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衣卫:畸变的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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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熊剑平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
ISBN9787101130706
出版时间2017-02
装帧平装
开本其他
定价32元
货号9307359
上书时间2024-10-27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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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简介
锦衣卫，是明代专有军政特务机构，在谈及明朝制度建设的时候，锦衣卫是避不开、绕不过的话题，它所代表的“特务政治”影响了整个明朝的发展方向。他们直接听命于皇帝，可以逮捕任何人，包括皇亲国戚，并进行不公开的审讯，也有参与收集军情、策反敌将的工作。正是这种神秘的特性让很多人对其真实面貌不甚了然，本书正是对这一机构去伪存真，还原历史上真实的锦衣卫，讲述其中的权力纠葛与祸福兴亡。
作者简介
熊剑平，安徽巢湖人，历史学博士，国防科技大学靠前关系学院副教授。著有《权力的掌控——军机处》《暗影——中国古代的刺客与间谍》《改变历史的二十四场战争》《<孙子兵法>情报思想研究》《<孙子兵法>史话》等。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军事历史研究》《孙子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
目录
楔子：帝王心机 1
第一章 废 相 1
一、危险的丞相 3
二、贴心的毛骧 6
三、收网杀人 9
四、从幕后走到台前 11
五、杀更多的人 16
第二章 杀 将 21
一、蛰伏的毒蛇 23
二、新晋大将军 26
三、一不小心“被谋反” 29
四、令人胆寒的酷刑 33
五、天下英雄入吾彀中 37
第三章 锦衣再起 43
一、更狠的人才能赢 45
二、升级版的锦衣卫 48
三、升级版的指挥使 50
四、血腥的杀戮 53
五、寻找建文帝 57
第四章 野心膨胀 63
一、继承人之争 65
二、才子蒙难 68
三、错杀已成习惯 71
四、贪欲无法遏止 74
五、荣耀俱成往事 77
第五章 宦官升降 83
一、从卑微到显达 85
二、厂卫并立 87
三、大权在握的厂公 91
四、不喜欢太监的仁者 95
五、作风整顿 99
六、太监学堂 102
第六章 护国与误国 105
一、卫队 107
二、探情尖兵 109
三、层层盘剥 113
四、官官相护 115
五、当太监有了文化 119
六、黑暗中的微光 122
第七章 皇帝忽成阶下囚 127
一、当战争成为儿戏 129
二、不作不死 131
三、天子蒙尘 135
四、患难见真情 138
五、突如其来的群殴事件 142
第八章 轮流坐庄 147
一、在战乱中即位 149
二、受困南宫 152
三、夺回大位 155
四、挫败石亨阴谋 158
五、击碎宦官迷梦 162
六、以德报怨 164
第九章 世人但知汪太监 167
一、西厂因妖狐而起 169
二、初露狰狞 171
三、天怒人怨 175
四、旬月重建 178
五、墙倒众人推 181
