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社的艺术:16-18世纪东亚世界的文人社集

序言：“察势观风”：把社集放在时代脉络中查考

几年前，艺曦来研究室找我，请教我关于编论文集的事，他当时计划与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王昌伟、许齐雄教授，以及台北大学的何淑宜教授合作，以文人社集为题，集合众人之力来编论文集。他当时问我，此时此刻是否仍适合编论文集，以及这类论文集对学界是否有贡献——这是他关心的部分。我当时建议艺曦，必须坚持几点：论文集的主题必须明确，每篇论文都必须围绕这个主题提出各自的创见。

在接下来几年的时间，我有时会从艺曦那边听到论文集的进展，而为了让各篇文章作者能够聚集一起开会讨论，他先后申请蒋经国基金会与“科技部”的经费补助，两次会议的举行也得到“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及吕妙芬所长的协助。这本论文集的计划，以及整个团队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为了能够有更充裕的时间写作论文，所以把时程拉长到三年，而在着手进行之初，分散各地的成员也不辞路远，来台共同讨论，并对彼此的论文题目交换意见，直到今日，终于有论文集的问世。

这本论文集以16到18世纪的文人社集为题，时段集中在明中晚期及清初。明中晚期的社集活动十分精彩而多样，而经历明清变局以后的清初社集的性质与活动也很值得探究。当时社集活动盛行的程度是很难想象的，清初顺治皇帝还曾特别关注近来名流社会，并说慎交社“可谓极盛”，提到孙承泽是“慎交社”中的人物（《清稗类钞》《云自在龛随笔》等书）。

这本论文集引人注意的部分，是不少文章都能够不受限于社集这个主题，把社集放到整个时代大脉络中，从政治、家族、地域性、城市生活、文化转型等面相切入，让原本看似平凡无奇的社集显出独特的意义。

这些文章，有的谈社集跟地方官员的到任去职的消长关系，显示某些看似宴游的诗社，也可能有实质的政治目的。有的讨论社集与地方家族的联系，有的利用大量族谱资料说明不同性质的社集与地方人际网络、家族生态的关系。也有的注意到社集与城市空间，以及明末文人借由社集展演的取向。另有几篇是谈社集与诗派、与八股文、与经学风潮的关系，这些看似传统的题目，却都能够得到让人耳目一新的结论。另有一篇谈明末及清初的士风之别，在此变局中的文化转型是很值得深入的课题。另有两篇文章，则是将眼光扩大到与士阶层密切相关的其他阶层或领域，包括医者及书画鉴赏。过去我们虽可多少看到一些医者结社的资料，但借由这篇文章，才让我们了解到医者与文人社集之间有那么密切的关系。

这些文章各有主题，也跨越不同地域，除了南北两京、扬州，以及浙江等地，还有江南以外的江西、福建、广东等地，展现这个团队广泛讨论各地社集的企图。另有两篇关于日本与越南的社集的文章，亦显示这本论文集对东亚周边各国的关心，而且从更多元也更整体的眼光，以中国为中心看整个东亚世界的社集发展。

我在多年前写作过几篇明代思想生活史方面的文章，其中有几篇文章跟明末蕺山学派及清初讲经会有关，当时我注意到明末出现不少以经、史或读书为名的社集，这类名称的社团在此之前很少见，但在明末却大量涌现，而且不少都很有影响力，像江南的复社、读书社都是很好的例子。对于这类社集的出现，我认为这与经史之学，尤其经学的复兴相关。不过，近几年我有更进一步的观察，除了心学，至少还有文学复古运动等各种思潮条件共同促成。尤其是文学复古运动，由于主张必须临摹古代的诗、文，进而搜罗古代典籍，所以对古籍的刊刻流行起了推动作用。另一方面，这个运动虽然倡导复古，但所复的不限于儒家经典，所以相对于之前的学风带来了解放。复兴经学则是到了明末才正式提出的，所以我们必须认真看待明末经学的复兴，它有其时代的特殊意义，而且带来的影响极大。

