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年年见沧桑：东京旧事

王墨，本名王雅丹，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日本政治研究中心特约眼剧院，孔子和平奖翻译委员会主任；中国天津翻译家协会会员；日本翻译家协会华人会员；天津市宝坻区海外联谊会理事；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日语教师。中文译著有《现在，是我们赎罪的时候》（加藤亮一著）；《我的奋斗历程：村山富市传》（村山富市著）。日本译著有《时光之旅：日中关系秘史五十年》（刘德有著）。

　冈崎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话是：“中国是我一生的敌人，但你是我重要的朋友。”冈崎让我明白什么是国家利益，以及为了国家利益怎样与自己的敌人合作。在冈崎身边的日子，肩膀上如同扛着小小五星红旗的我交下了许多道不同但可以开怀畅饮的朋友。因为冈崎对我的认可，在满是对中国充满敌意或不理解的那群人中，我成了一个特殊而突兀的存在。这的确很特别，我想恐怕再也不会有第二个中国人有这样的经历了。我曾经跟我的学生讲过，影响我人生的是三个老头儿：一个是村山富市，日本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无论按中国的说法还是按日本的说法都是一个左派人物；一个是冈崎久彦，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的外交战略顾问，曾经是日本外务省情报局局长，有人说那是日本的FBI，中国政界、学界都称冈崎是极右翼分子。这两个人迥异的政治见解和价值观，在我这个生长在红旗下的红孩子身上冲突、交融、沉淀，我由此学会了思考，学会了观察，学会了判断，也学会了爱国，并最终投身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成为一名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博士研究生。我的爱国是立体的，因而也是理性的，人们都说我一点儿也不似在灯红酒绿的异国他乡呆过，我的博士论文被许多专家评为观点客观、分析透彻，填补了国史相关研究的空白。我认为这与那两个日本老头的影响有关。另一个对我影响至深的老人是一位中国人，比起两个日本人似乎名气小些，但也是一个奇人，他是生于1931年的中华日本学会的会长刘德有先生。他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中国翻译家协会会长，被称为在世的中日交流的国宝级人物，是毛泽东、周恩来的日文翻译，见证了当代中日关系的起伏与变迁。因为将他60万字的回忆录翻译成日文，我这个横滨国立大学专攻热流体力学的博士摆脱了对中日关系几近无知的状态，对新中国成立后的中日交往历史有了一点儿粗略的认知。有趣的是，这三个老人都曾因为“功勋卓著”而获得过日本天皇勋章。这一点真的是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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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山富市传的翻译、肩扛小红旗的王墨在与小泉和安倍晋三外交战略顾问冈崎久彦及其周围人的“较量”中，见证了国际形势的变换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尤其是见证了中日关系从蜜月期到恶化期的变化。王墨因此见识了一个其他人无法了解的日本上层对中国、对中日关系的看法，更因此结识了日本的前首相村山富市，还因此对中日关系和中日之间的许多关键问题有了与众不同的看法。或许，这些来自与日本政治上层接触得来的观点对今后中日关系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