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主义五论

焦佩锋，陕西彬州市人，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唯物史观与德国历史主义、中外历史思想史等。现为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马哲教研室主任。兼任中国辩证唯物主义学会、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理事。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主持或参与中宣部、教育部等单位委托课题、重大课题、重点课题4项。已出版个人专著4部，其中《唯物史观与历史主义》与《唯物史观与当代历史主义》为历史主义问题的代表作。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刊物转载。

导言 作为问题的历史主义
专论一 历史主义与历史科学
一、历史学的三种类型
(一)作为客观记述的历史学
(二)作为揭示规律的历史学
(三)作为意义阐发的历史学
二、历史主义与历史科学
(一)正相关
(二)负相关
三、当代史学的两重转向
(一)第一重转向：全球史学
(二)第二重转向：网络史学
专论二 历史主义与自然主义
一、古典的自然法
(一)古希腊的谱系
(二)中世纪的传统
二、近现代的自然法
(一)德国谱系
(二)英国谱系
(三)法国谱系
三、自然法与历史法
(一)自然大于历史
(二)历史大于自然
(三)自然史与人类史的综合
专论三 历史主义与相对主义
一、“历史相对主义”问题的由来
(一)一般性：历史主义与欧洲
(二)特殊性：历史主义在德国
二、“历史主义危机”及其克服
(一)古典历史主义
(二)中期历史主义
(三)晚期历史主义
三、历史主义与相对主义的弥合
(一)科学主义与历史相对主义
(二)形而上学与历史相对主义
(三)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相对主义
专论四 历史主义与纳粹主义
一、历史法学派
(一)蒂堡
(二)萨维尼
二、历史经济学
(一)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二)威廉·罗雪尔
(三)卡尔·门格尔
三、历史文化学
(一)宗教改革对德语文化的影响
(二)德意志的古典主义运动
(三)虔信运动及其纪律性
(四)浪漫主义
四、德意志民族主义
(一)赫尔德
(二)费希特
(三)黑格尔
五、历史主义与纳粹主义
(一)历史主义对个体是一种无批判的认同
(二)历史主义放大了对历史过程的乐观主义想象
(三)纳粹主义是历史主义的间接结果
专论五 历史主义与保守主义
一、保守主义的内涵及其形式
(一)作为心理习惯的保守主义
(二)作为思想运动的保守主义
二、历史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一致性
(一)思维原则上：面向过去
(二)理论立场上：信奉上帝
(三)政治立场上：推崇旧制
(四)政治手段上：拒斥暴力
三、历史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差异性
(一)民族观念的差异
(二)神学观念的差异
参考文献
后 记
部分内文试读
导言 作为问题的历史主义
在《唯物史观与历史主义》(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和《唯物史观与当代历史主义》(人民出版社2019 年版)两部著作中，我们从思想史和哲学史的角度对近当代的历史主义及其与唯物史观的关系做了大致的梳理，在做完这些工作之后，我们发现：
一方面，只有在西方历史思想史的脉络和谱系中，我们才能看清历史主义的理论诉求与现实目的，实际上，这也是廓清历史主义诸多杂乱性内涵的必要工作。基于这项工作，我们也才能够看清“作为问题的历史主义”在近代历史哲学由历史本体论转向历史认识论、思辨的历史哲学转向批判的历史哲学之中所起到的某些积极作用。当然，作为一种观念论和方法论，历史主义也实质地参与了历史科学的构建，从而为职业化的历史学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问题在于，历史主义更多强调的是一种基于历史为现实进行辩护的理论立场，这种立场不仅体现在史学领域，而且渗透于哲学、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这为讨论哲学领域的历史相对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政治领域的国家主义和纳粹主义、文化领域的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提供了有益视角。在之前的研究中，我们对近当代西方历史思想史的梳理有点偏重于历史哲学和历史科学，而对历史主义的衍生形式和相关思潮未进行重点关注和充分梳理，此乃之前研究的一种局限性所在。
