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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铭玉主编
出版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12434196
出版时间2020-12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49元
货号10996979
上书时间2024-10-25
1 卞先生一番话
卞之琳老师木讷寡言,说话声音也很低沉,情绪不显于色,似乎永远陷于自己的沉 思。但是他一说起来,几乎就停不住,而且经常是我闻所未闻的事。
记得有一天,在我跟他学莎士比亚研究大半年之后,他第一次向我提起了“符号 学”这三个字,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有这门学科。不过他迂回着说,先说1929年他考上 北大。从南通坐船过长江坐火车,座位对面一个年轻人名字叫钱锺书,隔壁有一位是决 心读法国文学的罗大冈:原来一路上好多是到北大、清华报到的学生。还有奇事:“后 来何其芳入学,中学毕业证有点麻烦,罗大冈用豆腐干给他刻了一个章。”
卞先生自嘲说,“我们那时候比你们现在年轻得多”。的确,我们1978年那一届研 究生。“文革”十年耽搁下来,绝大部分早过了而立之年,都急着进入认真的学术工 作,卞先生很理解我们的心情。他说就在他入学读本科的那一年,即1929—1930年, 瑞晗慈(I.A.Riehards)来到清华任教。这位出版了《意义之意义》和《文学批评原 理》的大理论家,吸引了北京高校的许多学生去听课。“我也去了,没有听懂。我只是 个Minor Poet。”卞先生难得地微笑了一下。他太谦虚了,我认为卞先生是后世最脍炙人 口的中国20世纪的诗人,犹如唐代群星中的李商隐,有一种诗歌最本质的语言形式凝 练之美。今天看来,果然如此。
然后卞先生在似乎漫无边际的回忆中切中了要害:1929年叶公超任清华英语系教授,同时又兼任北大英语系讲师,主持编《新月》最后四期,成为北京文人的结集点,也是卞先生作为“后期新月派”成名之时。叶是剑桥硕士,认识艾略特,1934年在北京创刊《学文》,第一期就请卞先生翻译艾略特的名著《传统与个人才能》。有瑞恰慈与艾略特的双重影响,且两年后毅然辞去日本教职到北京与恩师瑞恰慈会合的燕卜森,也加入西南联大的教授队伍,“新批评”这个20世纪形式意义理论在英美的第一个派别,在中国的影响开始成形。朱光潜、冯文炳(废名)、李健吾(刘西渭)、陈梦家、赵萝蕤等,都开始发表形式分析的论文:李安宅《意义学》(1934)、《美学》(1934);曹葆华《科学与诗》《诗的四种意义》(1937);吴世昌论文《诗与语音》《新诗与旧诗》(1934);朱自清《诗多义举例》(1935)、《语文学常谈》(1936);刘西渭(李健吾)《咀华集》(1936);朱光潜“谈晦涩”(1936)。李健吾与卞之琳讨论几首诗的意义.成为中国细读批评的最早典范。
“你就从我们30年代中断的事业做起!”卞先生说。“我看你发表的几篇莎学论文, 太注意理论,恐怕你就适合做理论:从新批评做起,一个个学派,一直做到结构主义, 做到符号学。”原来卞先生的唠家常回忆过去,长途迂回后峰回路转,斩钉截铁地奔着 这个目的而来!
我看窗外。阳光已经西斜。这天从下午一直谈到晚上,意犹未尽。师母留我吃晚 饭.我知道不合适,但是忍不住想多听一些,就留了下来。但是卞先生又回到他不善言 谈的木讷状态,师母用上海话笑话他“木知木党”。其实他和我都陷入沉思:这个下午 成为我一生事业的起点,此后四十年,念兹在兹,不敢忘记师训。而且不久我就明白, 被“文革”耽误到三十多岁才能看书,不集中精力绝对一事无成。有贵人指拨,有大 师相助,这的确就是最适合我的学术道路。
70年代末。卞之琳先生把恢复这个学术传统的任务交给我,我明白这是一个重托, 不仅来自卞之琳先生,也来自当时还健在的杨周翰、王佐良、周珏良、李赋宁等一代导 师辈人物。亏得北京各图书馆存了不少三四十年代的著作,不出借,我每天坐公交去 读,兴奋得忘乎所以。那时候完全靠手写,记卡片,每天记了一大摞,饥肠辘辘回到宿 舍,觉得很幸福。
此后整个80年代,硕士论文攻新批评,博士论文攻叙述学,博士后写作《文学符 号学》,就一直守在形式论方向。一以贯之,始终不渝,从形式分析出发做文学一文化 分析。虽然意志不坚定,有几次偏到这条主线之外,但是不久又回到意义形式论。人的 一辈子很短,精力有限,本人何其幸运,有导师明指明值得做的事业,一辈子享用不 尽。今日回顾,不管做的学问是否宏大,比起其他深奥高明的学问,是否太浅平,我自 己一生无悔。中国有的是做大学问能发宏论的大学者,但是学界之大,可以容得下我这 个minor scholar。。
有许多学者适合大开大合,挥斥方遒,值得我高山仰止。我只适合做细致顶真的形 式分析,俗称钻牛角尖。我想起卞先生在“文革”后出的第一本文集《雕虫纪历》,这 标题也预言了我的航路轨迹,哪怕局部性小问题(例如叙述中的“引语”这样的小问 题),哪怕完全可以大而化之的问题(例如“反讽”的分类),也必须论证仔细,经得 起聪明的学生再三追问。形式研究最怕的就是不顶真:如果细节雕琢随意,如果部件缺 少孜孜以求的精致,如果零部件可以做得马虎,那么形式论本身就不值得做。目读书的幸福
说到我的学术生涯,1978年不让读书,无书可读,就此而言,“文革”误国不浅。 现在一谈“文革”,很容易变成个人受苦的倾诉,这样就狭隘了。“文革”及其前奏大 抓阶级斗争,耽误中国学术和教育二十年,其危害之大至今难以估计。我们这一代没有 受到像样的教育,“文革”之前,大学带“长”的人,看到学生在读书,就怕得肝儿 颤:怕他们会“犯白专错误”。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给学生时间读书。我读大学的整……
天津市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天津外国语大学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编辑出版。
知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胡壮麟先生任编委会主任,中国语言与符号学会会长王铭玉教授任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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