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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包信和
韩荣典
程福臻
顾毅成
黄吉顺
黄志方
李杰忠
许子明
张济康
金骥良,顾毅成,刘殿中,等
朱栋培
刘思义,陈秀兰
肖远立
丁滨元
林钟光
刘海风
刘祖平
虞吉林
缪柏其
陈祖墀
罗有泉
李卫平
林福江
程艺
刘万东
向守平
胡森
周先稠
李弘棣
李厚强
刘树彬
袁军华,张榕京
虞正亮
刘衍文
刘磊
曾杰
沈显生
罗箐
麻希南
徐冠华
后记
内容摘要
包信和校长访谈录
2018年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校六十周年。为了隆重纪念校庆,我校学生自发开展了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采访了大量校友,既有建校之初入学的1958级校友,也有新世纪新时代人职的青年教师。我们希望通过和校友们的访谈,加深学生们对母校的了解,并向母校送上我们最诚挚的生日祝福。
2018年6月2日,我们五位大二的学生,很好荣幸地邀请到包信和校长接受采访。包校长和蔼可亲,与我们的交谈像敦厚的长者与晚辈拉家常,让我们深受感动,很快就拉近了校长和我们之间的心理距离。他在两个小时里向我们畅谈了科大特色、科大文化和科大的发展,向我们描绘了科大未来的发展蓝图,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学校的全面认识,我们对母校更加美好的未来满怀信心和期待。
结缘科大
很多人以为包校长是复旦人,不是科大人,他是2017年6月才接替万立骏校长来科大工作的,不熟悉科大情况。其实他们错了!包校长是这样说的:
我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就一直在复旦读书,1987年获得博士学位后,留校工作了两年,在化学系做讲师。1989年,在时任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先生的推荐下,我申请到了洪堡奖学金去德国留学。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还处于起步阶段,我虽然拿到了国内名校的博士学位,但当时中国在教育方面的成绩要让西方人承认还有一个过程,并不是所有的西方国家都认可中国学位。德国对中国是比较友好的,我在德国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这一去就是六年,在德国一直待到1995年。
这时国家开始引进人才,动员留学人员回国。当时我正在柏林的Fritz―Haber研究所工作,这个研究所很有名气,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人员就有好几位,包括爱因斯坦都曾在那里工作过。这个研究所的一项工作是搞表面化学催化,跟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大连化物所”)的关系比较友好,双方经常往来。包括中科院的领导一到德国访问,就会在柏林停留,就喜欢去研究所访问,看看高技术的方向在哪里。我在那里工作时间久了,和中科院的人交流比较多,他们就希望我能够回国到中科院工作,最后我选择去了中科院大连化物所。我回来的时候,国内刚刚开始引进海外人才,包括中科院“百人计划”等都是刚起步,时机很好好。这时国内有一个人才断层,把发展的机会留给了我们这一代人,你有什么能力就去发现和创造,所以我在大连化物所发展比较顺利。
到了大连化物所以后,我参加了所里的一些管理工作,2001年开始当所长。大连化物所在中科院是很好重要的一个研究所,从这个时候,我实际上开始和科大有了交集。科大的办学方针是“全院办校,所系结合”,大连化物所跟科大的化学物理系(3系)是“所系结合”的协作关系,根据“所系结合”的方针,大连化物所所长要兼任科大3系系主任。所以,我从2003年开始兼任3系系主任,一直做到2015年,也就是当了12年的科大系主任。也是因为“所系结合”的关系,我在所里的研究生第一年都就读于科大,基础课在科大代培。我做了几年所长后又到中科院沈阳分院工作,2015年把我调到复旦大学当常务副校长,去年又到了科大工作,所以我对科大并不陌生,应该说我和科大结缘已久。
校歌里传承着时代精神
我们五位学生结成活动小组,一开始是打算做关于校歌的视频。中国科大校歌《永恒的东风》与学校同年诞生,首任校长郭沫若作词,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有名作曲家吕骥谱曲。我们在采访活动中感受到,许多老校友对校歌怀有自豪真挚的感情。2016年4月26日,总书记用了一整天时间视察中国科大,在和大家告别的时刻,师生自发高唱校歌《永恒的东风》,表达了对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无限信任和深深依赖,激昂的旋律在校园上空久久回响。当我们向包校长请教他对校歌的看法时,他却先考了我们,请我们五个人唱一遍校歌。我们完整地唱下来后,他是这样说的:
