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岁漕四百万，治水思昔年（代前言）
一、漕渠考古
1.漕渠
西安 汉唐昆明池水系的考古勘探与试掘（2012～201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 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2）
西安市汉唐昆明池水系遗存 刘瑞（6）
2.漕运
陕西洛河汉代漕运的发现与考察 彭曦（8）
隋唐洛阳城漕渠和新潭遗址调查 石自社 张如意（13）
洛阳汉唐漕运水系考古调查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14）
二、漕渠研究
1.关中航运与漕渠
历史上的渭河水运 黄盛璋（28）
评《水经注选释》 钟凤年（44）
渭河水运和关中漕渠 马正林（48）
秦汉时期关中几项水利工程 张 骅（60）
秦汉时期的内河航运 王子今（65）
略论秦汉时代的运河和漕运 潘京京（80）
环绕长安的河流及有关的渠道 史念海（86）
西安水环境的历史变迁及治理对策 李昭淑 徐象平 李继瓒（108）
论关中盆地古代城市选址与渭河水文和河道变迁的关系 殷淑燕 黄春长（118）
灞河中下游河道历史变迁及其环境影响 桑广书 陈 雄（128）
西汉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 辛德勇（136）
隋唐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 辛德勇（153）
试论汉长安城水系统与城市发展的关系 裴琳娟 林源（173）
关中漕渠与西汉社会 杨婷（179）
论西汉关中平原的水运交通 李令福（187）
浅谈秦汉时期陕西的水利建设 张维慎（201）
西汉漕运工程决策中的数据诱惑 王健（207）
汉漕渠水源自渭河 昌森（213）
西汉“直渠”考辨祝昊天（214）
西汉关中漕渠运输系统的构建——以《西汉关中漕渠复原图》绘制为据 祝昊天（215）
西汉“漕水道”及相关问题辨析 祝昊天 潘威（229）
隋漕渠小议——兼论唐长安西市与渭水相通的渠道 陈晓捷 龚阔英（240）
隋唐漕渠在灞河以西的走向 舒峤（245）
韩辽是否疏凿了漕渠？ 郭声波（246）
隋唐长安水利设施的地理复原研究 郭声波（247）
隋唐长安城的河渠体系 张超男（271）
唐长安城的水资源及其利用 冯晓多（277）
唐长安广运潭考陈云霞（285）
隋唐时期关中漕渠新考 祝昊天（290）
略述秦汉时期的舟车制造业 余华青（303）
从秦汉时期造船业看水军战船及后勤漕运保障 上官绪智 温乐平（309）
西汉水利工程与“基本经济区” 庄辉明（317）
周、秦、汉、唐时期关中地区自然灾害与粮食安全问题研究 吴宾（326）
汉唐长安粮食供应与关中天地人关系 王培华（331）
2.太仓与漕仓
西汉太仓应在长安城内 王社教（344）
汉太仓方位考辨祝昊天（345）
唐长安城太仓位置及相关问题 徐龙国（346）
秦汉漕运的军事功能研究——以秦汉时期的漕仓为中心 张晓东（354）
出土资料所见的汉代地方仓官考 郭俊然（366）
3.漕运
先秦秦汉漕运史研究概观 张晓东（370）
秦汉漕运的研究成果现状 申艳辉（376）
漕运的历史演进与阶段特征 吴琦（384）
中国漕运产生的历史动因 吴琦（391）
漕运与古代农业经济发展 吴琦（397）
漕运与古代农田水利 吴琦（404）
论中国古代漕运体系发展的几个阶段 王明德（412）
先秦时代的漕运 嵇果煌（421）
秦代漕运初探 沈颂金（425）
略论秦汉黄河流域漕运的形成 申艳辉（432）
秦汉江汉漕运的演进及其历史价值 张晓东（439）
先秦至北朝河洛地区的漕运与仓储 薛瑞泽（444）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漕运与管理 马晓峰（455）
论唐代漕运及其影响 邵院生（463）
《新唐书食货志》玄宗朝两则漕运史料 张荣强（467）
后记（473）
内容摘要
一、漕渠考古
1.漕渠西安汉
西安汉唐昆明池水系的考古勘探与试掘（2012～201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
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
唐昆明池水系的考古勘探与试掘（2012～20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昆明池是汉武帝在上林苑中开挖的大型池沼，延续到唐代仍不断疏浚，是*都地区规模*大的池沼水体，宋时逐渐沦为农田。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开展丰镐遗址考古、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受西安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委托，先后对昆明池遗址进行考古勘探。两次勘探在基本确认昆明池位置、周边遗址分布及进出水口所在的同时，对昆明池池岸、池内高地、进出水口的认识均有较大差异，并与文献记载不同，历史、地理学者对此一直持不同意见。
