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镜:1909，北京动物园

北京公园的先声——作为游赏场所与文化空间的万牲园

林峥

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1906年10月13日），“五大臣”之中的端方、戴鸿慈出洋考察归来，上折奏陈欧美各国“导民善法”：每至都会繁盛之区，必有优游休息之地，稍得闲暇，即往游观，辄忘车马之劳，足益见闻之陋。初犹以为欧美风俗所趋，未必有关政俗，继乃知其专为导民而设，无不具有深心。

于是诸臣奏请次第举办，“综括言之，凡有四事”，一曰图书馆，一曰博物院，一曰万牲园，一曰公园。在“万牲园”条下具体陈述道：各国又有名动物院、水族院者，多畜鸟兽鱼鳖之属，奇形诡状，并育兼收，乃至狮虎之伦，鲸鳄之族，亦复在园在沼，共见共闻，不图多识其名，且能徐驯其性。德国则置诸城市，为娱乐之区，奥国则阑入禁中，一听刍荛之往，此其足以导民者也。

端方、戴鸿慈所谓的“万牲园”或“动物园”，即英文的zoological garden，是19世纪新兴的产物。在西方，动物园滥觞于16世纪至18世纪的欧洲。随着航海和殖民力量的扩张，以皇室为代表的欧洲上流贵族热衷于收藏珍奇动物，作为彰显王权和力量的方式、文明驯化自然的象征。这些兽馆通常附属于贵族花园，如凡尔赛宫的动物园深刻地烙印着专制王权和殖民主义的痕迹。到了19世纪，“动物花园”（zoological garden）的概念出现后，动物园才开始被视作一个整体，脱离既定花园的范畴。这也就是说，“动物园”强调的是空间中的内容（动物），而不是空间本身。在伦敦摄政公园（The Regent's Park）率先兴建动物园之后，整个欧洲随之掀起了兴建动物园的风潮。动物园的兴起并非孤立的个案，它伴随着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的发展，成为整个欧洲市政文化革新的一部分。它与19世纪兴建剧院、博物馆、图书馆、大学、商会、交易所、公园的热潮是一体的。由于隶属于公园系统，独立或被结合进公园的动物园与公园一同被视作“都市之肺”，在拥挤、污浊的城市中为市民提供漫步休闲的场所。19世纪后半叶，以巴黎植物园（内设动物园）为代表，动物园的受众由特权阶层渐趋大众化，开始肩负起供中下层阶级休闲娱乐、陶冶情操和公众教育的功能。晚清的使臣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欧美考察政俗的。因此，端方、戴鸿慈将动物园与图书馆、博物院、公园并置，视其为“导民善法”，颇得彼时西方动物园理念之精髓。当然，彼时国人对于动物园这种新事物的认知，还需要一个过程。

在中国，辟设专门空间蓄养动物的传统，其实可以追溯至周文王时期的灵囿。《诗·大雅·灵台》曰：“王在灵囿，麀鹿攸伏。”毛传注：“囿，所以域养禽兽也，天子百里，诸侯四十里。灵囿，言灵道行于囿也。”后囿泛指帝王蓄养动物的园林。但是彼时国人对于 “动物园”的概念及其所包含的现代文明的意义还是完全陌生的。不仅如此，国人对于动物的认知，也与西方人不同。中国古人对于动物较为系统的认知可以追溯到《尔雅》，但基本是出于一种博物的趣味，“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或是附会于人事，要么将动物与祥瑞灾异之兆联系起来，要么将动物赋予人类的品格进行褒贬，表面谈的是动物，实际还是旨在人事，缺乏对于动物本身生物学的认知——当然，这些即使在西方历史中，也是近代以来的事。而动物园的诞生本身就与西方的博物学、分类学、生理学等学科的发展密不可分。因此，当晚清士大夫游历欧美时，动物园于他们而言是一种全新的体验，自然会产生许多有趣的碰撞。

自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晚清国人出访考察欧美，历时半个多世纪。在令人目眩神迷的众多发现中，动物园引起了他们普遍的兴趣。由于难以在本土既有的知识结构中找到对应物，最初对于zoological garden（动物园）的翻译也各出己意，缺乏统一，有译为生灵苑、生物苑，也有百兽园、万兽园，或万种园、万牲园、万生园等等。直到20世纪初，戴鸿慈、载泽、康有为等人的论述问世后，“动物园”这个名称才基本固定下来。

田晓菲在讨论魏晋和晚清游记的《神游》（Visionary Journeys）一书中指出，中国游记素有 “好奇”（love of the strange）传统，对富有异域风情的奇珍异事尤为留意。而初衷为搜罗“奇异”（exotic）生物的动物园，恰恰迎合了这种期待。欧美动物园从世界各地网罗来的珍禽奇兽，绝大多数是这些初出国门的晚清士大夫闻所未闻的，因此，他们对于动物园最初的关注集中于一个“奇”字。如斌椿在《乘槎笔记》中强调，巴黎、伦敦、荷兰等地“生灵苑”之“鸟兽之奇异者，难更仆数”“尤奇者，海中鳞介之属”“异鸟怪鱼，皆目未睹而耳未闻者”“珍禽异鸟，充斥其中”等等。志刚的《初使泰西记》不惜花费笔墨，历历细数伦敦“万兽园”之“珍禽奇兽，不可胜计”。张德彝的《航海述奇》同样也为“奇异难以殚述”的伦敦“万种园”留足了篇幅，分门别类地描摹“兽之奇者”“鸟之奇者”“鱼之奇者”，以及荷兰“生灵园”所畜“奇奇怪怪者尤多”。戴鸿慈的《出使九国日记》亦赞叹伦敦“动物园”的“无奇不备”和柏林“校兽园”之“所畜珍禽奇兽以及鳞介各种甚众”。

