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谈:当代文学名家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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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小攀著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ISBN9787536072046
出版时间2013-04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28元
货号8302202
上书时间2024-09-08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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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摘要
历时十载，独家专访海内外文学名家！
话题围绕文化热点、自身际遇展开，既有史料价值，又有阅读趣味。
莫言、刘心武、贾平凹、余光中、夏志清、刘再复、马悦然、北岛、白先勇……海内外文学名家尽在其中，吴小攀的《十年谈(当代文学名家专访)》“足本”再现。
作者简介
吴小攀：暨南大学历史学学士、中山大学文学硕士，在读中山大学文学博士，资深媒体人。现任广州《羊城晚报》文艺部主任编辑，多次获中国新闻奖。业余进行相关文化研究及创作，主要出版：《黑白讲李敖》（编著）、《走向人生深处》（与刘再复合作）。
目录
林贤治访谈录
洛夫访谈录
贾平凹访谈录
陈忠实访谈录
舒乙访谈录
刘再复访谈录
赵毅衡 虹影访谈录
刘心武访谈录
余光中访谈录
鄢烈山访谈录
夏志清访谈录
白先勇访谈录
唐浩明访谈录
叶永烈访谈录
周海婴 周令飞访谈录
……
内容摘要
莫言1955年2月出生，原名管谟业，山东高密人。作家。20世纪80年代中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2011年8月，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代表作有《红高粱》、《檀香刑》、《丰乳肥臀》、《酒国》、《生死疲劳》等。2012年10月11日，莫言因其“用魔幻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难道一个人会因为得了奖能会写得更好？或者他没有得奖他写得更差？我觉得根本没有影响……”
文学创作确实跟名利紧密相连
写作班起决定性作用
吴小攀：您曾经在大学的创作班有过专门的学习？
莫言：对，对。
吴小攀：这种学习对您的这种创作有什么影响？
莫言：就对我个人来讲，其实是起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我最早的那个班是1984年到1986年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当时我们入学的时候应该在各个部队，也是做出一定的创作成绩的青年作者。然后，有35个人集中到一起，当时我们系主任徐怀中先生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军队老作家，后来也当过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的部长。他当时是我们的主任，他确定的一个方针就是，因为我们是干部专修班嘛，大专文凭，如果像教育这个本科大学生一样来给我们设置课程，显然是不合适的。他就特别重视我们的创作，我们在校期间一是要学习，二是要创作。所以我们采取的是讲座式的，每次从北大、北师大什么的请一些老师，讲座式的。课程不是特别系统，但还是相对系统，很灵活、八面来风。什么人都来讲，讲哲学的、搞美术的、搞音乐的、搞舞蹈的。我想就是全面地、全方位地提高我们的这种文学艺术素养。开拓我们的眼界和思路。反正是对我很重要。
上学之前尽管我也写了十几篇小说，现在回头来看那些作品还是很稚嫩，关键就是那些作品创作的指导思想还是没有摆脱掉极左路线下的那个文学思想、文学观念的影响。所以，在追忆这两年的时候，与其说是学习还不如说寻找自我、发现了自己、找到自己的特点，这个确实很重要。
后来在鲁迅文学院的那个班……
吴小攀：比如哈金，他在美国就是专门是教这种写作课的。
莫言：对，中国的大学，像王安忆也搞了一个作家班嘛。当然，大学中文系未必能培养出作家来，但当时我们本来都是有自己的工作的，那么脱产集中起来专门学文学，首先在时间上有一个保障。第二点，我想就是这样集中起来大家互相切磋，形成了一个气场，形成了一个文学的很浓厚的文学氛围，大家互相切磋，天天往这方面来思考。开拓眼界，另外，同学们之间写出的作品，互相看，互相提提意见，互相推荐值得看的书。我想总是比单枪匹马来得有意思。
得不得奖无所谓
吴小攀：您得了很多奖，包括日本的，意大利的，好几个国家的，但好像没有得过茅盾文学奖？
莫言：这倒没有。
吴小攀：为什么？
