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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家王朝:改变中国的十二位香山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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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马克?奥尼尔

出版社广东南方日报出版社

ISBN9787549114054

出版时间2015-06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38元

货号8733831

上书时间2024-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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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作者简介
马·奥尼尔（Mark O＇Neil),生于英国伦敦，毕业于牛津大学新学院（New College)。从1978年开始，在中国和日本等地为英国广播公司（BBC）、路透社、《南华早报》及其他媒体工作。身兼作家、记者和大学讲师多职，在北京和上海生活逾十六年，现居香港。能说、写中文（普通话和粤语）、法语和日语。

目录

第一章 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　／001

第二章 第一个欧洲习医的中国人——黃宽　／051

第三章 洋务运动实业家——唐廷枢　／071

第四章 中国现代企业文化的先驱——徐润　／101

第五章 中华民国——唐绍仪　／117

第六章 清华大学任校长——唐国安　／149

第七章 军人政治家——蔡廷干　／179

第八章 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奠基者——唐宝锷　／197

第九章 茶业大王——唐翘卿　／213

第十章 先施百货创始人——马应彪　／223

第十一章 大新百货创始人——蔡昌　／245

第十二章 永安百货创始人——郭乐　／259

结语 改变中国的人　／271

主编推荐

 他们超越了身处的时代  着近代化之风潮

    本书描述的十二个人是非凡的，这不仅因为他们在人生中取得了成就，也因为他们是在一个充满战争、不稳定性和改朝换代的历史时期取得的那些成就。他们是中国人追随的榜样——与同时代的大多数公众人物相比，他们堪称更加的楷模。他们改变了中国，并推动这个国家走上一条漫长的现代化之路。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为人所知，内地、香港或台湾的历史教科书也没有关于他们的记载。

    本书既在刻画人物生平，又是透过一个个具体的人，生动呈现了他们所处的风云变幻的时代，丰富了观察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视角。
 

精彩内容

本书以十二位生活在晚清至民国初年的广东香山子弟为讲述对象，展现了他们波澜壮阔的人生轨迹。他们分别是“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第一个欧洲习医的中国人黄宽，洋务运动实业家唐廷枢，中国现代企业文化的先驱徐润，*唐绍仪，清华大学任校长唐国安，军人政治家蔡廷干，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奠基者唐宝锷，茶业大王唐翘卿，先施百货创始人马应彪，大新百货创始人蔡昌，永安百货创始人郭乐，在政治、教育、医疗、商业、法律等诸多领域都卓有贡献，是开时代风气之人。

媒体评论

                                                                                    
                                            

