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梅贻琦,字月涵,1889年12月29日(清光绪十五年腊月初八)生于直隶(今河北)天津城内照壁胡同(天津市红桥区,胡同南侧紧邻南开区)。这一年,容闳61岁、张之洞52岁、马相伯49岁、张百熙42岁、康有为41岁、严复35岁、严修(字范孙)30岁、蔡元培21岁、梁启超16岁、张伯苓13岁、黄炎培11岁、周诒春6岁、茅以升和蒋梦麟3岁,竺可桢、陈寅恪、晏阳初、胡适与陶行知均晚一二年出生。这些人在中国近代教育目前发出了璀璨的光芒,基本构成了中国现代教育发展脉络的群星谱系图。梅贻琦无疑是其中耀眼的一颗。 梅贻琦祖籍江苏武进,远祖曾为明初重臣,后迁徙至天津,为滓门望族,肩负守卫天津卫重责。他出生时,家境似尚可以,他本人曾用“非甚宽裕”四字形容。曾任燕京大学校长,比梅贻琦小1 1岁的五弟梅贻宝曾回忆说:“诸兄姐每人都有一位奶妈。”随着时间推移,梅家每况愈下。据他的夫人韩咏华回忆,贻琦父母生五男五女,他居长,自幼忠厚老成,读书之余,常常帮助父母做事。比如,因人小个矮而踩着小板凳帮父亲记账,协助母亲照顾弟弟妹妹,尤其是抱着贻宝小弟喂食。 1900年,他11岁时,随父母至保定避庚子之乱,秋季返津,父亲失业,家中生活无着,每餐玉米面都得限量,孩子们经常半饥半饱。梅贻宝回忆说,到了他出生时,只可一切从简,奶妈免聘了,母亲乳水不足,则佐以糕干,“成分大都是米面粉略放些糖而已”。当梅贻琦10多岁时,“抱着婴孩贻宝喂糕干乃是他家庭作业之一项”。由给弟弟喂糕干到梅贻琦留学回国这十几年,是梅家最艰难的一段。“除去几间旧房庇身以外,够得上是准无产阶级了。”他父亲的收入有限,家里人口可观。一切周章挪补,都要母亲伤脑筋,梅贻宝一直到十几岁才穿上一件专为他做的新袍子。 梅家历代均为诗书人家。梅贻琦父亲梅曾臣中过乡试,对其子女均以诗书为第一要求。梅贻琦说:“家境非甚宽裕,但对于吾兄弟五人之教育必尽力成全,琦姊妹亦五人,最小者亦能毕业于师范及南开大学。”梅贻宝说:“家境虽然清苦,人口虽然众多,父亲却咬定牙,叫每个儿子受教育。后来天津开办了女子学校,他叫两个未出嫁的女儿亦上学校。” 贻琦自幼聪颖,记忆力强,熟读经史,且善背诵。有位外国同事称他为“博闻强记的中国儒士”,他的同事回忆说:“他有一次对我们说,假如我们之中有谁背诵任何中国古典经传有错漏,他可以接背任何章节(He once told us that if we would repeat any line from the old Chineseclassics,he could soon repeat the passage ffom where we left out)。”从梅贻琦留下不多的文字作品中,不难发现他的国学根底深厚,很显然是从蒙学时期就奠定了的。 一、南开新学 梅贻琦出生在19世纪末期,成长于20世纪初期。这一时期,大清帝国内乱不已,民不聊生;外辱不断,列强环顾。大清王朝风雨飘零,摇摇欲坠,传承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国显然奄奄一息了。多难兴邦!在这样的环境,总会涌现出一批杰出的中华儿女,尤其是知识分子,他们心怀苍生,心忧天下,孜孜不倦地为国为民寻找出路,前赴后继,最终找到现代社会的文明之光——科学与民主。因此,科学救国、教育兴国,成为这一时期知识分子们的伟大追求。这些领风气之先的民族精英们,在当时社会基本上属于离经叛道之辈,不仅仅承受着巨大压力,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正是这些人的坚忍不拔与不懈努力,为在黑暗中挣扎的中国带来了真理和希望。 1904年,15岁的梅贻琦进入天津南开中学堂,成为有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的得意高足。南开学堂的前身是严修(字范孙)先生创办的严氏家塾,时称私立中学堂,1905年后改称敬业中学堂,严修聘张伯苓任监督(校长)兼教授数、理、化及英文等科目。开办两年后,教学声誉日隆,求学者日众,原校舍已不敷使用。经张伯苓斡旋,天津富商郑菊如捐赠天津南开洼田产十多亩重建校舍,1907年9月建成新校,遂改校名南开中学堂。梅的夫人韩咏华对此有清晰的回忆:1904年,月涵15岁,以世交关系进入严范孙家塾(天津南开学堂的前身),和严氏子弟一同读书。严范孙为清末翰林,曾在贵州为官,后回天津做寓公,因族中子弟众多,办了一个家塾,收自己家中和亲友及世交的子弟入学,聘请张伯苓先生为主要教师。张先生教理科,又聘请了其他几位教师教别的学科,教学方式不同于一般私塾,已初具学堂的性质。这个家塾起名为“敬业中学”,后来,男生迁入南开区的新校址,遂定名为南开学堂,张伯苓先生被正式任为校长。梅贻琦与金邦正(仲藩)、卞肇新、张彭春、李麟玉等人均为南开学堂第一期学生,成绩优秀,一直是张伯芩先生的高足。P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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