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思潮论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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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锡勤著
出版社中国财富出版社
ISBN9787504744586
出版时间2011-01
装帧平装
开本其他
定价48元
货号7838561
上书时间2024-09-08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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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摘要
《戊戌思潮论稿（修订本）》由张锡勤著，介绍了纵观中国近代近百年风云变幻的历史，能够产生持久性影响的，并且最能引起国人反思、研究的思潮，无疑当属戊戌思潮。以梁启超、康有为、严复等学术大师为代表的先进的思想家，站在时代潮头，演绎了一场空前的思想文化运动。其影响所及，早已超过了那个时代。《戊戌思潮论稿（修订本）》作者除了占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外，对戊戌思潮中的主要思想潮流进行了专题性论述。资料的精当与思想性、学术性在这部学术著作中达到了比较完善的结合。
作者简介
张锡勤，黑龙江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哲学会理事、黑龙江省哲学学会副会长、伦理学学会副会长。黑龙江省重点学科带头人，黑龙江省优秀教师，全国优秀教师，国家级教学名师。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已出版专著10余部，发表论文80余篇。代表著作有《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的文化革命》、《中国伦理思想史》、《戊戌思潮论稿》等。
目录
第一章爱国主义与忧患意识
一、祖国在危急中
二、“中国无可亡之理,而有必强之道”
三、救亡与振兴“惟有自强”
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与“合群保种”
五、对帝国主义的模糊认识和矛盾态度
第二章论“法必变”与“变法当知本原”
一、“四千年未有之变局”
二、“变者,古今之公理也”
三、“非变革不足以救中国”
四、“变法当知本原”
五、“变法之本原”是什么
第三章论“兴民权”
一、只有“兴民权”才能救中国
二、民权观
第一章爱国主义与忧患意识
一、祖国在危急中
二、“中国无可亡之理,而有必强之道”
三、救亡与振兴“惟有自强”
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与“合群保种”
五、对帝国主义的模糊认识和矛盾态度
第二章论“法必变”与“变法当知本原”
一、“四千年未有之变局”
二、“变者,古今之公理也”
三、“非变革不足以救中国”
四、“变法当知本原”
五、“变法之本原”是什么
第三章论“兴民权”
一、只有“兴民权”才能救中国
二、民权观
三、平等观
四、自由观
五、政变前的宪政思想
六、政变后的宪政思想
七、论个人自由与团体自由、个人解放与民族解放
第四章论“三强”“开民智”“新民”
一、速成与渐进
二、“三强”为本说
三、“权生于智”说
四、“开民智”与“开绅智”“开官智”
五、从《中国积弱溯源论》到《新民说》
六、对“奴隶性”的清算
七、对“新民”的具体规划
八、“三强”“新民”诸说的理论贡献和失误
九、康有为的《物质救国论》,康梁的分歧
第五章文化批判与重构之一:对孔子和儒学的利用和改造
一、康有为关于“孔教复原”的主张
二、宋恕关于“排洛闽之伪教以复洙泗之真教”的主张
三、谭嗣同关于孔教改革的主张
四、梁启超对孔子和儒学的公开批评
五、严复对儒学和传统文化的批评态度
第六章文化批判与重构之二:“文化革命”帷幕的拉开
一、文化重构的必要与方针
二、“道德革命”(上):对旧道德的批判
三、“道德革命”(下):对新道德的提倡
四、“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提倡白话文和推广“官话”
五、“史界革命”
六、哲学变革
七、戊戌“文化革命”的积极影响与不足
第七章文化批判与重构之三:关于建立宗教的主张
一、对宗教的关注
二、出于非宗教动因的宗教热情,拟建新宗教的特点
三、康有为建立孔教的主张
四、谭嗣同以佛为主融合儒佛的主张
五、梁启超否定孔教为宗教和对佛教的高度赞扬
第八章经济近代化的种种设想
一、告别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的呼吁
二、建设近代交通与近代农业
三、提倡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
四、论“尚奢”与开源
五、论“商战”
第九章 为寻求救亡和变革的动力而呼唤“心力”
一、论“唯心派造人物”,提倡自强其心
二、对佛学与心学的极度推崇
三、论自心造世界
四、“心力”种种
五、对“心力”的种种期望
第十章又一种忧患,大同思想
一、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矛盾态度
二、现阶段纲领与未来蓝图
三、救世主义与人道主义
四、大同社会的性质
五、大同思想的积极影响及其空想性
结语 戊戌思潮的积极影响与不足
再版后记
精彩内容
1898年9月21日以后的四五年,是它发展史上更为重要的阶段。变法维新仅百余日即遭扼杀,这一严峻的事实迫使维新派以至一切忧国之士,势必要对救亡、变革的方略、途径作更深入的思考。东渡日本后,梁启超等人借助日文书籍,对西方近代的思想学说较前有了更多的了解。梁曾说:“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夏威夷游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二十二)而且,由于身居异国,有了一个新的社会文化环境,在思想言论上较前更加自由,更少顾忌。因为现实的制度变革已被迫中断,这也迫使他们将主要精力用于理论思考和启蒙宣传。因此,在这一时期梁启超等人提供了较前更多的理论成果,思想进一步成熟、深化。这时,他们对中国近代化的问题作了更为全面深入地思考。他们所发动的文化批判与重建工作这时也全面展开。梁启超在日本先后创办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的影响较之政变前的《时务报》更大。《新民丛报》出刊后,“国人竞喜读之,朝廷虽严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受其影响。”(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五,《饮冰室合集·专集》三十四)后来,不少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都承认,他们在青年时代曾受到《新民丛报》特别是梁启超文字的积极影响。大致说来,从1895年的“公车上书”起,戊戌思潮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思潮,处于独领风骚的地位。但到1903年,它的主潮地位为革命思潮所取代。早在“公车上书”前,孙中山即已成立兴中会,并开展革命活动,但势力与影响尚不大。“百日维新”被扼杀,“自立军”起义被镇压,《辛丑条约》的签订,沙俄强占东三省拒不撤兵……这一系列接踵而来的事变都在步步激发革命风潮的勃兴。到1903年,形势有明显变化。在这年年初(旧历元旦),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集会,有人公开发表排满革命演说。不久,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先后成立“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接着,邹容、章太炎发表《革命军》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造成巨大震动。由此而引发的《苏报》案使革命情绪进一步高涨。在戊戌政变后,维新派的队伍便逐渐发生分化。一些人抛弃改良、投身革命,而梁启超则在改良与革命之间摇摆。面对1903年所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梁启超结束了思想上的摇摆,公开反对革命。出于对革命的恐惧以及游历北美后所产生的民族自卑感,1903年秋梁从北美返回日本后思想大变。他公开发表了“告别共和”和“梦俄罗斯”的宣言,明确倾向开明专制。这时,梁启超等人关于中国如何实现近代化,如何进行社会变革的基本主张已落后于时代的步伐,失去其先进性。于是,越来越多的先进中国人告别改良,投向革命。从此,革命思潮取代维新思潮成为中国的主要社会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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