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归义军社会教育研究

祁晓庆(1981一)，女，敦煌研究院副研究员，兰州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央美术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敦煌石窟艺术与中西文化交流研究。在《敦煌研究》《华夏考古》《艺术设计研究》《美术史与观念史》《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译著50余篇。主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敦煌石窟中的外来元素与中西文化交融研究”(21XZS011)，并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敦煌中外关系史料的整理与研究”(19ZDA198)等多个课题的研究工作。2018—2019年在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和图书馆访学6个月，其间在剑桥大学、伦敦亚非学院、英国密德萨斯大学(伦敦)明爱学院发表学术演讲，井受聘为伦敦明爱学院文化遗产研究生导师。

引言

第一节 选题背景

第二节 研究意义

第三节 基本思路与研究方法

一、基本思路

二、研究方法

绪论

第一节 “社会教育”与“社会教化”辨析

一、“社会教育”的概念

二、“社会教化”辨析

三、敦煌文献与敦煌社会教育

第二节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敦煌教育及其研究

一、两汉时期的敦煌教育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敦煌教育

第三节 唐宋时期敦煌的教育及其研究

一、唐代敦煌官学教育研究

二、唐宋敦煌地区童蒙教育研究

三、敦煌的学郎、学士郎

四、敦煌科举制度和科举风俗的研究

五、敦煌私学教育研究

六、敦煌的学生教材及其研究

七、寺院教育研究

八、其他各学科教育研究

第一章 敦煌归义军地方政权对社会教育的推动

第一节 归义军地方政府是推行社会教育的主要力量

一、身先垂范

二、奖擢官员

三、树立榜样

四、协同管理

第二节 官学引导和推动地方社会教育

一、敦煌州、县官学教育

二、专科教育

三、庙、学并举所营造的公共教化空间

第三节 科举制：社会教育的旨归

一、乡贡明经充当州县学教师

二、科举制的传承

三、敦煌科举风俗

四、敦煌学郎们的科举生活

第四节 调动各方资源参与地方社会教育

一、社会知识阶层办学

二、寺学

三、家族教育

第二章 归义军时期敦煌社会教育的载体

第一节 图书教材

一、字书教材

二、知识类读物

三、家训读物

四、蒙学读物

第二节 说唱类文学作品

一、敦煌变文中对忠君爱国思想的宣传

二、敦煌变文中对民族英雄事迹的演说

三、敦煌文学作品对孝道思想的倡导

第三章 敦煌归义军时期的音乐活动及音乐教育

第一节 归义军乐营及官府音声人

一、归义军乐营机构

二、归义军乐营的音声人

三、归义军时期的官府设乐活动

四、归义军时期的敦煌音乐教育

第二节 敦煌归义军时期的寺院设乐与音乐传播

一、寺属音声人

二、寺院设乐

第四章 敦煌归义军时期的艺术教育

第一节 归义军之前的敦煌美术教育探蠡

一、汉以前中国美术教育发展概况

二、汉晋敦煌美术教育

第二节 五代、宋时期敦煌画行、画院的设立及其教育模式

一、曹氏画行与画院

二、师徒相授的教育模式

三、藏经洞部分画稿或为画工习作考

第三节 敦煌归义军时期的书法教育

一、中国早期书法教育概况

二、汉代敦煌的书法教育

三、唐宋时期敦煌的书法教育

第五章 敦煌归义军农业、手工业技术的教育与传承

第一节 归义军农业生产技术教育

一、对农业官吏的督促与教育

二、对农民的教育

第六章 社邑组织的社会教化意蕴

第一节 再论敦煌私人结社的教育与教化功能

一、敦煌民间结社自我约束的自觉性

二、成员管理

三、小结

第二节 晚唐五代敦煌少数民族居民结社研究——以粟特居民为例

一、粟特人参加社组织的情况

二、粟特人参加的社组织的特点

第三节 从敦煌私社到元代社制——儒学教化的视角

一、晚唐五代敦煌私社——一种基于自我教育内驱力的民间团体

二、宋代乡社与社约——以士绅阶层为主导的乡村控制

三、元代“社”制——纳入行政权力之下的基层组织

四、小结

参考文献

第一章敦煌归义军地方政权对社会教育的推动

第一节归义军地方政府是推行社会教育的主要力量

一、身先垂范

在传统上，执政者都确信“风行草偃”之说，认为统治者的任何举措，都会影响臣子及百姓的观念与行为，故君主无不随时利用机会，透过各种渠道，塑造其“勤政爱民、圣行端庄”的形象，以为臣民之表率。

儒家的政治理想总是与其道德教化联系在一起，杜维明指出:“坚信道德和政治密不可分、统治者的修身和对人民的统治密切相关，使人们很难将政治理解为独立于个人伦理之外的控制机制....政治上的领袖资格在本质上表现为道德上的说服力，王朝的改革力量主要建立在帝王官吏的伦理品质上。”①“如果说，教师是学校教化权力的中心，那么士大夫无疑是校外社会教化权力的主体。”2儒家辩证地吸收了法家“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思想，要求土大夫要能成为“民之师帅”，董仲舒明确指出:“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以承统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宜，恩泽不流。”①中国封建社会的地方官员无不是以儒家经书起家，同时也是凭借着儒家经学知识治理国家并且亲自贯彻执行儒家的教化实践。

自汉代起，中国封建社会各级官吏在实践儒家教化方面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余英时就曾经指出:“汉代循吏在中国文化史的长远影响是不容低估的。宋、明的新儒家在义理的造诣方面自然远越汉儒。但是一旦为治民之官，他们仍不得不奉汉代的循吏为最高准则。别的不说，他们以‘师’而不以‘吏’自居便显然是直接继续了汉代循吏的传统。程、朱、陆、王无不是一身而兼两种‘师’:大传统的‘传道、授业’之师和小传统的‘教化’之师。”②“夫吏者，民之师也。”毋庸置疑，各级官吏是百姓效仿的老师。地方官吏是当地百姓主要的效法对象，他们讲孝悌、重仁义礼义，必然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影响。

……

本书是国家“十三五”出版规划项目“敦煌与丝绸之路研究丛书”之一，全书围绕中国古代“政教”与“教化”，对敦煌归义军时期的社会教育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研究揭示了敦煌归义军时期的政权在推行社会教育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有效措施，包括直接的社会教化、整顿官学教育体系、广泛推行科举制、鼓励社会各阶层参与地方社会教育等，对广大民众进行社会化教育，进而达到成风化人、巩固归义军政权的目的。本书的出版不仅丰富了归义军时期制度研究的内容，而且为中国古代地方社会教育史的研究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