第十章 海神来过恶风回 187
一、难得平静 189
二、虎中称王 192
三、耍奸玩狠 196
四、总领厂卫 200
五、逞性妄为 202
六、权阉之死 205
第十一章 娱乐至死 209
一、迷失于荒诞 211
二、天上掉下个干儿子 212
三、一群干儿子 216
四、权力的任性 219
五、心怀异志的宁王 223
六、将娱乐进行到底 225
第十二章 遭遇权臣 231
一、从藩王到帝王 233
二、权臣上位 236
三、锦衣都督 239
四、不畏强权的沈炼 242
五、权臣伏法 245
第十三章 深重的危机 249
一、被逼“瘦身” 251
二、不肯屈服的都督 254
三、生前身后两重天 258
四、神宗亲政 261
五、难解的悬案 265
六、被掏空的帝国 268
第十四章 万民之唾弃 273
一、有压迫，就会有反抗 275
二、末世大珰 278
三、抱团作恶 281
四、不屈的冤魂 285
五、末路凄惶 289
六、厂卫终成替罪羊 292
后 记 295
内容摘要
宦官升降 一、从卑微到显达 中国人似乎向来对宦官没有太多好感，更多的往往是憎恶和鄙视。司马迁曾说：“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作为曾经遭受腐刑之人，发出这样的感慨应该是出于锥心之痛，也多少代表了中国人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 宦官被世人轻视，有着多种原因。其一是身体特征，由于受过阉割，宦官的面相和嗓音等都发生变异，比如唇下不长胡须、嗓音不男不女等，许多体征都与正常男人存在很大差别。其二是出身卑微，宦官中有不少都是罪犯或俘虏出身，因为受到惩罚而被阉割。此外还有一些出身贫寒，因为生活贫困，又不愿意通过劳动改变命运，只想以自宫的方式到皇宫乞食，因此被人们看不起。其三，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宦官因为靠近皇权，所以总有少数能作威作福，而这些往往更容易被人们所牢记，由此导致人们对宦官群体印象欠佳。 当然，宦官自己并不会这么认为。因为他们都是皇宫中人，所以自我感觉超好，自视很好之高。这也可以理解。相对于普通百姓和朝廷大员，他们毕竟更加靠近皇权，所谓靠山吃山，可以恃宠而骄。事实也是如此，在皇宫内部，总有一些太监仗势为祸，甚至插手朝政，并且搅得风生水起，惹得朝臣侧目。至于在皇宫之外，太监们外出办事，则往往打着皇权这一旗号，威福凌人，盘剥百姓，所以更加招人痛恨。 有皇权就有宦官，明朝也不能例外。与历目前宦官为祸甚烈的时代，比如汉末、唐末相比，明代的宦官也以势盛而著称。特别是在明代中后期，宦官机构之大、权力之隆、地位之高，均有赶超历朝之势。 在明朝建立之初，太监的数量已经开始急速上涨。只是这时的朱元璋刚刚坐上皇位，对谁都充满了高度警惕，对于数量上升过快的太监自然也会有一丝忌惮。当然，相比那些孔武有力的男人，这些形体不全之人毕竟还是相对安全的，而且深宫后院也确实离不开太监们的打理，于是便只能在默认其发展的同时，严加管制，层层设防。即便是朱元璋严格控制，仍然阻止不了太监规模的一再扩大。朱元璋只得制定一些硬性规定：比如宦官的官阶优选不得超过四品，内臣不得与外官有移文往来，内臣不得兼有外臣之文武官衔等等。其中有两条规定显得尤其严厉：其一是“内臣不得识字”，这剥夺了宦官受教育的权利；其二是“内臣不得干预政事（一说外事）”。而且，为了保证第二条规定的落实，他命人在宫门立了一块铁牌，上面书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 太祖皇帝所立的这一规矩，建文帝一直严格遵守。