我们应该如何衡量他们的成功？从物质上来说，那些投身商界的人是最为成功的。唐廷枢和徐润创建了许多公司，为数以万计的人提供了工作，并为自己赢得了巨额财富。这些公司中的两家——招商局集团和开滦集团，时至今日仍然作为海运、运输和煤炭行业大型的、有影响力的企业集团继续经营。但是，我们不应仅以他们创造的财富，而应更多地以他们为中国企业家树立的榜样来衡量他们的成功。
    打造上海这座工业和贸易都市，并使其成为中国经济中心的是欧洲人，主要的是英国人。这些人创办现代化的银行、贸易公司和船运公司，他们连接着进口中国茶叶、丝绸和瓷器的海外市场，并向中国出口鸦片和制成品。对他们来说，中国人与在世界各地英国殖民地上生活的人一样，是“土著”；对于获取他们所需的原材料，并为他们安排进口产品的销售来说，中国人还是有用的。但是，控制这个流程并赚取最多利润的是外国人。
    在李鸿章和洋务运动的支持下，唐绍仪和徐润成立了公司，他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向这种外国垄断发出了挑战。他们采用现代化的管理方法和会计制度，并雇用最合适的中外员工。为了推动公司的业务发展，他们勇于承担风险；他们能够和实力最强大的外国企业集团抗衡，堪为国人表率。1877年，招商局集团以二百二十万两白银收购了一家竞争对手——美国的旗昌洋行，这也是中国公司首次收购外国航运公司。唐绍仪和徐润堪称中国企业家的楷模。
    黄宽也是一个榜样。他是个孤儿，二十岁的时候离开中国，在美国和苏格兰生活了九年。在海外生活的后七年，他只身一人，没有其他中国学生的陪伴。此后，他回到中国，在香港和广州将余生奉献给中外病人。黄宽是第一位从西方医学院毕业的中国人，在学识方面堪称典范——他用外语掌握了一门极为困难而复杂的学科。在实践方面，他利用自己的学识，为中国成千上万的百姓谋福祉。他曾得到一份舒适的政府职位，赚钱更多、工作更轻松，但他不到六个月就辞职不干了，因为他无法忍受公务员的文化氛围和生活方式。他更愿意回到广州的医院，长时间、超负荷地从事医生的工作。在传播所学知识方面，他也是一名先驱者。他将许多文献翻译成中文，并与美国合作伙伴一起，创立了医学院。他是医生的楷模，将毕生奉献给病人，为他们提供了三十年前尚未被中国了解和掌握的专业医疗服务。他全心投入为患者服务，而不是积累个人财富。
    对那些投身政界的人物——容闳、唐绍仪、蔡廷干、唐宝锷，情况则更为复杂。这四人学识渊博、出类拔萃，对自己希望成就的事业有清晰的意识，但他们却身处在乱象丛生、邪恶堕落、纷繁复杂的政治环境中。那时，清王朝行将就木，由军事领袖控制的新共和国刚刚成立。为了争夺权力，军阀派系之间纷争不断。当时的政府以个人为核心，正如谚语所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或者从反面来说，一旦领袖失去权位，就会“树倒猢狲散”。国家政策和官衔职位也往往成为某位领袖人物的抵押品，一旦他倒台了，他提拔的一众人等也就此垮了。
    容闳受此影响最大。从耶鲁大学毕业之后，他有机会在美国定居；他在美国学有所成，又有人脉关系，完全可以过上好日子。但是他对自己的国家充满赤诚，决意要把它建设得更好。容闳并没有意识到这将有多困难，他于1855年回国，却发现政府正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国陷入了19世纪最大的一场战争之中。他找到了与他志趣相投的曾国藩、李鸿章和洋务运动的其他成员，他们都希望按照他的设想，在中国推行改革。
    1865年，容闳在上海协助兴建的江南造船厂成为东亚最大的兵工厂，能够生产钢铁和蒸汽轮船。2009年，江南造船厂迁至长兴岛，并在那里制造中国第一艘航母。
    容闳最大的贡献是将现代教育引入中国。改革派采纳了他的意见，派学生往美国深造，实施这个项目是他毕生最快乐幸福的时光。但在1881年，仅仅过了十一年，朝廷的保守派就破坏了这个计划，下令所有学生回国，只有三人完成了大学学业。
    在他的余生，容闳向政府提出了许多改革建议，除了在1898年短暂的“百日维新”（戊戌变法）过程中，这些意见均未被采纳。随后，慈禧太后下令逮捕皇帝，并将改革者处死。容闳只得亡命天涯。
    他是一个超越了所处时代的人，他的许多理念都被后来的政府实施采纳。所以，他最大的成就正是他自己——一个为了国民福祉，将个人利益置于不顾，并努力将西方精华引入中国，使国家变得更美好的、爱国的中国人。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之后，唐绍仪在南北议和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协助确保不会爆发内战，在皇帝退位支持平民总统之后，不会发生弒君的事情。但和其他人一样，他也是本国政治制度的牺牲品。在一个正常的国家里，他可能成为出众的外交部长，或者是驻华盛顿、伦敦或东京的大使，但当时的中国绝非一个正常的国家。唐绍仪的才华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1920年，他心灰意冷地离开中央政府，返回香山老家。
    1929—1936年，唐绍仪在香山当了七年县长，这也是他平生最有成效的七年时光。在这里，他至少可以当家作主，并且实施香山县所需要的改革。但即便在那个远离权力中心的乡下县城，这种局面也没有持续多久。广州的一个军阀妒忌他的成功和声望，带领士兵将他赶出了家乡。他不得不回到上海法租界的住所生活。
    蔡廷干和唐宝锷两人都尽其所能，为国家服务。在政府工作的二十六年间，蔡廷干在军事、税收、金融、海关和外交等领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和唐绍仪一样，他本可以成为一名杰出的外交部长或财务部长。唐宝锷的专业是法律和日语。对于一个新成立的共和国来说，现代化的法律体系无疑是重要的基石。通过他的文章、倡导和实践，他主张中国应该采纳更好的法律制度和更健全的法律体系。但在当时，国家政局不稳，国家领导人也并不明智，唐宝锷的建议大多石沉大海、不了了之。
    唐国安的故事也是如此。在这十二个人之中，他和容闳是最强而有力的道德提倡者。终其一生，唐国安都致力于他所信仰的事业——反对鸦片、反对妇女缠足、反对外国人与中国人间的不平等、反对政府和商界的腐败和公共卫生水平的低下。如此一来，他将自己与强大的社会利益对立起来。
    唐国安最伟大的成就是由他亲自负责、让中国学生到美国深造的项目，以及创建清华大学。尽管他在清华大学校长的职位上只有三年时间，就过早离世，但他却为中国最重要的一所高等学府奠定了基础。无论在国民党时期还是共产党时期，都有无数政治、学术和商业领袖在此学习。
    唐国安和容闳是道德领袖，也许这正是他们最伟大的遗产。二人才华横溢，有很好的人脉关系可以移居美国或欧洲，享受舒适的生活，但他们都拒绝了这样的机会。尽管他们清楚地知道，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对他们的理念充满敌意，但二人却选择将全部精力投入祖国的改革事业，并努力将国家建设得更好。袁世凯窃取了唐国安经营清华大学的款项，而容闳在1898年“百日维新”失利后不得不亡命天涯。在他们心中，精神信仰和国家利益远远高于金钱和物质利益，这正是他们堪为后世楷模的地方。
    中国现代零售行业的三位创始人马应彪、郭乐和蔡昌，以及“茶王”唐翘卿的成就则比较容易衡量。前三者在香港、上海、广州和其他城市建立了繁荣的百货公司，他们引进了高质量的管理和服务，以及中国人前所未见的、琳琅满目的丰富产品；后者创立中国第一家茶叶出口公司，打破外国公司对这种商品的垄断。许多后来者都追随着他的脚步。
    三个零售业巨子的商店为千万百姓提供了购物、娱乐和餐饮的愉快体验。走进遍布中国城市的百货商店和购物大厦，你就能亲眼见到他们留下的遗产。尽管日本侵略，以及1949年之后新政府的国有化运动使生意受到破坏，但他们所培植的理念却已扎根萌芽。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这种商业理念和企业家精神正是中国成功的秘诀之一。像朝鲜和前苏联成员国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即使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仍无法产生足够的消费者和轻工业产品。而在中国，情况却截然不同。当邓小平向私营企业和外国投资者开启了大门，马应彪、郭乐和蔡昌的精神迅速复活了。像他们一样，来自内地、香港、台湾的企业家纷纷开设工厂和商店。仅仅二十五年间，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的轻工业工厂。邓小平选择广东省——这十二位香山子弟的故乡——作为实施改革政策的首个省份，具有重要意义。广东
省在中国有着最悠久的私人企业经营史，并且是获得财富、经验以及联系华侨的最佳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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