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代女作家母性叙事中的情动结构

 李芳，文学博士，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美国文学及女性文学研究。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各一项，在《外国文学》《当代外国文学》等核心刊物发表论文多篇，出版译著一部。

绪论

第一章 起于愤怒的母女联盟

第一节 《钟形罩》与《未经删节的日记》：谋杀母亲的冲动

第二节 《女勇士》：寻找母亲愤怒的声音

第三节 《我母亲的自传》：成长于共同的愤怒中

第二章 情动记忆下的母女和解

第一节 《回首来时——一个作家的回忆录》：在情感记忆中化解恐惧

第二节 《母亲们》：在记忆重构中接纳母亲

第三章 “脆弱而不完美”的母爱

第一节 《宠儿》：转向自己的爱

第二节 《男人与天使》：接纳错位的母爱

第四章 关怀中铸就的母亲身份

第一节 《豆树青青》：女性共同体中的替养母亲

第二节 《爱药》：超越血缘的替养母亲

第五章 具身的情动主体

第一节 《好母亲》：基于身体的自我

第二节 《爱药》：作为欲望的主体

第六章 走向荒野的母亲

第一节 《爵士乐》：成为荒野的母亲

第二节 《太阳风暴》：获得物性的母亲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美国当代女作家母性叙事中的情动结构》：

 安娜的自我缺乏稳定性的原因之一也在于安娜不仅没有从母亲那里得到足够的女性主义力量的支撑，同时她自己还内化了母亲传统的身体观。在外祖父的严格管教中长大的母亲是一个对自己的身体缺乏能动性的母亲，她之所以只要了安娜一个孩子，仅仅是为了满足父亲的欲望，因为父亲不喜欢母亲怀孕的身体。本杰明强调女儿要成为性爱的主体，获得自我意识，必须有一个“能成为性爱主体，能表达自己的性欲的母亲”。安娜的母亲显然只是作为性爱的客体而存在的，因而无法为安娜树立一个榜样，无法使安娜成为性爱的主体。在安娜对身体感到茫然的青春期，母亲与安娜的谈话往往涉及是否穿了胸罩、裙子是否太短、能否不跷二郎腿等。因此安娜感到母亲的话语里充满了“对肉体的谴责”，这使安娜自己也对肉体感到恐惧。而钢琴更是她远离肉体的媒介，因为钢琴代表着母亲的意愿，当她弹钢琴时，她感到自己是“母亲的孩子”。然而，当音乐从她的生活中消失的时候，她感到自己“性欲获得发展”，“当我不无遗憾地感到我辜负了母亲时，我开始从性欲的角度接纳自己”。对安娜来说，母亲与钢琴之间是对等的关系，是对安娜身体的禁锢，因此她憎恨钢琴，憎恨母亲，希望能摆脱钢琴，摆脱母亲的控制，获得身体的自由，进而获得自我。作为父权文化的牺牲品，母亲自幼便学会了用父权思想规训自己的行为。当母亲22岁时听外祖母说要生孩子了，她感到的是“羞耻和难堪”。当安娜告知母亲自己离婚的消息时，母亲的反应是，“我不知道怎样把这件事写信告诉大家”。母亲不仅没有给安娜任何安慰，反而使她感到自己给母亲带来了耻辱。尽管安娜从小便在为赢得自我与母亲抗争，但正如乔多罗指出的：“孩子早期与母亲的关系极大地影响着孩子的自我感、他／她与客体的关系，以及他／她对母亲乃至女性的情感。”（77）不管作为女儿的安娜多么努力地反抗母亲，作为母亲的孩子，她仍然会在无意识中将母亲当作自己行为举止的榜样，使母亲成为自己认同的对象。因此，当安娜发现自己所建构的身体观受到社会的质疑时，她便开始怀疑自己，开始以母亲的身体观来否定自己，觉得自己对雷欧的感情是“盲目且具有灾难性的”。作为一个充满斗争精神，好不容易开始发挥身体的能动性的母亲，安娜的退缩无疑让人心痛。然而，“孩子的身体及身体经历不仅是自身内在的感官及身体能力范围内各种实验的产物；孩子的身体，尤其是已经铭刻上了性别标志的身体，就像一个屏幕，上面既投射着，也内化着母亲的／文化的欲望、希望、恐惧和愿望”（Grosz 75）。作为母亲的女儿，安娜不可避免地内化了母亲及父权文化对女性身体的要求，又因为“孩子的身体是母亲或抚养者的成功和失败，野心和失望所投射或施展的场所，是评估她的自我价值和性价值的源泉”，母亲为了保全自己的存在，她对女儿的控制自然无所不在。要摆脱母亲的这一控制，无疑需要足够大的外力推动，而安娜所受到的众多来自社会的力量却把她推向了母亲一方，使她被迫认同母亲，朝着母亲所期待的做一个有成就的社会认可的好孩子的方向努力。此外，母亲家族中小姨贝比因为不服从外祖父的教规遭受的屈辱也使安娜深深感到自由必须付出的代价。贝比的死使她失去了支持她斗争的坚强后盾，精神上缺乏母亲后援的安娜最终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唯一能理解安娜并站在安娜这边，给予安娜力量的是她的钢琴学生尤莎拉。尤莎拉对安娜给予了肯定：“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个好母亲。”这句话让安娜热泪盈眶。她对尤莎拉说自己以为和雷欧在一起，一切都是可能的，然而她错了，她和雷欧的关系就好像是一场梦，现在她醒了。尤莎拉则告诉她，她和雷欧所拥有的才是真实的，将他们的生活搅得一团糟的才是荒诞的。尤莎拉一针见血地指出安娜的问题所在：“你太被动了。你从来没有反抗。你应该从一开始就讲实话。”当安娜说她原以为这样可以得到莫莉时，尤莎拉说：“将一切告诉他们。找些证人。我可以为你作证……他们所谈论的可恶的规则只适于极少数人。他们对于对错的定义狭隘得不可思议。”尤莎拉让安娜想起贝比，感到她有着与贝比同样潇洒自如的能量，而那正是安娜想要的能量。“正是尤莎拉、贝比、雷欧这样的人让我崇拜”，这是安娜心底的声音。然而，他们都是弱势群体，并不能真正给予安娜力量。贝比早已死了，雷欧是一个“落魄潦倒”“没有稳定工作”的艺术家，尤莎拉则是一个连当时的女性主义者都无法接纳的自由女性，没有婚姻，没有孩子，无法为安娜的选择做出任何参照。这些安娜崇拜的人，希望能成为的人，都被排挤在主流话语之外，无法为安娜的自我打上强心剂。