朱允炆即位后，继续使用祖父的一套办法驾驭宦官，对其实施严格管理，有时甚至比洪武朝更加严格，宦官稍有违法之举，就会受到严惩。这在有效防止太监干政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负面效应。比如在靖难之役中，朱允炆所得罪的这些大小宦官，或被朱棣悄悄收买，或主动与朱棣联系，一直偷偷地替朱棣搜集情报、通风报信，对战争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既然曾受惠于太监，那么朱棣对太监的态度自然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明代宦官地位的根本改善，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崛起，正发生在永乐朝。是朱棣投桃报李，给了他们机会。有学者认为，明朝“二十四衙门”的建制，其实是在永乐朝才有效完成的。而且朱棣在迁都之后，在北京和南京各保留一套宦官机构。这种南北两京的建制，终明一朝始终得以保留，也和朱棣有着直接关系。 所谓“二十四衙门”，包括十二监、四司、八局。其中，十二监分别是：司礼监、内官监、御用监、司设监、御马监、神宫监、尚膳监、尚宝监、印绶监、直殿监、尚衣监和都知监；四司分别是：惜薪司、钟鼓司、宝钞司和混堂司；八局则分别是：兵仗局、银作局、浣衣局、巾帽局、针工局、内织染局、酒醋面局、司苑局。二十四衙门中，以十二监的地位很为重要，执事太监品秩更高。而十二监中，又以司礼监权力很大。当然，在明朝初期，司礼监因为朱元璋和朱允炆的有意压制，所以尚显平庸，大小太监仍然只能卑微地乞食 皇宫。这种局面，也是到了永乐朝才有所改变。 除了给太监定岗定编，给予其相应的身份地位之外，太监的权力得到大幅提高，可以染指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个领域，并发挥了突出作用。由于朱棣的有意安排，太监不仅有机会接触宫中要务，也会奉命出使；不仅担负监军的职责，还能领兵作战；不仅搜集情报、监控臣民，还能参与抓捕和审判，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审判结果…… 太监地位日隆、威势凌人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他们通过司礼监掌控了东厂，又借助东厂对锦衣卫加以监视和控制，攫取包括司法权在内的更多政治权力。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多半也是因为朱棣。他在有意无意之中，忽视了父亲处心积虑设立的种种规定，从而给了宦官步步为营、攫取权力的机会。 二、厂卫并立 东厂的成立时间，史学界尚有不少争论。下面进行一番简单梳理，介绍几种代表性观点。 有学者认为，在洪武朝就已经有类似东厂这种机构出现—比如“绳顽司”这样的宦官机构，担负着搜集情报的职能。 从现有史料也能看到，朱元璋很早就使用太监搜集情报，监控官员。比如早在洪武元年（1368）他就曾使用太监悄悄侦察浙江省参政郭景祥。在铲除胡惟庸的过程中，丞相谋反的情报，也是首先由宦官获得。想必在朱元璋的安排之下，太监早早就盯上了胡惟庸，实施了很为严密的监控，所以才能夺得告发丞相的“首功”。朱元璋一贯重视情报，也曾利用各种手段搜集情报，使用太监从事情报工作也属情理之中的事情。 虽说洪武朝存在着与东厂职能相似的宦官机构，但它很多只能说是东厂的前身，并不代表东厂就是朱元璋所创设。 商传先生研究认为，东厂的初设时间固然是在永乐朝，但不应晚于永乐七年（1409）?。也就是说，在永乐初年，朱棣就已经创设了东厂。 