以此为例，我们在讨论明代中晚期及清初的历史，必须用更宏大的眼光谈。我很喜欢“察势观风”这个词，当某个风潮起来的时候，就像是一阵风吹拂而过，一个时代的各方各面、或多或少都会受这股风潮的影响，而且往往是多层次也多方面的交互激荡，来回往复。若是遇到像明清之际的大变局时，这类变动会更加复杂。研究者有必要察其势而观其风，除了所研究的对象，还必须把研究对象所处的风潮及各种动荡变化都一齐纳进来讨论。此外，历史的发展往往会有不同力量同时在竞合着，所以社集不会只是社集，而会跟这个时代的其他因素结合发酵，也可能彼此排斥，但即使是排斥也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

这本论文集所做的可说是一种“察势观风”，而且把社集放在时代脉络中查考，作者们能够以更全面的眼光掌握所研究的课题。如今论文集分别在两岸出版社出版，让人为这本论文集对明清之际社集研究有所贡献而感到欣喜。

王汎森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中研院”院士

选自《结社的艺术：16—18世纪东亚世界的文人社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4月

城市舞台：明后期南京的城市游乐与文艺社群

明代后期的南京城确实是一个别具历史意义的社交舞台，士人在其中热烈展开各种社交活动：文酒之会频频举行，士人间的集会结社活动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热烈的交游活动，激发士人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

晚明动荡时局中，纷纷扰扰的各种政治军事，往往成为社交的争议话题，乃至进而集结特定的政治阵营。如此，朝廷的政争延伸至城市生活，居于经济与文化重心的南京城，原是有名无实的首都，值此板荡之际，反倒成为热血士人舆论交锋的重要基地，也是他们个人生命昂扬的大舞台。

——编者按

一般论及南京文艺活动的展开，往往引用钱谦益(1582—1664)的论断，认为金陵之社集活动初盛弘治、正德年间，钱氏之说相当概括地点出南京文艺之盛况，然则其说亦不免过于化约，事实上，南京之社集活动早在弘、正之前已不乏事例。特意记录南京历史人物的《帝里明代人文略》引司马泰(约1492—1563)《三余雅会录后序》称：

吾乡虽称都下，去辇毂远，宦于此者，率事简多暇，得遂觞咏之乐。天顺中，翰林学士吉水石溪周公叙始结诗社，择吾乡能诗士人，若贺公确、王公麟与邵以诚，凡十人与游，题曰“南都吟社”。成化间，翰林学士西蜀篑斋周公宏谟继之，复与士人沈公庠、任公彦常、金公冕十二人游，题曰“清恬雅会”。正德初，户部侍郎海陵柴墟储公巏复继之，乃与挥使刘公默、士人施公懋、谢公承举凡十人游，题曰“秣陵吟社”。夫三公皆海内文宗，其人品诗格俱高，乃能下交诸士人。诸士人亦不少屈谄，觞咏适情，密若昆季。每一会时，都人辄拭目倾耳，称为胜事。

此说指点出，南京城市的特性及其文艺条件：这个城市虽号称都城，事实上，却是远离权力核心，在权力的操持上实属边缘，此地聚集为数不少的“京官”，官员之品级头衔颇高，却多近乎闲差，难有作为，事简多暇。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无所作为、闲暇甚多之清高官员，乃多以写作诗文作为娱乐。这正是南京文艺发展的特殊之处，这些位高权轻的清贵官员，往往成为文艺社集的发动者。因南京之文社活动发端甚早，在天顺年间已然登场。值得注意的是，此处倡导社集活动者，都非泛泛之辈，天顺时组成南都吟社的周叙，与成化年间组成清恬雅会之周宏谟，都是翰林出身，正德时秣陵吟社之首脑储巏，则在乡试与会试中都是名。他们可说都是科举胜利者，且表现，是科举制度下，被认定为能文之士。他们本来应该在宫廷之中占据写作地位、文为天下表率的人——翰林本职固当如此，只是他们屈处南都，未能在堂庙之上，写作昭示天下的堂皇之文，领袖天下文风——所谓“海内文宗”。他们“怀才不遇”下，唯有另寻渠道发落其才气，以“下交诸士人”的方式，实践“文宗”之志向。