为弥补上述不足，本著作试图以问题为导向，对历史主义进行专论性研究。我们的研究思路是：以历史主义所透显的历史意识为指引，以历史主义与历史科学的基本关联为基础，分别对其所关涉的自然主义、相对主义、纳粹主义、保守主义等问题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以求全面呈现历史主义问题的跨学科特征。当然，既然是问题式研究，我们也就不做章节勾连，而是直接进行铺陈，以便使对历史主义问题的剖析更为鲜明和立体。具体是：
在“历史主义与历史科学”专论，我们的考虑是，作为一项对人类生产和交往活动的记载，历史学的发生发展源远流长，在这个意义上，古人对于神话、诗歌、音乐、建筑、战争、英雄的记载都属于历史记忆的基本形式。经中世纪基督教的浸淫之后，历史成了彰显上帝荣光和人自身命运的一种载体，但是，历史学真正获得科学化的面孔和身份则是近代科学主义的产物，18 世纪意大利的维柯所谓的《新科学》(1725 年初版)便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的。维柯向我们表明，历史是人的活动，作为一门“新科学”，历史学所要做的就是对人类的行为和活动进行记载并加以理解。此后，经过了启蒙运动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强化之后，19 世纪的实证主义思潮使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上升到了新的高度，这便是，历史学不仅仅是一种对客观事实的记载，而是包含着对人的活动规律和历史发展规律的提炼与阐发。在此过程中，德国历史主义实质上从本体论和方法论意义上强化了这一思潮。和之前朴素的历史意识和泛神论的历史观念相比，历史主义更注重历史的本体论维度。在德国历史主义这里，一切事物都是历史事物，一切问题都是历史问题，它特别强调特殊性、个体性，甚至一次性历史事件的价值相对主义意义。因而，历史科学的萌芽和发展要早于历史主义，历史主义只不过从观念论层面强化了历史科学，此乃历史主义对于历史科学发展的积极意义。
在“历史主义与自然主义”专论，我们意在表明，认识历史主义问题需要参照西方古老的自然法和自然主义传统。在建立起对历史的敬畏之前，人类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对自然充满敬畏感，所谓的自然神论其实就是这种敬畏感被神圣化的结果，基督教所宣扬的“万有论”便是这种结果的典型象征，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等人的思想中得到印证。然而，从格劳秀斯、普芬道夫、霍布斯、洛克、萨维尼等人开始，一种所谓的现代政治或民族国家的自然权利或天赋人权，及其带来的历史观念的兴起，导致了西方古典的自然法传统或自然正义的衰落。由此开始，西方的历史叙述开始由“天道”转向“人道”，而人道之开启同时意味着历史事业的真正开启，这才有维柯将历史作为一门新科学之说，也才有马克思后来所谓的“历史就是人的活动”之说，当然，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对历史的兴趣显然不只是一种类形而上学的观念论置换，而是要从人的活动本身出发去科学对待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过去的历史的关系，这种将自然史与人类史进行综合处理的方法显然超越了西方过去的自然法及其近世的历史法传统。
在“历史主义与相对主义”专论，我们意在表明，在历史主义这里，一切事物都具有无可替代性，正所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其实强调的就是这个意思，因而，尽管历史学可以采用自然科学的实证化方法为自己正名，但是，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毕竟存在某种不同。对于自然科学来说，其研究的是相对固定、可以累积甚至是反复出现的自然现象，因而，按照近代科学主义原则，所谓科学的东西一定意味着有规律可循，对于相对稳定的科学事实，我们可以借助特定的实验条件进行比对和验证，但是，历史学显然做不到这一点，原因是，一方面，历史事件往往不会重复发生，使这些历史事件得以可能的各种因素和条件也不会重复出现；另一方面，史学家在选取历史事实并进行历史叙述时，往往难以避免自身的主观色彩或者自身认识的局限性。因而，正如西方学者所言：“绝不可能有一种科学的历史学。科学的方法是禁止历史家使用的。他不可能逐步积累起自己的知识，不可能从某种真实的类似到更真实的类似，并在最后达到事实本身；因为事实、事件在发生时就消失了，我们展开并完成自己的研究，所使用的只是来自观察者的各种证据和目击者的不同陈述，也就是说，我们研究时使用的是见解(theory)而不是事实(fact)。”正是因为存在这种相对主义认识论的困扰，在这一专论，我试图对历史主义与相对主义的复杂关系做些探讨。
