自然法则一样，并非出于个人意志的规定。根据朱子学的解释，某人会不孝、不忠，是因为他在邪气（欲望等）的妨碍下，看不清从而偏离了内在于自身的本来之理。 因此，思想史而言，朱子学的特点在于比汉代儒教更加重视个人内在的修养。虽然汉代儒教绝非轻视这一方面， 但朱子学者正是如此看待前者的， 批评前者对纬书的利用，认为这是脱离孔孟本意的邪道。在经典解释方面， 朱子学者极力清除纬书来源的解释， 同时鲜明地倾向于诉诸读者本身的主体。程氏兄弟盟友张载所主张的“为万世开太平” 的气概， 以及据说是张氏之师、堪称王安石前辈的改革者范仲淹的“先忧后乐” 精神，共同构成了这些学者思想的核心。他们是出身 于士大夫阶层， 以科举（选拔僚的考试） 为目标，充满经世之志的一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