莫言：这个情况真是很复杂的，我作为一个作者确实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你说我为什么没有得奖？呵呵，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没得奖。
吴小攀：比如说，有没有需要一些什么非……
莫言：没有，没有，我从来不去考虑这个问题，我想它不得奖总有不得奖的理由，是吧？真的我没有太大的，就是说我，我……你说让我回答这个为什么没得奖，我哪儿知道？
吴小攀：其实您的创作量还是比较大的，但也不至于赶不上它那个时间。
莫言：时间倒也是赶上了。它这个，总而言之，奖这个东西，其实是很难说清楚的。第一个就是说，那么多的评委 ，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这种审美观念，是吧，每一个人对小说的看法都不一样。你觉得很好的，他反而觉得不好。就从这一点来讲，肯定是面对一部的作品会有不同的评价。另外，它这个评奖，茅盾奖这个评奖的程序反正也是在不断地变化。
吴小攀：好像也是在改革？
莫言：对，你看前两年……我《檀香刑》的时候，那会儿初评是全票入围的，后来终评好像据说是以一票之差落选，这个我觉得非常正常。评委不一样，那明显的，对你的作品评判态度也不一样，这个真是没什么好说的。从作者这个角度来讲，这些东西确实不能太往心里去，得了也挺好，不得也无所谓。
吴小攀：奖对一个人的创作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莫言：没有影响。
吴小攀：您觉得没有影响？
莫言：没有影响。难道一个人会因为得了奖能会写得更好？或者他没有得奖他写得更差？我觉得根本没有影响，我觉得得了奖估计它就热闹一阵就过去了，该怎么写还怎么写。
吴小攀：您的一些创作也引起了一些不同意见的争论。您觉得这种不同声音的批评对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莫言：这个正面的影响肯定有的。如果一部作品出来，所有人都说好，这反而很令人怀疑，是不是真的这么好。一部作品所有的人都说不好，这也值得怀疑。所以我说有说好的，有说不好的，反而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我想对一个作家来讲，多听一些这种说不好的，认真地思考一下这些批评的意见，也许会更有帮助。
当然，这个每个人都喜欢听赞美的话，是吧，人之常情，但是你如果真是要在创作上进步的话，你确实需要认真地思考这些批评的意见。哪怕非常的尖刻、非常的刻薄，还是应该听，很受刺激，还是应该认真冷静下来，认真地想一想。我想这个批评嘛，这个东西是自由的，谁都可以说，只要不涉及到对人身的攻击，我想都是允许的。
吴小攀：对您的小说包括《檀香刑》，有批评的意见？
莫言：很多，批评的意见很多，我的每一部作品，从《红高粱》开始到《酒国》、《丰乳肥臀》，一直到《生死疲劳》、《蛙》，是吧？始终是两种意见在。
吴小攀：《丰乳肥臀》我记得当时应该是在《大家》创刊号上发的？
莫言：对。这都挺正常的。我当时也比较年轻，心里头感觉也是很刺激。那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就慢慢地感受到无所谓了。而且反而去想他们的批评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确实有一点道理。另外，有的人对当时《丰乳肥臀》的批评，那种批评方法确实是带着一些旧时代的痕迹。那种无限上纲啊、政治入手那种批评啊……从道德倒也还可以理解，他关键是从政治入手来批评一个作品，反正这个我就觉得挺难接受的，过去这十来年以后也就无所谓啦。
吴小攀：这个跟您年纪有关系，和心态有关系？
莫言：这个人老了，应该还是变得心胸就……看得相对而言要开了一点，无所谓嘛，是吧？如果真是好作品的话，无论什么样的批评都无损它的光辉。作品不好，无论多么肉麻的吹捧都是不起作用的。
网络的影响主要是正面的
吴小攀：网络时代对文学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莫言：我一直坚持我的观点，我觉得是正面的。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文学过去在没有网络之前要发表，其实是只能通过向刊物和出版社投稿，或者是向报纸的副刊。现在有网络，这个发表作品的台阶就砍平了，降低了很多，发表作品的难度相对地减小。也就是说，它变成一个群众性的运动时候，是容易，更容易出拔尖人才的。就像中国的乒乓球运动之所以长盛不衰，就在于中国有一个广大的乒乓球运动的基础。人多了嘛，高手自然就会涌现，我相信写作是不是也可以类比，当写作变成一个群体性的事情的时候，是吧，各路高手自然就会冒出来。
吴小攀：您的创作比较多的是农村题材，网络这种写法对您会不会有一些影响？
莫言：它这种故事的选择上、在素材的选择上，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但对这个语言上、文风上应该会有一些影响。
吴小攀：会有一些影响？
莫言：由于很多网络语言是非常机智、非常幽默的、非常风趣的，即便有一些带点文字游戏，有一些文字游戏也还是蛮有趣的。这个我还是觉得……网络的语言实际上应该是为我们的汉语言注入了一些很活跃的元素。