晚清出访者对动物园的认识，还停留在对异域“珍禽奇兽”的新鲜好奇等最直观的认识阶段。所以早期出访者最感兴趣的，就是认识和记载各式各样的生物。他们不厌其烦地记述在动物园中观察到的动物。其中一些动物后来被引进北京万牲园。通过这些论述可以发现，一方面，他们对长颈鹿、斑马、袋鼠等富于异域风情的动物津津乐道，而另一方面，在观察和认识这些新奇的动物时，他们利用自身的知识储备与其对接。大部分出访者在记述动物时以“虎豹犀象”统之，此语典出《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孟子在这一章讨论了治乱与禽兽的关系，认为禽兽的出现是乱世的表征，暴君当政时，“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污池、沛泽多而禽兽至 ”；而有道的统治者则驱逐禽兽，使天下太平，“（周公）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孟子对于园囿和禽兽的理解，与西方现代以来的公园（动物园）观念对照，很有意思。与之相应，当志刚历数伦敦动物园的收藏之后，笔锋一转道：“虽然，博则博矣。至于四灵中，麟、凤必待圣人而出。世无圣人，虽罗尽世间之鸟兽，而不可得。”感叹即使如伦敦动物园这般旁搜博采，仍然看不到上古传说“四灵”之中的麟、凤、龙，“然则所可得而见者，皆凡物也”。而戴鸿慈谈到“来欧数月，已数见不鲜”的“鹿豹”——长颈鹿时，亦指出：“其状马首、牛尾、鹿身、长颈有角，西人以为中国古所谓麟者即此，此事殊难确证。因思中国古书，称龙、麟、鸾、凤诸瑞物，皆不经见。盖缘此种久已不传，亦与欧洲上古之大鸟、大兽同例（中世以后，所称龙见凤至，皆其赝者耳）。”志刚、戴鸿慈仍然笃信龙、麟、鸾、凤这些中国上古传说中杜撰出来的神圣鸟兽的存在，遗憾在西方现代的动物园中无缘得见，甚至将其归咎为“世无圣人”。这在后世看来虽有些不可思议，却体现了中国士大夫在最初接触西方动物园时产生的思想碰撞。

当然，晚清出访者对于动物园不光是单纯的猎奇心态，对其格局、形制和功用也有了逐步的认识，他们普遍注意到动物园分类豢养的原则。在记载伦敦动物园时：“或局兽于圈，笼鸟于屋，蓄鱼于池。其驯者，或放诸长林丰草间”；“每一巨室，或圈或栏相连，以一园丁司之”。张德彝的记述尤为详尽：外有猛兽，每种各有石屋二间，前有铁栅栏，上悬一牌云：物系何名，产自何处，因何人而携此。有园丁以铁叉插生肉、面包喂之。兽之驯者在木房内。小鸟每种一木房，前有铜网，内有水池、食盆、枯木枝。水鸟与鱼皆有大池。鸟兽有水产、旱产各异者，置于四间木房，内凿石池，外铺干草。畏寒者向阳，畏热者背阴，无不各得其所。

全书由《京师博览园》相册、《农事试验场全景》相册、附录三部分组成。

《京师博览园》相册约初版于1910年。共收录64张清农工商部农事试验场(北京动物园的前身)的照片。其中包括6张主管官员的照片、32张建筑风景照和26张动物照片，生动呈现了百年前北京动物园的历史风貌。

《农事试验场全景》相册初版于1909年，由日本的博信堂印制。共收录108张农事试验场的照片，其中包括14张主管官员的照片、94张建筑风景照和游人游览的照片,全面呈现了农事试验场开放之初的盛况。

附录部分包含《京师博览园游记》一文和30余张照片。《京师博览园游记》连载于1908年的《顺天时报》，是一篇详细的游园指南，极具参考价值。

赵省伟：厦门大学历史系毕业，目前专注于中国历史影像的收藏和出版，藏有海量中国主题的法国、德国报纸和书籍。编有《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法国彩色画报记录的中国1850—1937》，“西洋镜”系列等书。

孙魏：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博士后，现任教于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著有《明代外交机构研究》，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19世纪后半叶，以巴黎植物园（内设动物园）为代表，动物园的受众由特权阶层渐趋大众化，开始肩负起供中下层阶级休闲娱乐、陶冶情操和公众教育的功能。晚清的使臣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欧美考察政俗的。因此，端方、戴鸿慈将动物园与图书馆、博物院、公园并置，视其为“导民善法”，颇得彼时西方动物园理念之精髓。当然，彼时国人对于动物园这种新事物的认知，还需要一个过程。

113年前的北京动物园罕见影像，四色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