更多的学者则认为，东厂是在纪纲被杀之后，系朱棣为锦衣卫的权力而设，其初设时间为永乐十八年（1420）。这也是《明史·成祖本纪》和《明通鉴》等史书中的说法，所以影响很大。在《明史》中，除《成祖本纪》之外，《刑法志》也记载了东厂成立 之事，却没有确定初设时间，而且措辞相当模糊：“故即位后专倚宦官，立东厂于东安门北，令嬖昵者提督之，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盖迁都后事也。然卫指挥纪纲、门达等大幸，更迭用事，厂权不能如。” “即位后”这三个字，只是给出了一个很好模糊的时间。一个“盖”字，更是说明了作者的为难之情，也即对初设时间的难以把握。另外，“东安门北”的选址，可说明东厂初设应该是在迁都之后，但是作者给出了因纪纲强势而导致东厂权势无法与锦衣卫相提并论的信息，从中可以看出，东厂在纪纲的时代就已经存在，并不是在迁都之后才开始 设立。从《明史·刑法志》的这段记载中，我们很难找到东厂确定的创设时间，《明史·成祖本纪》在表述上虽然持有很好肯定的语气，却很难让人接近信服。上述史料的错乱无序，足令人瞠目。东厂初设时间之所以无法确定，也便可以理解了。 我们怀疑，东厂的设立在当时就是一件秘密事件，其运行也始终处于很好保密的状态，朱棣存心不让别人知道，史官便也无从查证。 在以上三种主要观点中，我们更倾向于认同商传先生的研究结论：东厂的初设时间是在永乐朝初期，而且不晚于永乐七年（1409）。也就是说，在永乐初期，厂卫便已经开始并立。只是这个时期，太监地位虽有很大提高，但东厂地位尚且低下，所以人们只知有卫，而不知有厂。不管东厂成立于何时，其获得重用应该是在纪纲案发之后。太监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高，也与纪纲一案有直接关系。如前所述，纪纲竟然利用锦衣卫扩展权力，并图谋不轨，因此迫切需要对其进行和监控。 从宦官告发纪纲图谋不轨的这一细节出发，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怀疑，在永乐朝，朱棣的授权之下，东厂很可能早已对纪纲开始了侦察行动。也可能早早就担负起搜集情报的职能。朱棣相信太监，也将监军的任务交给太监，他派出郑和远下西洋，据说就是为了寻找建文帝的下落。包括寻找建文帝下落之事，朱棣也可能交给东厂。因为有学者研究指出：“设立东厂，也含有侦察建文帝下落的用意。” 如前所述，东厂的职能为“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这与锦衣卫大致相当。既然工作性质接近，同样富有侦察情报工作经验，当纪纲坐实谋反之罪，锦衣卫变得不可信时，朱棣自然会改而重用东厂。在纪纲被杀之后，他手下的一些重要党羽，如庄敬、袁江、王谦、李春等人，并没有全部受到株连。朱棣对他们的惩处明显有所保留，而且锦衣卫中的不少力量都被充实到东厂。尤其是其中的骨干分子，很快就找到了再就业的机会，只是单位变了、上班地点变了。 据《明史》记载，在纪纲被杀前后，东厂的权力范围尚且“与锦衣卫均权势”。但在不久之后，东厂的实际权势就明显地超越了锦衣卫，不仅分掉锦衣卫的威权和职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其实施了监控。 总之，东厂和锦衣卫，这二者相辅相成，人们习惯将其并称为“厂卫”。明代的情报职能由此开始变得更加发达，朱棣希望通过这种设置，既能取得某种叠加效应，同时也可以互相牵制，防止某一家机构独大。此外，也可由此实现多渠道搜集情报，可以将各方所得情报互相印证，避免被假情报所误。这正是孙子“五间俱起”所要达到的效果。 胡濙当初被朱棣派出去寻找建文帝，在他身后，始终有人悄悄地跟踪和监视。胡濙的一举一动，朱棣便可以全程掌握。