吴小攀：有没有负面的东西？
莫言：负面的当然有了，比如乱造的那些，比如说“神马都是浮云啦”、“草泥马”这些东西，肯定是瞎闹，明年肯定又换一种说法。这都是一些带着三分恶作剧的一种，不说特别高级的趣味。当然它也有一些语言很机智、很生动、很活泼，总之我认为是件好事情。因为语言自净能力应该是很强的，语言就像一条长江大河，它水势越大，自净的能力越强。如果它流动得越慢，水势越小，反而自净的能力越差。
写作就是不断跟自己过不去
吴小攀：您大概1980年代的时候走上创作道路？
莫言：从发表作品开始算起，今年是30周年。
吴小攀：30周年，那就是1981年了？
莫言：对。
精彩内容
本书是2001-2012年间对莫言、刘心武、贾平凹、余光中、夏志清、刘再复、马悦然、北岛、白先勇等数十位海内外外文学名家定制专访的结集，话题围绕热门文学话题、人物的自身际遇展开，未经删节，有的更是抢先发售发表，不仅对专业研究者有参考价值，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也有阅读的价值。
媒体评论
有一位新闻界老前辈告诫后辈：“做新闻记者拿起一支笔，不论记人记事，一经发表，就具有历史性质，应有责任感，不可任意而为。”
我十分赞同这番警语。
但是纵目四顾，当今能有多少新闻从业员受到感悟而责于专职，有所表现呢？在我看来，虽然少见，却是有的，我认识的吴小攀君就是难能可贵的一个。他以编就的《十年谈：当代文学名家专访》文集，证明了我的期待。
这部文集约15万字，历时十载的辛勤采访，以专访人物的形式，接触了当代中外有影响力的文化名人，以时间为序，围绕热门文化话题、人物自身经历而展开访问，涉及范围涵盖了文学、美术、音乐等文化领域，可能为当代文学史、新闻史提供有意义的史料。
从《十年谈：当代文学名家专访》里，我感到有可赞的特点——
这是具有深厚文学、史学修养的访谈录。试设想如不具有主观的学识条件，就不可能引发各文化名人侃侃而谈，取得珍贵的识见，这是靠录音机式的口述不可同日而语的。
通过文集，可看到作者具有广泛的人缘，受人依赖、尊重的品格，与那些平庸弄虚作假的“访谈”又是不可同一而语的。
这是以勤奋学习，掌握各文化名人所专有的成就影响，才可能展开的访问。试以夏志清为例，他是研究中国文学史的学者，在国际间享有一定声誉，可是他也是受国内文化、文学界争议的人物，如果对他的历史背景、现状一无所知或知之浅薄，就流于敷衍的接谈了。其他文化名人的访问，也可作如是观。
此书专访中外文化名人之多，穷十年的功力以赴，是令人刮目相看的。十年后审视文化名人的访谈，可说已是历史的记录了，历史是不容饰伪的，著名的学术大师钱锺书最鄙视的是以曲学阿世、沽名钓誉之辈。因此我于感到共鸣而联想到唐代史学家刘知几，他对撰述历史提出过三项标准：德、才、识，他认为政治道德、表述的才华、卓越的胆识是应有的修养、条件。刘知几的提示要求是严格的，但是值得新闻工作者作座右铭。说到这里，我还想到梁启超，他是善于办报的，以舆论推动戊戌维新运动，不惧迫害，曾于“海天寥阔立多时”的环境中提出“十年之后当思我”的名言，正是反映了他独立思考的价值观，他如长江大河的文章风靡现当代，不仅文风表现情感于笔端，而且才识过人，树立典范。我在学习过程中就喜欢涉猎《饮冰室全集》，从中获得教益不浅。
如今，我们的国家推行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宏伟事业，需要新闻从业员应富有独立思考的精神，推动谏言、建言以利国利民，而不应以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这“三讳”的媚俗态度从事。拟此以观《十年谈：当代文学名家专访》的出版，我祝愿它不仅有现实意义，更有深远的影响，不负作者十年磨剑的抱负。
曾敏之，1917年10月出生于广西罗城，历任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代总编辑，香港作家联合会会长，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主席。1946年以《大公报》记者身份写下长篇专访《十年谈判老了周恩来》，是第一位独家专访周恩来的中国记者。
序二
我一方面喜欢理论性较强的学术著作，另一方面也很喜欢如小攀做的这种人物采访。前者正襟危坐，后者却任意而谈，如行云流水。这本书很吸引人，因为所采访的对象多是我们所熟悉的当代文化事件的亲历者，文字很快让我置身于那些熟悉的时光，并引起我对于那些历史和思想线索的重新思考。
小攀的采访，始自上个世纪末，近至这两年，不过所涉及的事件主要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以后，借用一个术语，我可将其称为“后新时期”。“后新时期”不但是八十年代以来“新时期”的断裂，也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历史以来的一个转折，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以“口述”的形式，记录下这段历史，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时下不是时兴“寻访八十年代”吗？八十年代以后的历史，亦不必等到多年以后才想起来寻找。
