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戏曲文化史

黄文杰，宁波市文化旅游研究院副院长，宁波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宁波大学兼职硕士生导师，宁波财经学院兼职教授。宁波市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六个一批”（理论）人才，宁波市领军和拔尖人才培养对象（di一层次）。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多项，公开发表论文100余篇。代表性著作有《悦·读宁波》《文·化宁波——宁波文化的空间变迁与历史表征》《书香月湖——江南士人的精神构建与历史流变》《水·化宁波——江南濒海区域水利文明的演进与表现》《浙江戏曲文化史》《浙江文史记忆（宁波卷）》等。

 黄炜茜，就读于中国美术学院。

上册

绪论 江南文化与戏曲的发展

第一章 古代江南文化与戏曲的源流

第一节 上古江南的文化生产与文明特质

一、江南史前文化的流变与特征

二、史前文化中戏剧基因的萌芽

第二节 江南文化初成与乐舞的发展

一、南北对话与吴越楚文化的变迁

二、先秦乐舞与南方乐舞的发展

三、先秦乐舞的文化机制与戏曲的远源关系

第三节 江南文化初成与戏剧的雏形

一、楚声的接受与吴歌西曲的发展

二、汉唐百戏与戏剧雏形

三、六朝江南与佛教音乐的本土化

第二章 南戏的诞生与发展

第一节 唐宋江南与南戏的创生

一、隋唐治乱与江南的发展

二、宋代社会转型与市民文化的兴起

三、两宋江南与南戏的形成

第二节 南戏的声腔与体制

一、南戏的声腔与流播

二、脚色制的形成与发展

三、“戏曲体”与演出的组织

第三节 南戏的剧目与文化意义

一、《张协状元》与早期婚变戏

二、南戏剧目遗存与市民文化

三、傩戏、目连戏与仪式戏剧

第三章 南戏北剧时代

第一节 民族融汇与北杂剧兴盛

一、从金院本、诸官调到元杂剧

二、元杂剧的文化生态

三、元杂剧作者与作品

第二节 南北戏曲的交融

一、元代江南文化风习与民族关系

二、北杂剧的南下与杭州

三、南北曲的融合

第三节 元代南戏的重要剧目

一、元代南戏的发展

二、“四大南戏”的盛行

三、《琵琶记》与南戏蜕变

下册

第四章 从南戏到传奇

第一节 明初南戏与南杂剧

一、诸声腔的兴起

二、南戏的市场与民俗形态

三、明代南杂剧的发展

第二节 南曲的完善与传奇的繁荣

一、江南经济文化的一体化发展

二、传奇体制的确立与名家名作

三、文学思潮与戏曲理论的建构

第三节 明末清初昆曲的兴盛

一、士大夫家班与昆曲的全盛

二、昆曲的商业化与新消费型城市

三、明清戏曲管理与昆曲传播

第五章 地方戏的兴起与盛行

第一节 花部争艳与雅部衰落

一、明清之变与学人之曲

二、花部兴起与声腔流变

三、花雅之争与江南演剧的繁荣

第二节 晚清戏曲与理论的转型

一、晚清江南的昆曲演出

二、救亡图存与杂剧传奇的再兴

三、戏曲改良运动与理论探究

第三节 西风东渐与近现代戏曲

一、近代江南变局与新剧种的丛生

二、新舞台、新风尚与海派京剧

三、新文化运动、抗战救亡与江南越剧

第六章 当代江南戏曲的发展

第一节 新中国十七年与“文革”时期的戏曲

一、戏曲“三改”与“人民新戏曲”

二、戏曲“大跃进”与创作“三并举”

三、“文化大革命”与“革命样板戏”