2012年秋至2016年夏，受西安昆明池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委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的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在配合陕西省斗门水库项目建设过程中，先后对项目设计的汉唐昆明池区域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勘探，获得了以汉唐昆明池为中心水系的新认识。
一、昆明池池岸的位置与池深确定
勘探确定，昆明池北岸位于今丰镐村南高地，顶部残宽20～40米，底部宽80～110米，厚5～8米。西岸位于上泉村东南向南经斗门镇至石匣口村北。南岸线从石匣口村北向东随地形延伸，西端为昆明池进水口所在。东岸线在石匣口村东北折至万村西后向北。东岸线上发现东向出水沟渠，将池水引入东侧漕渠。东岸线北段分早、晚两期，试掘确定，早期池岸从西汉沿用至唐，晚期池岸为唐代扩大后形成。早期昆明池约14.2平方千米，唐代扩大为15.4平方千米，池中无岛屿，池*深约3.3米。
二、昆明池进水区、出水渠道与汉唐漕渠的发现与确定
经调查勘探，昆明池水来自秦岭石砭峪，在香积寺向西到西甘河村西后北流至石匣口村西，进入一面积约11500平方米的进水区。该区通过一系列生土区隔，在控制流量、流速后将来水引入昆明池与漕渠，而多余之水则通过池岸西侧沟渠排走。在昆明池南岸线南侧发现大型沟渠，其从昆明池进水口区东部取水后东流，在蒲阳村西北折向东北、在下店村北流，并先后接纳昆明池东侧排出之水。经试掘，沟渠的时代从汉至唐，与文献所载汉唐漕渠的时代与走向基本吻合，判断其为漕渠。
三、意外发现的夏商时期环壕聚落
在勘探确定昆明池东岸过程中，于昆明池东的太平村、万村、刘旗寨一带发现一东西约780、南北约340米，面积近20万平方米，外围一道宽15～25米沟渠的较大遗址。后在环壕西南东西950、南北350米勘探区内发现大量灰坑及文化层堆积，表明遗址面积不止于环壕。据北京大学碳十四实验室对遗址出土人、兽骨标本测年显示，遗址的校正年代范围从2040BC至1400BC，为夏商周断代工程年表所定的夏至商代前期。
四、滈水及镐京东、南界的确定
在斗门水库起步区勘探中，在昆明池池底淤泥下发现一条位于镐京遗址东、南侧的西南—东北向沟渠，勘探长4200米以上。试掘确定，沟渠大体开凿于西周时期，沿用至战国，昆明池开凿后被淹没淤平。勘探确定，沟渠以西密集分布周代灰坑、墓葬、车马坑等各类遗存，沟渠东、南侧未发现同期遗存，显示出沟渠应为镐京遗址的东界及南界。据文献记载，沟渠为滈水（图一～图六）。
图一昆明池下早期沟渠
图二昆明池下早期沟渠发掘
图三昆明池下早期沟渠
图四昆明池勘探测量
图五昆明池考古勘探
图六昆明池下新发现车马坑
2012～2016年度的汉唐昆明池考古勘探与试掘，**次从考古学上确定了与文献记载基本相符的昆明池池岸及进出水系统，**次从考古学上确定了攸关汉唐都城粮食安全与社会稳定的漕渠渠*及部分渠线，共同构成了迄今为止规模*大的汉唐水利工程考古，清晰地揭示出汉唐*强盛时期水利工程的宏伟面貌。与此同时，**次从考古学上确定了滈水的位置所在，**次从考古学上确定了周代丰镐遗址东界的位置，是几十年来周代都城考古的突破性成果（图七、图八）。
图七昆明池下早期沟渠G1南壁堆积
图八昆明池下早期沟渠G1北壁堆积
（原载《中国文物报》2017年3月24日8版）
西安市汉唐昆明池水系遗存
刘瑞
昆明池是汉武帝在元狩三年（前120年）和元鼎元年（前116年）于上林苑中先后两次兴建而成的大型湖泊。先后在20世纪60年代初、2005年开展过考古工作，虽基本确定了昆明池的位置，但与昆明池池形、池内高地、进出水口位置的认识有根本差异，并与文献所载昆明池的进、出水口位置及周围水系记载难以形成较好对应，未得到历史学、历史地理学者认可。
2012年秋至2016年夏，受西安昆明池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委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的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为配合陕西省斗门水库项目建设，先后对水库项目的起步区、试验区和库区地块进行了多年连续的考古勘探，勘探面积约10.28平方千米，发现大量古代遗迹，并通过2013年度试掘，获得了以汉唐昆明池遗址水系为中心的新认识。
**，重新确定了昆明池的池岸线位置，了解了昆明池池岸的结构、特征和早晚变化，确定早期昆明池面积约14.2平方千米，唐代中期扩大为15.4平方千米。已勘探区域内未发现过去判断的高地或岛屿，池底部深浅不一，*深处海拔397.6米，以北岸的现*大高程计，池*深约3.3米。
第二，勘探确定昆明池的水源来自秦岭石砭峪，在石匣口村西北侧进入昆明池，进水口区域构造复杂，是汉代大型水利工程的代表。在勘探中，发现并试掘确定了汉唐漕渠的取水口和走向，并确定在昆明池的池岸东侧、东北侧存在早晚共4个出水口，昆明池水通过水渠*后流入漕渠。
第三，在昆明池东侧勘探发现一个东西约780、南北约340米，面积近20万平方米，外围有一道宽15～25米沟渠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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