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与《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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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润泽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
ISBN9787101057119
出版时间2007-03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26元
货号3787527
上书时间2024-09-05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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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润泽，1971年7月生。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新闻史教研室副主任，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日本电通株式会社访问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代表作有：《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编著者之一）、《中国新闻事业图史》（著者之一）、《：近期新日本广告实务》（专著），先后在《靠前新闻界》、《中国记者》、《新闻与写作》、《现代广告》等核心期刊发表有影响的学术论文三十余篇，主要有：《民国前期中国现代报纸的发行途径及其潜规则》、《技术、制度与新闻的互动——民初通讯技术的现代化与新闻业的发展》、《揭密张季鸾的秘使身份》、《中国近代社会新闻的演进与价值取向》、《媒体信任危机的历史与辨证思考》等。
目录
引言：民国十五年(1926)
军事政治环境：风云际会、五味杂陈
舆论环境：渐松渐紧
报人之死：邵飘萍、林白水
《大公报》：归去来兮之重生
第一部分 1926年前的张季鸾和《大公报》
一、1926年前的张季鸾
命运多舛的童年
师者刘古愚
伯乐沈卫
东渡扶桑，意属革命
孙中山大总统的秘书
投身报业的反袁勇士
人生的低谷
二、1926年前的《大公报》
英敛之创办《大公报》
王郅隆控制的《大公报》
《大公报》引来胡政之
吴鼎昌出资重建《大公报》
第二部分 张季鸾与新记《大公报》
一、天津时期的新记《大公报》
新记《大公报》首倡“四不主义”
团结、合作、勤俭的《大公报》人
天津时期的报道内容
天津时期的社评
二、走向全国、走向成熟的《大公报》
1．上海滩的立足
“全国版”的流产
西安事变中的张季鸾
抗战全面爆发
2．汉口阵地的坚守
全力报道武汉大会战
范长江离开《大公报》
3．重庆时代
抨击汪精卫投敌叛国
对“皖南事变”的态度
对“晋南战事”的报道
荣获“密苏里新闻学院”奖章
最后的指导
……
第三部分 张季鸾后的《大公报》
附：张季鸾生平年表
内容摘要
靠前部分 1926年前的张季鸾和《大公报》
一、1926年前的张季鸾
伯乐沈卫
1904年初，张季鸾的母亲也离开人世，年仅37岁。在张季鸾看来，“这尤是我终天大恨，三十年来，时时想起，不由得感到无可如何的悲哀”！从1901年到1904年，张季鸾接连身受亲人离丧之苦痛，先是1901年父亲病逝，1902年三妹天亡，1903年9月，自己很敬佩的恩师刘古愚也病逝兰州，而转年的春天，年仅37岁的母亲亦离开了自己。那时张季鸾年仅17岁。这“终天大恨”和“无可如何的悲哀”并没有使张季鸾消沉，反而激发他发奋学习，刻苦求知。生活的悲痛和恩人的帮助，如同烈火和冰雪同时淬炼着张季鸾的心性，他没有倒下、颓废、堕落，反而更纯洁、高尚和坚强。他回榆林料理丧事后，强忍悲痛之情，继续刻苦求学。
人的性格有很大天生成分，但在后天教育、环境等影响下，可以使相似的人很后走上不同的道路，实现不同的人生价值。同样受业于刘古愚，同样幼年贫寒的于右任，在逆世中发讥讽，歌颂自由与革命，在1904年5月写下“爱自由如发妻，换太平以颈血”，以及“革命方能不自囚”等激烈词句，被当地政府认定为革命党，通缉拿办。于右任易名亡命上海。张、于两人有着不同的道路，不同的人生，但目的都是为了救国，在这个大目标下，他们很终还是走到了一起，成为生死之交。
此后张季鸾赴省会西安应试，再受学台（教育厅长）沈卫器重。沈卫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民主人士沈钧儒的叔父，时任陕西提学使，负责考拔秀才，已经中了进士的沈钧儒作他的助手。后来沈钧儒回忆张季鸾会试时的情形：在截止报考的号角已经吹响，考棚的大门即将关闭的时候，跑来一个瘦弱的童生，手提考篮，陈诉赶路的艰苦，要求破例准其入闱。沈卫叫他进来，问他平日里所学有何擅长，他说，对北方的山川形势，曾加研究。于是沈便叫他将长城各口的险要写出个大概来。他不假思索，很快就写出来了。因为个子比较矮小，坐在较高的条凳上，两脚还着不了地，沈卫看过答案后很满意，特准他参加考试。后来阅卷，果然成绩不错。
……
主编推荐
上海滩的立足，汉口阵地的艰守，重庆时代，张季鸾，《大公报》与民国社会。
精彩内容
虽然有特别的个案出现，但在当时一般报人看来，只要不涉及“赤化”宣传，在报刊上指陈时政，批评当权还是有一定空间的，因此这段时期新报刊的创办依然很多。
当时人们创办报刊很少有长久打算，一般拉来一笔资金，或者拉来政治关系，有个政治和经济上的靠山，就开始办报。钱花光了没有接济，或者政治靠山倒台了，报纸也就办不下去了。特别是北方，政治的动荡、商业的不完善、经济的不发达都直接影响了报纸的经营。
当时在北京，《晨报》、《世界日报》、《京报》算是大报，销量多时不过八九千份，少的则只有三五千份。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因为有日本势力的庇护，敢于刊登些别的报纸不敢登的新闻，因此销量大约有一万五千份左右。
天津作为中国近代报业发展的重地，比邻首都，接近中央，同时又有租界外国势力的庇护，因此在历目前就常有舆论重镇盘踞。清末维新变法时期有名的《国闻报》、1902年的《大公报》、1915年的《益世报》都是
影响巨大的报纸。特别是1902年创办的《大公报》，在京津很有名气。其创办者英敛之是满族人，天主教徒，主持《大公报》十年，辛亥革命后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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