第二节 改革开放与戏曲发展新境遇

一、改革开放与剧团恢复

二、大众文化的挑战与戏剧的突破

三、文化体制的改革与民营剧团的发展

第三节 21世纪的江南戏曲

一、文化新潮与都市戏曲

二、新时代戏曲理论与戏曲评论

三、戏曲与走向新时代的江南文化

参考文献

《江南戏曲文化史（套装上下册）》：

 三、六朝江南与佛教音乐的本土化

 从222年孙吴建立至589年隋灭陈，江南历经孙吴、东晋、刘宋、萧齐、梁、陈这六个朝代，史称六朝。孙吴居江东时，大兴水利，首推今江苏句容县境内的赤水湖，建于赤乌二年（239），是一座蓄水防旱的灌溉工程。后又多次扩建，至唐时称为绛岩湖，为江南著名的农田水利设施。另一工程为浦里塘。在吴兴、长兴间的太湖边上筑青塘，长数十里，以隔绝太湖水势，捍卫沿堤农田。在句容至云阳（今江苏丹阳）间开凿破冈渎水道，集漕运与灌溉于一体。屯田是孙吴政权的经济支柱，也是开发江南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组织南下的北人和强征的山越人，进行大规模的军屯、民屯垦辟土地，扩大耕地面积。屯田地区最初限于江东一隅，随着孙吴政权统治区的扩大，屯田区域扩大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孙吴沿千里长江江防设置许多屯田点，保卫冲要，强兵足食。孙吴政权建置大规模官营手工业作坊发展手工业，冶铁、烧瓷和造船是孙吴三大官营手工业，江南的会稽、丹阳、豫章等郡都产铜铁，所在均设置“冶令”；制瓷中心在浙江地区，造船中心在建安郡侯官（今福建闽侯）、临海郡永宁县（今浙江温州）等港口，发展造船业以维持强大的水军和商船队。此外，孙吴的铜镜业、丝织业、制盐业也都十分发达。孙吴政权起初在吴（今江苏苏州），赤壁之战后迁于京口（今江苏镇江）。建安十六年（211），建石头城，改名建业。蜀章武元年（221），孙权为夺取荆州，迁都鄂，改名武昌（今湖北鄂州）。吴县、京口、建业、武昌成为孙吴四大重要城市，并以建业为中心，修建水陆交通。建业也是孙吴最发达的商业中心，城内有建业大市、建业东市、建业北市。孙吴还以交、广二州为基地开展海外贸易，与扶南等东南亚诸国交通。传统儒学在孙吴时期也在江南迅速发展，会稽虞翻、贺循、阚泽，吴郡韦曜、陆逊等，都是饱学之士。总体上，孙氏立国江南，孙策、孙权作为开明之主，重用人才，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治中心带动了对江南的开发。①

 东吴征讨山越，开发豫章、岭南、闽江流域，促进了江南民族融合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社会发展，为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晋灭吴后，全国实行“占田制”，身份为世族地主者“各以贵贱占田”。占田制是政府维护世家大族利益的一种封建等级土地所有制度。在这些特殊政策之下，江南地区的世家大族，利用特权占夺大量土地和大批劳动人口，使其经济、政治权势逐渐强大，成为东晋南朝世家大族地主经济、政治兴盛的基础。其后，东晋在江南建立，永嘉之乱而来的大量北方人口，为江南地区开发带来丰富的劳动力，也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东晋政府在长江中下游沿线设置了很多侨州、郡、县，尤以今江苏为多。至刘宋元嘉时期止，大约经历了150年时间，与动荡相连的北方相比，相对和平、安定，接受北方移民规模超过百万人。谭其骧先生在《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中推断：“截至宋世止，南渡人口约共有九十万，占当时全国人口约共五百四十万之六分之一。西晋时北方诸州及徐之淮北，共有户约百四十万（《晋书·地理志》），以一户五口计，共有口七百余万，则南渡人口九十万，占其八分之一强。”②换言之，北方人中八人即有一人南迁，南方人中六人即有一人为北方侨民。北方移民几乎囊括当时社会各个阶层，淮河流域和长江下游主要接受黄河流域下游及今山东、河北及河南东部的移民，以江苏接纳移民最多，仅其设在镇江、常州一带的南徐州就有移民22万余人，占南徐州全部户口移民的一半以上。汉水流域和长江中上游以接受今甘肃、陕西、山西及河南西部移民为主。还有部分北方人口迁入交广、岭南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这是东晋南朝立国的人口基础。

 东晋对江南的开发首先集中在水利建设上，利用江南湖泊众多，河网纵横，地貌以平原、低山、丘陵为主的优势，解决江南降水丰富但月份分布不均的问题，保障农业的发展。西晋江南陂塘建设的质量与数量有了较大提高。尤其是钱塘江流域与太湖流域的水利灌溉得到重视。著名的水利工程，如晋张闿任内史时在曲阿建立新丰塘，溉田千顷；陈敏在江苏润州丹阳县建练塘，吴兴太守沈攸之建吴兴塘，会稽太守孔灵符在余姚、鄞、郧垦湖田等。系列水利工程使人工水渠、陂塘、埭坝以至人工湖泊形成网络，互相调节，改变了《史记》《汉书》所记述的“江南卑湿，丈夫早天”的情形。区域之间也因水利运输条件，加强了经济联系，如练塘、新丰塘为江南运河提供水源，保障其畅通。水利兴修延及六朝，诸如邗沟航道的改进、浙东运河的建成等。而北方移民不善经营水田，他们将北方的旱田耕种技术用于江南，发展旱粮作物，大大扩充了农业生产的空间，麦类作物就在此时随着北人大批南下而在南方种植，并得到大力推广，局部地区出现了稻麦两熟的耕作制度。①经过这一时期的开发，江南开始富庶与繁华，荆、扬二州部分区域赶上并超过了北方。尤其是宋文帝刘义隆在位30年，继续推行刘裕的政策，出现了社会稳定、生产发展的大好局面，整个社会呈现出自东晋以来从未有过的经济繁荣景象，史学界称之为“元嘉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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