一次，有一个少数民族的酋长希望用他的樱桃和胡濙换书。胡濙爽快地将书送给酋长，却没有接受酋长的樱桃。等胡濙回京汇报工作时，朱棣突然问道：“樱桃是小东西，路上也可以解渴，你为什么不接受呢？”胡濙立即明白，自己原来一直是被全程监控，不由得暗暗心惊。 不仅是胡濙，朝廷中的大小官员也都会受到严密监控。即便是出门搜集情报的锦衣卫，也会受到多方“关照”。“关照”他们的人，则是宦官。这就是朱棣的巧妙设计。在这种统治模式之下，每个人都是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 在永乐朝，情报机构的基本局面是厂卫并立。但在纪纲死后，东厂实力更加雄厚，宦官接近把持着大局，锦衣卫所搜集的情报往往需要经过东厂才能报给皇帝，所以锦衣卫地位沦落，远不如东厂强势。这种厂卫并立的精巧设计，尤其可以看出朱棣的匠心独运。东厂的强势，似乎不能用“后来者居上”来简单比况。毫无疑问，东厂和锦衣卫都是强权部门，但这两个部门由谁来也很有讲究。朱棣的设计思路是，通过没有军权的东厂来监控拥有一定军权的锦衣卫，而不是相反。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纪纲这样的威权人物重新出现。另外，虽然是由东厂，但是东厂的队伍中充斥着大量的锦衣卫，这也可以起 到互相监督的作用。所以，这已经是东厂独大的局面，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并立”。成 功控制锦衣卫之后的东厂，也很自然地成为新的威权部门，明朝的历史也由此而打上了浓厚的宦官印记。 三、大权在握的厂公 在司礼监的内部，掌管司礼监印信的宦官被僚属称之为宗主，总领东厂的则称厂公或督主。 东厂的属官没有专职人员，其中有不少都是从锦衣卫招来的。比如掌刑一般由一个锦衣卫千户担任，理刑则由一个百户担任。除了部分官员之外，还有大量差役都是来自锦衣卫。东厂和锦衣卫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并非所有的锦衣卫都可以随意进入东厂，而是要经过很好严格的选拔。选哪些人呢？东厂有个很好独特的标准：只选那些狡黠和乖巧的士卒，坚决不要那些老实巴交之人。其中道理也很简单：如果不够狡黠，便没办法完成各种特殊任务；如果不够乖巧，就不能充分领会太监的意图。 其中，差役长也叫档头，专管侦伺。平常戴着一顶帽子，帽子的很好尖锐，穿的则是青白色带着旋褶的衣服，上面系着小布条，脚下则穿着一双白皮靴。档头的手下，有几个听差的，叫番子。千万不要小看这些番子，正是他们承担了基本的侦察任务。京城的那些亡命之徒，骗财的、挟仇的，都视番子为窟穴。因为平常刺探情报都大量依靠他们，所以番子也可以称为“准特务”。他们四处打探情况，每打探到人家一件隐私，就秘密地报告给档头，档头再根据事情的大小和情报的价值大小，付给他们相应的报酬。这就形成了一条灰色的产业链，很多无赖和土匪都赖以寄生，其中既有黑吃黑的情况，也卷进去不少无辜的臣民。无论是谁，一旦被卷进去，便坠入万丈深渊。 番子执行任务时，都有一套“黑话”，外人接近听不懂。比如，他们将每一个事件都叫“起敷”，花钱则叫“买起敷”。当探知有犯行为发生时，档头便率领番子赶到，在其门外左右派人把守，这叫做“打桩”。当外围安插完毕之后，其他番子就会迅速闯入室内，开始抓人，并当场进行审讯。这期间并不需要掌握充分的证据，也不需要出示符牒。如果当事人按照要求给足贿赂，番子和档头自然就会径直离开。如果拿不出钱，或者不能让番子和档头满意，就会遭到严刑拷打。至于所用刑名，可称“乾酒”，又叫“搬罾儿”，其痛楚比官家规定的刑罚要厉害十倍。 为了满足私欲，番子有时候还会授意那些挨整者牵连出一些有钱的财主，再对这些财主进行敲诈，逼迫其行贿。