南京社集活动的开始，出于翰林提倡，事或有偶然之处，却也有必然之理。事实上，南都的六部官员，往往官品高而权轻事少，这些清高多闲的官员，往往也就成为文艺活动的主要成员，积极借诸文艺活动以自显，实属常态。也就是说，南京的社集活动中，那些来来去去的六部官员，是其中相当重要的成员。他们对南京的知识交流与文艺社交的发展，都有相当重要的作用。除了在天顺、成化年间首开风气，在日后的社集活动中，他们往往也多有参与，乃至成为其中要角。《四友斋丛说》中尝记：“孙季泉转南宗伯，赵大周先生曰：‘季泉留心于诗，此来当必与君结社矣。’后季泉至，果时相酬唱，又以孙王唱和集命某作序，极为相知。”可见这些任职南京之官员，多有文艺之好，而有此好者，入南都则有社集，已成必然之理。实则活跃于南京之文人，亦多有此类官员，例如：所谓“金陵四家”中的第四人就是弘治年间来南京任户部主事的朱应登(1477—1526)，他就职后积极参与当地文艺活动，因此与顾璘(1476—1545)等人齐名并列。嘉靖时期知名文人蔡羽(?—1541)、何良俊(1506—1573)都任职翰林孔目而活跃于南京文艺圈。文坛领袖王世贞(1526—1590)、边贡(1476—1532)、王慎中(1509—1559)、钟惺(1574—1624)则为南京六部官员而在此交会各方文人。万历时期南京文坛领袖曹学佺(1574—1646)，也因任职南京而积极推动文艺社集，将南京文艺推至极盛。凡此略可概见，南京文艺社集的发展，乃与其特殊的政治地位有关，位高权轻的“京官”乃属其中要角。因此，南京社集活动之开始出于南都翰林，殊非偶然。而这批南都“京官”在往后的历史中，依然是南京士人社集活动的重要成员。

天顺年间的南都吟社与成化时的清恬雅会，固可说是南都社集的滥觞，然此社集活动之发起，个人因素仍居主因。两位翰林爱好文艺、乐于交游，使之得以开风气之先。实则在此时期，全国之文艺风气犹然未兴，而城市社交生活也还不发达，甚且，这段时间南京城还在迁都后的大萧条时期，所以天顺至成化年间的社集活动，与其将之视为南京文艺风尚已趋勃兴，毋宁说是个人兴趣点燃的星星火光。或许正由于此，钱谦益在叙述金陵社集发展时，并未将此时期活动列入其中，这恐怕不是受限所知，而是刻意略过，盖此举不足以作为南京社集之源流或文学传统之肇兴。事实上，有关南都吟社与清恬雅会的活动，也殊少见诸相关记载，可以说有关南京的文学叙事中，这只是一段有些偶然的史前史。

选自张艺曦主编《结社的艺术：16—18世纪东亚世界的文人社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4月

 本书是一部研究明清士人社群的突破之作。书中结合文、史等不同领域的学者，研究明清士人各类社集活动，围绕社集与城市空间、地方家族、身份/阶层等，从社会、宗族、空间、文学、思想、医学等多元面向进行探究，呈现明清士人日常生活与学术活动的多元性，以及社群网络间复杂的关系。同时，还研究了十八世纪日本与越南的文人社集情况，有助于从东亚的视角深化明清思想史、文化史与社会史研究。此外，书中呈现的各种跨界交接与多元问学的现象，也为以后的学术运作方式提供了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