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一炮

诉说就是一切

——代后记

有许多的人，在许多的时刻，心中都会或明或暗地浮现出拒绝长大的念头。这样一个富有意味的文学命题，几十年前，就被德国的君特·格拉斯表现过了。事情总是这样，别人表现过的东西，你看了知道好，但如果再要去表现，就成了模仿。君特·格拉斯《铁皮鼓》里那个奥斯卡，目睹了人间太多的丑恶，三岁那年自己跌下酒窖，从此不再长大。不再长大的只是他的身体，而他的精神，却以近乎邪恶的方式，不断地长大，长得比一般人还要大，还要复杂。现实生活中，不大可能有这样的事情，但正因为现实生活中不大可能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出现在小说里才那么意味深长，才那么发人深思。

《四十一炮》只能反其道而行之。主人公罗小通在那座五通神庙里对兰大和尚诉说他的童年往事时，身体已经长得很大，但他的精神还没有长大。或者说，他的身体已经成年，但他的精神还停留在少年。这样的人，很像一个白痴，但罗小通不是白痴，否则这部小说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拒绝长大的心理动机，源于对成人世界的恐惧，源于对衰老的恐惧，源于对死亡的恐惧，源于对时间流逝的恐惧。罗小通试图用喋喋不休的诉说来挽留逝去的少年时光。本书的作者，企图用写作挽住时间的车轮。仿佛一个溺水的人，死死地抓住一根稻草，想借此阻止身体的下沉。尽管这是徒劳的，但不失为一种自我安慰的方式。

看起来是小说的主人公在诉说自己的少年时光，但其实是小说作者让小说的主人公用诉说创造自己的少年时光，也是用写作挽留自己的少年时光。借小说中的主人公之口，再造少年岁月，与苍白的人生抗衡，与失败的奋斗抗衡，与流逝的时光抗衡，这是写作这个职业的惟一可以骄傲之处。所有在生活中没有得到满足的，都可以在诉说中得到满足。这也是写作者的自我救赎之道。用叙述的华美和丰盛，来弥补生活的苍白和性格的缺陷，这是一个恒久的创作现象。

在这样的创作动机下，《四十一炮》所展示的故事，就没有太大的意义。在这本书中，诉说就是目的，诉说就是主题，诉说就是思想。诉说的目的就是诉说。如果非要给这部小说确定一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就是一个少年滔滔不绝地讲故事。

所谓作家，就是在诉说中求生存，并在诉说中得到满足和解脱的过程。与任何事物一样，作家也是一个过程。

许多作家，终其一生，都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或者说是一个生怕长大的孩子。当然也有许多作家不是这样。生怕长大，但又不可避免地要长大，这个矛盾，就是一块小说的酵母，可以由此生发出很多的小说。

罗小通是一个满口谎言的孩子，一个信口开河的孩子，一个在诉说中得到了满足的孩子。诉说就是他的终目的。在这样的语言浊流中，故事既是语言的载体，又是语言的副产品。思想呢？思想就说不上了，我向来以没有思想为荣，尤其是在写小说的时候。

罗小通讲述的故事，刚开始还有几分“真实”，但越到后来，越成为一种亦真亦幻的随机创作。诉说一旦开始，就获得了一种惯性，自己推动着自己前进。在这个过程中，诉说者逐渐变成诉说的工具。与其说是他在讲故事，不如说故事在讲他。

诉说者煞有介事的腔调，能让一切不真实都变得“真实”起来。一个写小说的，只要找到了这种“煞有介事”的腔调，就等于找到了那把开启小说圣殿之门的钥匙。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种感悟，无论是浅薄，抑或是偏执，也还是说出来。其实这也不是我的发明，许多作家都感悟到了，只是说法不同罢了。

这部小说中的部分情节，曾经作为一部中篇小说发表过。但这丝毫不影响这部小说的“新”，因为那三万字，相对于这三十多万字，也是一块酵母。当我准备了足够的“面粉”、“水分”，提供了合适的“温度”之后，它便猛烈地膨胀开来。

罗小通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从年龄上看已经不是孩子，但实际上他还是一个孩子。他是我的诸多“儿童视角”小说中的儿童的一个首领，他用语言的浊流冲决了儿童和成人之间的堤坝，也使我的所有类型的小说，在这部小说之后，彼此贯通，成为一个整体。

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罗小通就是我。但他现在已经不是我了。

二○○三年五月

《四十一炮》以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叶的农村改革为背景，再现了一段混沌虚实、光怪陆离的历史真实——在物欲被神化的扭曲时代里，人性与物化、道德与金钱、信仰与权力、农村与城市的强烈碰撞。

小说中的主人公罗小通是个具有与肉通灵能力的“炮孩子”，他具有极强的语言能力和难以抑制的诉说欲望，在他的述说中看到了农村改革初期屠宰专业村新旧两种势力、两种观念的激烈冲突；小说的副线是一个老和尚的传奇人生，一个曾经身份不凡、过着奢靡肉欲生活的军官的传奇。在两条亦真亦幻的叙述线索的交替缠绕中，罗小通为复仇释放了四十一发炮弹，昭示着他与过往少年岁月的彻底瓦解、决裂，以及与假和恶的抗衡，也寓意着一个新的社会秩序的再生。

这是一部典型的“将迷幻现实主义与民间传说、历史及当代社会现实相融合”的长篇力作，也是触动食品安全问题的良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