在“历史主义与纳粹主义”专论，我们的考虑是，历史主义毕竟是德国反抗启蒙运动的产物，讨论历史主义必须顾及德国历史，尤其要注意到其对于德意志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相继崛起的思想铺垫意义。熟悉历史主义谱系的人都知道，德国历史主义在诞生之初其实就是为了对外矫正法国启蒙运动的纯粹理性主义趋势，对内激活并强化德意志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所以，尽管若干历史主义者们有普遍主义情怀，也信奉历史的客观主义立场，但是，在催生德意志第二帝国降生这件事情上，从早期的兰克、赫尔德、黑格尔到后期的“普鲁士历史学派”，没有一个德国哲学家和史学家愿意避讳自己的国家主义立场，尤其是在“普鲁士历史学派”这里，历史研究的直接目的就是为“小德意志方案”进行政治辩护，因而，当德意志第二帝国变成现实之后，这一学派可谓志得意满。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成了战败国，基于《凡尔赛和约》而新生的魏玛共和国让很多德意志思想家大失所望甚至惶惶不安，原因是，“他们把共和国新国体看作是战争失败的结果，德国人得到的这种新国体并不是什么人斗争得来的，只有少数几个人想要它”。更为关键的是，《凡尔赛和约》通过领土划拨、巨额赔款、裁减军队等诸多严苛限制使德国人的民族感情受到了伤害，因而这份和约并没有为和平铺路，反而在德意志催生了一种屈辱、隐忍和复仇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心态。与此相伴，“一战”之后，德国本土的通货膨胀极为严重，食品供应和民众就业严重不足，政治生活极不平稳，各种反抗和暴动此起彼伏，在此风潮中，以希特勒为代表的“右翼”分子逐渐抬头并最终终结了魏玛共和国，此后，纳粹分子逐渐独揽大权并于1939 年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因而，通过这段历史(尤其是基于历史意识对德意志民族情感和社会心理的梳理)，我们意在表明，德意志的民族主义是德意志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的思想底色，历史主义对于这种思想奠基起到了某种推波助澜作用，这是讨论历史主义问题时所必须重视的一个角度。
在“历史主义与保守主义”专论，我们主要是想表明，在反启蒙的意义上，历史主义最初与英法的保守主义思潮属于同一门类。实际上，在启蒙的开端处，反启蒙的各类潮流就在欧洲蔓延，以1789 年法国大革命为基点，保守主义思潮应运而生，在此一谱系中，英国的埃德蒙·伯克(也被译作“埃德蒙·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法国的德·迈斯特对法国大革命反宗教性质的省察，德国的赫尔德、费希特、黑格尔以及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对启蒙主义展开了持续性批判，这无不从整体上反映出启蒙主义逻辑的历史局限性。当然，保守主义和历史主义既有共同点，也有差异性，其共同点在于反理性主义和批判法国大革命的暴力逻辑和激进政治，历史主义尤其是要反对这些东西对历史和传统的破坏作用；其差异性在于，保守主义思潮沿袭的是“向后看”的逻辑，而历史主义思潮既涵盖了保守主义又不单纯地等同于保守主义，历史是历史主义得以可能的本体论前提，这个历史既指向过去，也指向未来，因为历史主义不仅注重个体性，还强调发展原则，它反对对历史进行片段式和局部性理解。
总体而言，我们的考虑是：(1)将历史主义与历史科学放在一起讨论，是为了给全书奠定一个基本的分析基础，因为无论怎么讲，历史主义是历史学的命脉，没有这个观念论和方法论作支撑，历史学的合法性将会成为问题。(2)将历史主义与自然主义进行关联，我们试图呈现西方思想史由神道转向人道、由自然转向人事以及对其进行反向综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3)将历史主义与相对主义放在一起讨论，是为了从哲学层面对历史主义的现实效用加以探讨，无疑，我们并不否认历史主义的积极意义，但是，在使历史得以可能的那个本体论前提未被质疑和消解之前，历史主义与相对主义关系并未在历史主义谱系内部得到重视和清理。(4)将历史主义与纳粹主义放在一起讨论，是为了凸显历史主义的现实政治效用。从一种日常化的历史意识出发，我们敬畏历史似乎无可厚非，但是，当人类的政治活动被冠以历史目的论或者拒斥历史合理性之后，其所造成的灾难也需要引起我们的充分警惕。(5)将历史主义与保守主义放在一起讨论，是为了凸显二者对欧洲自由主义的遏制和批判，进而彰显现代性自身的复杂性及其对近代欧洲思想史的某种扬弃意义。
以上是对本书逻辑和内容的基本交代，限于个人研究水平，书中对上述想法的陈述与论证可能也是错漏百出，敬请学界各位同仁不吝批评指正。
焦佩锋
2022 年1 月于大有庄