 被剥夺身体所有权的安娜内化了父权社会对母亲身份的要求，进一步使自我化作乌有，使孩子成为其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即便回想她和雷欧共处的时光，她也在试图“将莫莉带入前景”，并时刻感到“莫莉啃咬着我的良心，我的无意识，一如她以前，从来如此。毫无疑问，我总是想着她，我从来不将她的成长，她的幸福想当然”。在安娜的潜意识里，对于母亲来说，孩子必须是第一位的，因此她对自己的享乐感到内疚。母亲的职责将她牢牢捆绑，当莫莉说她恨雷欧时，她不无愤怒地意识到莫莉也是她的敌人，正是莫莉本人成为她要回莫莉的障碍。“她（莫莉）对我掌握着真正的大权，她有权用我所说的或做的，任何发生的事，来与我作对，与我们作对。”毫无疑问，父权社会将孩子当作评判母亲好坏的标准，“母亲身份使女人沉默”（转引自Almond 4），没有孩子或失去对孩子的监护权的母亲被社会默认为坏母亲。因此，索要监护权成为了“一种自我保护的举动”（Suleiman 40）。在强大的父权话语面前，安娜原有的伊甸园般的身体体验如缥缈的星火，很容易就被扑灭了。最终，为了成为社会所期待的好母亲，安娜摒弃了自己的身体观，以沉默牺牲了自我，像小姨贝比一样遭受了父权社会庞大车轮的碾压，使自己再次退缩到父权社会对母亲的所指中。

 ……

本书聚焦于1960年以来的13位美国著名女作家的15部作品，分析其母性叙事中体现的情动结构。这一情动结构的两大轴线分别为母亲的身体与情感，贯穿母性书写的两大情感为愤怒与母爱。愤怒之火导向的是母女联盟，母爱的重构使母亲得以成为爱的主体。在母性叙事的情动结构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情动力，即记忆，这也是女性建构母女关系的情动策略，为突破母女联盟中的困境开辟了道路。情动结构的另一统领性的问题即母亲何处立身的问题。不同族裔的当代美国女性不约而同地将母亲置于荒野中，使具身的荒野成为母亲的存在空间，与母亲在彼此的情动力作用下互相滋养、最终成为孩子建构自我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