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学动态与评论(第一辑）

一引言从哲学上讲，我成长于1973-1980年的牛津大学，那时迈克尔·达米特的思想可以说正经历着日以继夜的持续讨论。对他的作品之熟悉让我们低估了初读时会遇到的困难：我记得，当有人暗示一些美国人觉得达米特的作品晦涩难懂时，如今已声名显赫的一位当代学者觉得很吃惊。没有人预设达米特实际上是对的，实际上大多数牛津哲学家都希望避免他的反实在论。他们中有许多人为此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然而，他们总能感受到反实在论的威胁，只要他们走错一步，它就会将他们吞没。他们试图在达米特自己的游戏中击败他，也许只在规则上做一两处改变。在更广泛的方法论层面，达米特代表了这样一代人，他们拒绝日常语言哲学，而偏向于更加抽象也更加系统的理论模式，他们仍然想理解自然语言的使用，却愿意通过一阶形式语言来为它们建模，并且坚持一种显式的组合意义理论。我们都怀疑达米特的论证中潜藏着不那么和谐的行为主义倾向。但他的独创性、丰富性、多才多艺、哲学上的足智多谋、技术上的力量以及纯粹的个人特质，都与这种标签背道而驰。1979-1980年间，达米特是我的导师，在此期间我完成了关于逼真性概念的博士论文。在我看来，他仍然是一个严肃认真的知识分子的典范。他对我咄咄逼人的实在论观点也非常宽容，随时准备以自己的方式对它们进行讨论，而不是试图把他自己的出发点强加给我。至少，就他不得不指导的大部分内容而言，我的工作并没有专注于他的作品。在这方面，我的工作对他来说可能是一种解脱，尽管这篇博士论文轻率地默认了他毕生的工作是徒劳的。有一件事或许很有趣：当时我们正在讨论我提出的一个论证，即相对相似性的四元关系比三元关系更基本，我的博士论文中只有这个观点后来有正式发表。①达米特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他想了一会儿，然后说：“我们在哲学方法上的不同之处在于，你认为最佳解释推理在哲学上是一种合理的论证方法，而我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深刻的哲学行动在于确定一个假定的解释是否具有可理解性。在那之后，就没有什么最佳解释推理可做的事情了。在我看来，哲学不会像达米特所认为的那样容易陷入不可理解的境地——普通的错误是一个更加紧迫的危险——况且，在任何情况下测试一种解释的可理解性的方法是在其框架内努力工作，而不是先寻求可解性的担保。我最近为逻辑和形而上学的这种溯因方法论进行了辩护。②除此之外，达米特还如何指望我为不完全理解的意义理论辩护呢？但是，我现在正拥有达米特教我时所有的威克汉姆逻辑学讲席，我在想，我是否能像他那样容忍学生的不同意见呢？尽管我融入了达米特作品中浸透的哲学文化，但我发现其中很多内容读起来令人费解。我试图指出他的论证中我所反对的一个关键前提，但我们之间的差异远不止于此。我不得不想象自己进入了一个陌生但有趣而强大的思维模式，并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