九十年代以后，刘再复与李泽厚提出“告别革命”的概念，对二十世纪以来的革命传统进行批判，导引了反激进主义的潮流。这个批判意义重大，因为它不仅仅是对于八十年代的反省，更是对于二十世纪以来中国革命传统的根本批判。从小攀的这次采访来看，近来刘再复的思想走得更远。他认为：“五四”接受西方文化，只接受了它“科学”、“民主”这些“用”的层面，而没有接受西方文化本体的层面——基督教文化。在他看来，缺少这个“体”，“用”就会出问题。刘再复还从基督教文化出发，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批评。他认为：中国作家常常只是一个“仕”和“隐”的选择，缺少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进行灵魂论辩的大作家。较之于“五四”的全盘西化，刘再复的这种观点已经激进很多。长期居住在美国，很容易产生对于基督教文化的认同，这一点我很能理解，本人亦偏爱基督教。不过，刘再复以西方为本位对于中国文化、文学的贬斥，仍然有点出乎意料，有点“后殖民”的味儿。事实上，西方有两个思想源头，即希伯来与希腊。“五四”标榜“民主”、“科学”，事实上继承的是西方理性主义启蒙传统。将基督教作为西方文化的“体”，而将“民主”、“科学”的启蒙主义视为“用”，似乎并不准确。
小攀的访谈对象很大一部分是作家或批评家。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恰恰是一个热闹的话题。在启蒙主义失败后的九十年代，中国当代文学的主要特征就是市场化。我们在这里看到，贾平凹在访谈中说的不是文学，而是卖画，为了生计；陈忠实也说，已经丧失了写作的欲望。还有据说占据了市场却没占据文坛的八○后作家，小攀也没有放过。虽然韩寒以惯有的姿态拒绝采访，郭敬明倒是接受了采访，但看得出两个人的对话套路不太能接得上。
对于当代文学的不满意，炒红了德国汉学家的“垃圾论”，虽然顾彬一再声称自己并没有全面否定中国文学的意思。偏偏北大教授陈晓明不以为然，抛出了“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王蒙也提出“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结果受到了更为广泛的批评。批评派的阵容里，有南京大学的王彬彬、北师大的张柠、清华的肖鹰、广东的林贤治等。小攀所在的《羊城晚报》，是当时论争的主要阵地之一，他也是此论争专题的策划组织者，对此中的情况应该相当了解。事实上，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坛也有不少杰出的作品，只不过泥沙过多，很不让人满意。八十年代“文化热”，文学成为社会焦点；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的经济转型，社会中心议题嬗变为制度变革、自由主义、市民社会等社会发展模式的讨论，文学已经沦为边缘，大概并非耸人听闻。
不过，中文写作仍然有一个新的亮点，未曾引起人们的注意，那就是海外中文创作的兴起。数年前，我曾应《中华读书报》之约，撰文谈十年来中国文学的成就，我认为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最值得瞩目的地方是文学自身视野的扩大，那就是将海外华文文学揽入视野，从中国文学走向了中文文学。1997年，由中国社科院在北京主持召开的“第九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首次以中国大陆文学、台港澳文学及海外华文文学为论述对象，形成了一种大的中文文学的概念。而到世纪末的时候，百年小说评选也开始将台港澳及海外文学纳入范围。文学研究的领域不再仅仅局限于大陆，而开始有意识地运用一种包括大陆内外的整体视野。
难得的是，小攀不像国内评论界那样盲视，他很注意采访海外作家以至评论家，采访对象包括白先勇、余光中、夏志清、虹影、赵毅衡、严歌苓、刘荒田等。台港澳及海外作家浮出历史地表，中文文学概念的兴起，事实上是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成长为经济大国过程中必然的文化现象。由于海外作家、评论家完全不同的视野，采访中带出种种逸出我们研究视野的问题，这是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张力所在。
小攀的采访议题，还包括城市文化、流行文化，等等，这些都是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化最为新颖的领域。我们注意到，访谈并不是受访对象单方面的侃侃而谈，而是双方的对话和碰撞。看得出来，小攀对很多方面都有深刻的理解，很让人佩服。让人觉得，他似乎不是一个记者，而是一个文化研究学者。
在很多方面，我都不如小攀在行。在这里，我仅仅写下一点我自己的感受和思考，与小攀交流。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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