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中国学报:第二十五期

《人文中国学报（第25期）》：　　川嫦从病到死，有研究者视之为“全家人以保护的名义使她动弹不得，自由被刹夺却又不提供她应有的医疗照顾”，追根究底，是父亲郑先生“重男轻女与性别政治的压迫”在作祟，致使川嫦身体成为“父权文化压抑的场所”；“我同意郑先生重男轻女、不愿付出更多，减少了川嫦被治愈的机会，不过，骨痨患者的关节功能障碍与神经疼痛，恐怕才是川嫦“动弹不得”的原因，而非被强加禁锢于闺阁，证诸于川嫦健康时仍能在家人陪伴下与男性出外游乐，即可证明。以反诘父权等角度立论当然也不无道理，不过，张爱玲一直不是个标准的女性主义者，《花凋》在女性病态身体书写上的意义，不妨也从非女性主义角度来考虑：第一，显示现代性讲究市场理性，一家子按市场逻辑行动，家人之间也明算账，父亲在女儿久病之际顾虑的是医疗开销太大而非不顾一切为女儿治病，且张爱玲小说本就处处提醒金钱的作用、算计之必然；第二，与肺结核在中国被视为家庭疾病（family disease）有关。　　《花凋》里确实揭示了疾病，对象是谁呢？既非文学研究社式的寻求社会改革，也非创造社式的将病体编入审美对象，反倒消解了以上二者。张爱玲塑造的女性肺病身体，无法与国族议题联繫，也拒绝浪漫主义的收编；固然，川嫦患病后，也和郁达夫的小说人物或丁玲笔下的莎菲一样，“疾病打破人的麻小状态，使他的感受变得丰富而敏锐，从而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美，并用美的方法表现出来”，自我意识空前地膨胀起来。　　……

适读人群 ：文学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