如果能够得到足够多的金钱，那就可以彼此相安无事。如果这些财主爱惜钱财舍不得行贿，或所给不多，满足不了特务们的要求，就会被栽赃并立即报告皇帝，随即就会被抓捕并关进镇抚司监狱。接下来，财主的命运就接近由不得自 己掌握了，在各种酷刑之下，他们随时都会命丧狱中。 每月的第，几百个厂役便会围在一个庭院中抽签，然后各自受领任务，分别出发监视各级官员。其中，监视内府诸处、会审大案和北镇抚司所审讯重犯的，叫“听记”；到其他官府和各个城门搜访的，叫“坐记”。某官做了某事，某城门发现某奸事，胥吏一条条地记下来，再告诉坐记，再由坐记报告厂公，这叫“打事件”。这其实是一个较为完整的情报工作流程。即使是在深夜，如果有情报传递到了东华门，也可以从门缝中及时塞进去，再有人及时地报告给皇帝。所以，事情无论大小，天子都可以知晓。有时候，就连某些家庭柴米油盐之类的琐事，也会被皇帝知道，有的竟然在宫中被传为笑料。皇帝之所以会将这些芝麻蒜皮的小事抖露出来，倒不只是为了戏耍朝臣，而是希望起到某种震慑作用。朝臣的一举一动都在皇帝的严密监控之下，随时都被皇帝所掌握，他们因此而惴惴不安，都对特务充满畏惧。 锦衣卫的情报工作流程也和东厂差不多，需要完成从搜集到传递这个过程，但是所得情报必须写出疏条上奏，这样才能让天子知道。这样一来，他们的情报传递就必须要通过厂公来完成，所以就会处于厂公的监控之下，锦衣卫的势力也因此而远不及东厂。不仅是锦衣卫受到东厂的监控和牵制，在朱棣朝兴起的内阁，更是对东厂充满忌惮。在朱棣手里，不仅仅是创设了东厂，同时也创设了内阁。他希望通过内阁替自己分担一些政务，省去事必躬亲的烦劳。这其实是对其父废相的一种变通之法，在不违背祖制的同时，能更加高效地完成理政工作。至于内阁成员，选择的都是资历较浅、级别较低的官吏，所以只能起到秘书的作用，并没有办法获得更大的权力，也没有能力对各级政府指手画脚，所以朱棣接近不用担心皇权由此而旁落。 内阁制确乎是一个很好精巧的设计，所以能够在有明一代一直得到延续。但是到了明朝中后期，内阁的权力慢慢变大，什么事都可以插手，内阁首辅便成了丞相一样的人物。像严嵩和张居正这样的内阁大学士，更是权倾朝野。 内阁之所以权力逐渐变大，也是因为更靠近皇权，始终是皇帝的贴心助手。这样的便利，太监其实也有。他们不仅很好靠近皇权，甚至吃住都在皇宫。后来，当司礼监取得参与批红的权力后，更是不离皇权左右，成为皇帝的贴心助手。更何况，厂公还掌控着特务机构，可以通过操纵特务组织，全面介入政务，所以内阁首辅自然会对其畏惧三分。 事实上，明代的不少皇帝，尤其是朱棣，都更加信任太监，而不是阁臣，所以太监的权势往往要超过内阁大臣，更超过都察院等其他部门的官员。 总之，自从朱棣重用太监之后，太监专权的局面在明朝时有发生，司礼监地位日隆，成为不折不扣的权力部门。而且，这一现象几乎延续了有明一代，尤其是明代中晚期，在大太监刘瑾专权之后，司礼监更加显出其强势。因为东厂、西厂和锦衣卫等缉事厂卫，全部由其掌控。赵翼曾对明代皇权之外的权力机构情况进行过总结：“明代首辅权虽重，而司礼监之权又在首辅上。”?首辅是类似于丞相的职位，但其权力仍然不如司礼监。司礼监在明代的权势之大，已经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意料。 四、不喜欢太监的仁者 朱棣是个很会折腾的皇帝。除了靖难、迁都和改制等几件大事之外，光是北伐蒙古就进行了五次之多。但是，即便再能折腾的人，也终究会有个头。 永乐二十二年（1424）四月，天气转暖，阳光和煦，草长莺飞，一意孤行的朱棣不顾众人阻拦，执意开始了他的第五次北征。朱棣也是“马背上得天下”，很好喜欢这种“车辚辚，马萧萧”的感觉。每次北征都是场面浩大，劳师远征，朱棣却毫不在意。