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协商:翻译中的语言、文类与社会:translation and transcultural practice in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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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丽华著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1338438
出版时间2023-01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79元
货号12274539
上书时间2024-10-25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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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丽华,1980年生,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200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现代小说文体研究、晚清民国文学翻译研究。著有《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兴起——以文类形构为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并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四十余篇。研究论著曾获教育部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2011)、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2019)、宋淇翻译研究论文评判提名奖(2020)等。
目录
序 陈平原 第一章 导论:翻译与跨文化的文体协商 一、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从语言到文体 二、翻译中的文体(无)意识 三、界定“文体” 四、被协商的现代性 第二章 “演义”传统与清末民初白话短篇小说译介 一、晚清“小说”概念寻踪 二、“演义”传统与小说翻译 三、吴梼、刘半农、周瘦鹃的小说译例 四、结语:清末民初读者对“小说”的集体想象 第三章 无声的“口语”:从《古诗今译》透视周作人的白话文理想 一、题记的意义 二、从文言到“口语” 三、安特路朗的角色 四、翻译作为形式:通向“直致的白话文” 第四章 文类旅行:从安德烈耶夫《思想》到鲁迅《狂人日记》 一、“格式的特别”:《狂人日记》与《思想》 二、“超人”的投影:《狂人日记》与《思想》的“内涵”差异 三、“狂人”“超人”与“异人”——兼论冷血译本的媒介意义 四、《狂人日记》与鲁迅短篇小说形式 第五章 “直译”的神话:文学革命与《域外小说集》的经典化 一、文学革命与《域外小说集》的“复活” 二、《域外小说集》的“重写”:群益版与东京版的对勘 三、“直译”作为典范 四、结语:没有“五四”,何来“晚清”? 第六章 鲁迅、曼殊斐儿与文学现代主义:《幸福的家庭》文体新论 一、拟“许钦文”,还是拟“曼殊斐儿”? 二、互文阅读:《幸福的家庭》与《一个理想的家庭》 三、文体协商:被翻译的“内心独白” 四、鲁迅的都市小说与文学现代主义 第七章 “新文化”的拟态:《高老夫子》中的两个自我与双重诗学 一、从“照镜子”谈起 二、《高老夫子》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 三、女学生与新文化——作为“今典”的《一封怪信》 四、未完成的“新文化” 第八章 中国之“意识流”:废名的小说文体与象征诗学 一、废名小说文体略识 二、因文生情:《桥》的小说文体与晚唐诗学 三、象征的技艺:中国之“意识流” 四、作为诗学宣言的“小说” 第九章 从“传奇文”溯源看鲁迅、陈寅恪的“小说”观念 一、“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 二、依违于古、今之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小说”观 三、西学为体、中学为用——陈寅恪的“小说”论 四、结语:走出中西“小说”的格义 附录一 唐传奇的Sitz im Leben 附录二 从陈季同《黄衫客传奇》反思文学史的民族国家框架 中日文书目 西文书目 后记
内容摘要
翻译不仅是沟通的桥梁,还是呈现差异性的场所。本书以晚清民国的翻译与文学实践为例,探讨了文体在不同语言、文类与社会之间流转时所产生的跨文化协商。翻译研究关于可译性和不可译性的争论,通常着眼于语言和文化两端。文体因素往往被忽视。作为一种制度化的文学形式,文体在翻译过程中绝非透明的因素。翻译中的文体纠葛与协商,彰显的是不同文学传统和文教制度之间深刻的历史性和结构性差异。本书通过勘探晚清民国的翻译与跨文化书写中文体协商的历史,以空间的、“横截面”的方式呈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生长及其内在机制,并透过文体的形式协商,探测了现代中国这一历史转型期文化、制度与社会的深广地貌。
“导论”之外,全书各章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展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诸多经典样式,譬如周作人“直致的白话文”、鲁迅中西合璧的小说文体、废名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流”手法等,皆是以翻译或广义的翻译为途径的跨文化协商的产物。通过聚焦翻译中的文体协商,本书的研究不仅有效联结了翻译研究中“语境”与“文本”两个维度,也提供了一种将文学形式的历史置于跨文化的空间场域来展开的新的文学史写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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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之外,全书各章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展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诸多经典样式,譬如周作人“直致的白话文”、鲁迅中西合璧的小说文体、废名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流”手法等,皆是以翻译或广义的翻译为途径的跨文化协商的产物。通过聚焦翻译中的文体协商,本书的研究不仅有效联结了翻译研究中“语境”与“文本”两个维度,也提供了一种将文学形式的历史置于跨文化的空间场域来展开的新的文学史写作方案。
精彩内容
翻译不仅是沟通的桥梁,还是呈现差异性的场所。本书以晚清民国的翻译与文学实践为例,探讨了文体在不同语言、文类与社会之间流转时所产生的跨文化协商。翻译研究关于可译性和不可译性的争论,通常着眼于语言和文化两端。文体因素往往被忽视。作为一种制度化的文学形式,文体在翻译过程中绝非透明的因素。翻译中的文体纠葛与协商,彰显的是不同文学传统和文教制度之间深刻的历史性和结构性差异。本书通过勘探晚清民国的翻译与跨文化书写中文体协商的历史,以空间的、“横截面”的方式呈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生长及其内在机制,并透过文体的形式协商,探测了现代中国这一历史转型期文化、制度与社会的深广地貌。 “导论”之外,全书各章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展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诸多经典样式,譬如周作人“直致的白话文”、鲁迅中西合璧的小说文体、废名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流”手法等,皆是以翻译或广义的翻译为途径的跨文化协商的产物。通过聚焦翻译中的文体协商,本书的研究不仅有效联结了翻译研究中“语境”与“文本”两个维度,也提供了一种将文学形式的历史置于跨文化的空间场域来展开的新的文学史写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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