　另一方面，兰克对历史也存在普遍主义关怀，并且，这种关怀充满了神正论色彩。从整体上看，兰克的世界史主要局限于欧洲，而欧洲各国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是其进行历史叙述的基本原则，这些叙述也遵从了年代记的模式，但是，兰克并未对过去的各个时代进行贬抑，而是认为它们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正如他自己所言：“从上帝的立场出发，我只能说，人类自身蕴含着无穷无尽的多种多样的发展变化，而这种发展变化是按照不为我们所知的、远比我们所能想象的更为神秘和伟大的法则而逐步显示出来的。”③　　可见，尽管反对黑格尔，但是，与黑格尔一样，兰克依然认为上帝是历史的主宰，此乃一种超越于历史过程之外的高级力量，正是因此，他仅仅承认人类在物质领域的进步，而在道德方面，情况并非如此。他坦言：“某一代人在道德方面的真实高度与其他人是一样的，就道德高度来讲不存在更高的潜力。比如说，我们根本就无法超越过去世界的道德高度。不仅无法超越而且在精神领域甚至还常常出现倒退的情况，比如集约的道德规范变成了粗放的道德规范。今天的文学与古典文学相比正是如此。”④　　上述两方面决定了兰克史学的矛盾性，而这也为我们透析历史主义与历史科学的关系奠定了基础。一方面，作为一种撰史的标准和观念，历史主义主张要对所有历史时代和历史事物等量齐观，在它这里，事实就是价值，它对历史事物持一种无批判立场。在此意义上，“它取代了过去的形而上学和神学，成为一种奉历史世界为神圣的哲学，这种哲学认为人类生活本质上是内在于历史中的，它赞美人类思想在历史中的成就，因为这些成就本身具有绝对价值。总之，历史主义成为某种现代人道主义，同时也成了某种历史宗教”①。另一方面，历史主义又不等于历史科学。这是因为，历史主义更多是一种历史观念或历史哲学，而不是兰克意义上那种“史料第一”和“如实直书”意义上的客观历史叙事，在此维度，兰克反对对事件进行道德和价值判断，真正的历史研究必然意味着价值中立，与之相反，历史主义其实隐含着某种历史乐观主义，其对历史过程和历史趋势的乐观主义判断要强于其对历史环节和历史事实的关注，此乃历史主义与历史科学的关键区别。　　在此，一个关键的追问在于，史学家如何保证自己在史料筛选和历史叙述中的客观性？连同历史档案在内的所谓的客观历史本身是否早就包含着某种先期的价值判断？因为无论怎么讲，史料不会说话，是我们让史料说话，而这种历史言说的方式本身一定包含着某种逻辑预设和对史料的结构化处理。正如莫米利亚诺所质疑的那样：“在发现事实并把它们纳入一个框架之中，以便我们理解且评价它们时，如果我们本人就是我们正企图理解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那相对于这样的任务，我们到底处在怎样的地位。”②因此，尽管存在某种根本性区别，但是，历史主义与历史科学走向合流是思想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原因就在于，史学家本人毕竟不是历史的当事人，既然如此，史学家本人的价值立场与当事人的价值立场如何保持一致？莫米利亚诺因此追问道：“如果历史写作暗示我们根据某种标准选择事实，或者说我们根据某些兴趣发现新的事实，则这些标准和兴趣已经暗示对普遍性与概括的选择，据此我们对事实进行分类与理解。除非我们把事实与一般的类别和价值联系起来，否则我们无法理解和评价事实，但除非我们心里已经有了某种我们据以提及事实的价值或者一般类别，否则我们就不能开始选择（或发现）事实。”①　　实际上，从普鲁士历史学派形成开始，兰克史学的客观性就遭到了质疑和批判，更重要的是，这一派的几位史学家对历史研究注入了太多的政治性，在当时服务于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现实逻辑的促动下，包括梅尼克在内的很多德国历史主义者都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理论奠基者，他们共同强化和巩固了历史研究的国家主义立场。在此意义上，当自由主义和世界主义历史观念向国家史观和民族史观转向的过程中，历史主义的确达到了某种为现实辩护的目的。于是，源于德国的兰克等人的历史的科学性概念在向英法美等地传播的同时，德国本土的史学家和思想家似乎对历史研究的科学性问题的兴趣越来越淡漠。　　在狄尔泰这里，历史其实意味着一种生命解释学。如他所言：“（历史）学派所具有的特征是由某种纯粹经验的观察方式表现出来的，这种观察方式以同情的方式完全投入到历史过程的种种细节之中，是一种旨在完全根据一个具体事态所具有的发展脉络来确定这种事态之价值的、对于历史的具体普遍性的探讨。……由于缺乏与认识论和心理学的健康的联系，所以，这个学派一直没有获得某种说明的方法。仅仅凭借自身之力，历史性的见解和各种比较研究程序是无法建立某种具有自主性的、由各种精神科学组成的体系或者能够对生命产生某种影响的体系的。”②可见，狄尔泰对兰克史学十分不满，他特别在意生命体验和情感对于历史研究及其理解的重要性，并且，这种体验和情感在共时的意义上具有可通约性，承认并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