在他看来， 无论北征有无战果，都会对蒙古人形成一种威慑，至少让他们不敢轻易南下。 第五次北征与以往的几次相比，场面更加浩大，结果却显得很好难堪。只见几十万大军在大漠中来回折腾，却始终找不到交战对手，反而把六十四岁的老皇帝朱棣折腾得够呛。此时，他已经不能骑马，只能坐在车里。既劳累又憋屈，再加上气候不适，朱棣就此病倒，而且一病不起。就在这年的七月，朱棣还没来得及班师回朝，就病死在塞北，从而 在荒原之上留下一个巨大的遗憾。 朱棣在临死之前，除了立下传位于太子的遗诏之外，还说了一句话：“夏元吉爱我。”夏元吉是谁呢？他是一位以敢于直言著称的名臣，却 因为反对朱棣北征而被关进大狱。朱棣临死之前冒出这么一句话，想必内心充满悔意。 这一突然变故，让很多人都感到措手不及。为了防止汉王朱高煦借机谋反，英国公张辅、阁臣杨荣决定严密封锁消息，秘不发丧。他们将朱棣的遗体装入棺材之中，但每日还是按照常例进餐和请安，并保持军中一切行动都如常进行。与此同时，杨荣与宦官海寿秘密进京，密报太子朱高炽，悄悄地为登基做各种准备。在一番精心安排之下，总算没有 发生什么乱子，政权也得以平稳过渡。 久经考验的朱高炽，总算当上了皇帝。他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八月登基，次年改元“洪熙”。朱高炽的性格和朱允炆很有些相似，庙号为“仁宗”，也很好贴切。朱高炽对永乐朝的酷刑一直心有余悸，他即位后不久，立即下令裁撤锦衣卫的各种酷刑。他宣布，今后犯了死罪的，如果是按律凌迟，只要处死即可。他主张用法尚宽，除了谋反这样的大逆不道之罪，尽量不要株连。他不许法外用刑，不许恣肆使用暴刑酷刑，尤其不能随意施以宫刑。 在洪熙朝，想必言论自由是可以得到保证的，因为仁宗连诽谤罪都可以不治。在他看来，“古之盛时，恒采民言，用资戒警”。不就是说话说错了吗，没有多大关系啊。即使是有诽谤嫌疑的，也应该作宽大处理。连诽谤都可以得到宽恕，这必然会带来负面效应。仁宗终于流露出宋襄公那样的迂腐气。当然，在距今几百年前的明朝，在封建专制走向很好的时代，一个君临天下的皇帝能有如此善意之举，实属难得。从一些小事上，我们也可以充分看出仁宗之“仁”。 永乐二十二年（142 4）八月，锦衣卫指挥王节等人奏报，说是很多锦衣卫校尉在值班过程中经常发生丢失所悬铜牌的现象，希望皇帝下令予以惩处。要知道，这铜牌是锦衣卫出入关防的重要凭证，如果落入不法分子之手，肯定会留下安全隐患。所以，请求对其进行惩罚，也不为过。结果，朱高炽不仅当场否决了王节的提议，而且随即下诏，“赦有罪”。 朱高炽此举也可以收买锦衣卫的人心，好让他们有更大的热情来为自己卖命。他本是在锦衣卫的护持之下登上大位的。锦衣卫一直护驾有功，而且日后治理江山也需要仰仗这支力量，眼下也只是犯点小事，这当然需要通融一下，不能真的作出惩处。何况父亲刚刚去世，他需要按照惯例，通过大赦天下来安抚人心。对王节的提议不理不睬，不排除包含收买人心之意，但也是以仁为本的情怀使然。 在这之后，朱高炽谕旨三法司：“令信则民从，不信则民贰。”?在这道谕旨中，他不仅希望建立一个以诚信为本的社会，不再以威权和酷刑逼人，而且希望各级部门严格遵守，不要使自己成为食言之君，丧失人心。 朱高炽不仅不许手下官员使用威权逼人，也不让锦衣卫的各种酷刑在监狱中延续，而且该释放的就马上释放。京城内外，政治空气立即变得温暖而又清爽。不少多年关押在诏狱的官员被释放，也有官员敢于站出来批评锦衣卫的失当行为。 与酷刑告别的仁宗，有不少举动都是对父亲施政的匡正。不仅是施政理念与父亲不同，包括选择官员的标准，尤其是对太监的态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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