你们能完整地把校歌唱下来很好。我们有一个校歌纪念碑,立在郭沫若广场,大家路过的时候都可以看到。我参加学校许多活动,经常听校歌,尤其是在开学典礼、毕业典礼的时候,那么多人带着感情去唱这首歌,说明校歌本身就有让人感动的地方。实际上校歌会化成一种力量,也会化成一种符号,这个符号就是你的大学符号。至于说歌词到底意味着什么,当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我的感觉是你猛然一听的时候,会觉得校歌的时代感很强烈很鲜明,也就是一些人说的政治性很强。但我们看问题、分析问题,要把它摆到时代背景里去,就是你不能按照现在的标准来要求60年前的它符合现代人的想法。比如说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它产生于抵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时期,呐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它是属于那个时代的。现在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了,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了,怎么还能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呢?再这么传唱是不是没有了实际意义呢?恐怕不能这样认为。
我们的校歌诞生于1958年,它的背景就是当时为什么要建中国科大,对校歌的理解就要和这个时代背景关联起来。
一是当时我们国家的科技和教育还很落后,老一辈革命家和政治家建立了新中国,科学家们纷纷从国外回来,有从美国回来的,有从苏联回来的,这些科学家一心想的就是科教报国,通过发展科技和教育改变中国落后的局面。但在那个时候,国家没有那么多合适的人从事科学技术研究。旧中国的高校很少做科学研究工作,基本上更多的是上课,或者有些医科、商科、文科等方面的学科。真正科学方面,相对讲比较少比较落后。中国要造“两弹一星”就首先要有合适的人才,所以钱学森、郭永怀等老一辈科学家就建议,我们要建一个新型的理工科大学,这个学校就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培养国家急需的很好科学技术人才。
二是我们的学校诞生于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的年代。中科院在国内处于科学界的领军地位,于是承担起了办校任务。我听说学校从批准到开学,从6月份到9月份,一百来天就办起来了。你们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迫切希望,就是要办好这所大学,校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时代背景就是新中国成立后,大家有一种翻身做主人的感觉,就认为我们中国人把一切都要做得又快又好,大家就拼命来做。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就像校歌里要求的那样,要“迎接着永恒的东风,把红旗高举起来,插上科学的高峰!科学的高峰在不断创造,高峰要高到无穷,红旗要红过九重……”,这些都是当时的语言,其实就是要我们做就一定要做到优选,科学要做到优选的地方。校歌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愿望,包括老一辈政治家、科学家对科大的一种期望,而这种期望一直延续至今。我们现在经常说的一句话叫“不忘初心”,校歌的精神实际上就代表了科大当年办学的初心在哪里,愿望在哪里。不管时代如何发展,学校未来怎样,这个初心不能改。校歌已经告诉我们了,要“又红又专,理实交融”。
三是我觉得校歌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也是随着中国教育的发展逐步形成起来的。我在复旦读书的时候,几乎大家都不知道复旦校歌是什么,学生不会唱,也没机会唱校歌。开学典礼、毕业典礼是有的,就是拿到毕业证拍张照片就走了,没有像现在这样全体毕业生穿着学位服、戴着学位帽,举行学位着装授予仪式,上个世纪中国的高校大多都没有这些仪式,我印象中应该是这十几年才发展起来的,校歌也主要是在这个时候才被大家意识到是大学文化的一部分。所以,这几年慢慢才有了仪式感,从前没有仪式感这一说法。同学们就是在大学读书,到了毕业分配就离开了。当时唱校歌的印象,我还真记不清楚了。复旦有新、老两首校歌,新校歌我也不是很清楚,因为我在1989年就离开复旦去了德国。后来校庆一百周年的时候又恢复了老校歌。复旦校歌唱起来还是蛮好听的,但那个校歌比较拗口,我到现在为止都记不得歌词,不像我们科大的校歌简短、朗朗上口。其实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校园文化,都有自己的办学目标,拿我们科大来讲,就是希望什么事情都简单一点,真实一点,该怎样就是怎样。至少我们的校歌很清楚地表达了你要做什么,你要怎么做,这大概也是科大文化的具体表现吧。
P2-4
精彩内容
本书内容集中于两方面:一是校友对当年学校生活的回忆,二为校友离校之后的发展轨迹与心路历程。试图通过对诸多校友或平凡或伟大事迹的记录与描述,反映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六十年的沧桑与辉煌,以及在这一历程中诸多校友前赴后继、代代相传凝结而成的朴实校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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