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敦煌

史苇湘（1924—2000），四川绵阳人，1948年于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毕业后，到敦煌莫高窟从事敦煌壁画临摹和敦煌历史、敦煌艺术理论、敦煌佛教艺术史的研究。历任敦煌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资料中心主任。临摹敦煌壁画300多幅，出版各类画册、专著资料辑录等10余种，发表论文100余篇，其中《莫高窟大事年表》《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敦煌历史与莫高窟艺术研究》等成为敦煌研究者必备的工具书，同时编著《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篇15·敦煌壁画（下）》《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敦煌壁画全集6·盛唐》《莫高窟北魏壁画艺术》和《敦煌学大辞典》编委。他提出了敦煌本土文化论、石窟皆史等一系列理论，成功地运用艺术社会学研究敦煌石窟，为敦煌研究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和突出成就，为后世学人树立了典范。1993年退休后与欧阳琳、史敦宇合著《敦煌图案》《敦煌壁画线描集》《敦煌舞乐集》《敦煌壁画复原精选》《史苇湘、欧阳琳敦煌壁画选》《中国敦煌壁画展》等。

初到莫高窟

史苇湘敦煌绘画与书法

忆敦煌

欧阳琳手绘敦煌擘画信封

临摹是研究敦煌艺术的重要方法

史苇湘、欧阳琳敦煌壁画临摹

初到莫高窟

史苇湘

我乘坐的破卡车离开兰州继续西行，地势越走越高，天空也越来越湛蓝明净，黄土愈多，青山绿树，逐渐稀少，天与地似乎离得很近，离开一个个绿洲城镇，连接它们的就是望不到边的戈壁滩，不但渺无人烟，也难见到有生命的一草一木，我们的旅车就像一叶小舟，飘浮在茫茫的砂碛里，我才真正体会到了唐代诗人岑参所吟咏的“过碛觉天低”。兰新公路逶迤向西，仿佛没有尽头，过了嘉峪关，我已走了近四十天，和青山碧流、人烟稠密的巴山蜀水完全是另一个境界了。

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四日，我终于到了敦煌县城，两条十字交叉的小街道，只有三五家低矮的小店铺开着门，街西有一座衰朽的同治年间的木构节孝牌坊，伴着几棵老榆树，树荫下有一个卖瓜的地摊，一个衣服槛褛、疲倦不堪的老年人躺在芦席上吸着烟，等候顾客。太阳偏西不久，瓜摊、店铺就收业闭门了。到了下午九点，天还不黑，血红的太阳，像一个醉酒汉在天边摇摇晃晃不肯沉落。晚风骤起，一街尘土，几只野狗在空荡的街上窜来窜去狺狺吠叫，打破了这荒城的静寂。

当晚，我和敦煌艺术研究所的一位会计住在一家商店里，半夜，突然街上喧嚷嚎哭，人喊狗叫，店主人说：“没事，没事，外面抓兵。”虽然疲乏不堪，却不能入睡，我回想了四十多天的旅程，三千余公里，景物全异，唯有这“有吏夜捉人”的景象处处相同。

第二天我乘一辆去莫高窟的卡车，在没有路的戈壁滩上颠簸了两个多小时，终于到了目的地。一进窟区仿佛到了一个清凉世界，乔木高耸，浓荫蔽口，森严的岩壁、密集的洞窟给我的第一个印象，这是一个庄严、静寂的小绿洲。

我被安置在一间小土屋里，和沿途住过的河西走廊的旅舍非常相似，屋里是土坑，土桌子、土壁橱、土书架，除了一个可以挪动的木凳，所有家具全是用土坯垒起来的，上面用草泥、石灰一抹，也居然光洁平滑、不潮、不塌，非常实用，当时我竟产生了《西游记》里水帘洞中的石桌、石椅、石案、石床的联想，我意识到将要过另一种有点神秘味道的生活，心里充满了新奇感。事务员老范（和我们一起生活了四十多年的范华同志）给我送来一盏铜质煤油灯，向我说这排房子是原来寺院的马房，是每年庙会群众拴牲口的地方，三年前才改造成职工宿舍。

由于长途劳顿，好奇心与新鲜感终于敌不过三千公里和四十天旅途积累的疲乏，不到十点，我就在新铺的土坑上睡熟了。半夜醒来，皓月满窗，铃声大作，引起我一阵惊恐，原来是九层楼（第96窟）檐角上的铁马一风铃，每当夜深人静，从鸣沙山滑下来的晚风就要将它“演奏”一番，后来，渐渐习惯，四十年来虽然它夜夜鸣奏依旧，我却早已忘却它的存在了。

当时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办公室设在中寺，一幢低矮的四合院中有两棵枝柯交错、浓绿满庭的老榆树，每株有两人全抱的围径，向西的门楼上横着一块乾隆四十五年立的“雷音禅林”的木雕扁额，证明中寺就是清初雷音寺，寺外有一片小场地，沿着场地就是南北延伸的围墙，保护着半截埋在沙里的窟区。要进入洞窟，首先要经过题有“西域胜积”的栅门。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征调民工修筑的围墙还不到三年，就像在河西走廊上所见的古长城一样，已经断墙处处，残颜不堪。

当时敦煌艺术研究所负责管理窟区，共有二十多个工作人员，流沙籁籁在危崖上飘流，像瀑布一样，窟前沙丘起伏，长着一丛一丛的骆驼刺和红柳，下层洞窟多半被沙堙埋，危岩残壁上栈道早毁，上层洞窟大部份要从清末王道士雇人毁壁凿成的洞穴穿过，奇异的是尽管这些破洞残壁如此褴褛，其中的壁画与彩塑却处处神采奕奕，放射着诱人的艺术魅力，诱惑着我要急切地去认识这个被人类历史遗忘了的艺术世界。

当段文杰、范文藻、孙儒僴、黄文馥、欧阳琳这些老同志领我第一次进入石窟时，我被这些古老瑰丽的壁画和彩塑惊吓得发呆了，假若说人间确曾有过什么“威慑力量”，在我充满三灾八难的一生中，还没有一次可以与初见莫高窟时，心灵上受到的震憾与冲击可以比拟。当时，我很快就回忆起943年在成都为张大干先生的“抚临敦煌壁画”展览会上服务时，见到的那些大幅壁画摹本，如何使我动心，大干先生为我解说敦煌壁画时说的“要做一个中国画家，一定要到敦煌去”的谆谆教导，五年以后的1948年秋天，我终于进入了莫高窟，才发现展览会上我见到的不过是千分之一、万分之一而已，而且那些精湛的临本，是张大千先生以他精深、睿智的艺术慧眼理解、研究过的艺术，今天这些壁画海洋的原貌就在我的眼前，陆离斑驳、五光十色，处处有人类历史的脚迹，也有人间的幻梦……

当时，我刚从艺术专科学校毕业，五年中学到的绘画基本技法和一些初步的装饰画原理，以及一点西洋美术史知识、美学常识，就要来换取进入敦煌艺术殿堂的“门票”，显然是太自不量力了。

“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已成为敦煌研究院七十六年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本书将第一代莫高人史苇湘、欧阳琳夫妇的文稿、信件、手绘作品、素描作品、白画作品、水粉画作品、油画作品，以及后人口述资料整理成册。他们把自己用一生的心血悟到的关于人生和事业，关于对敦煌艺术的认识，毫无保留地奉献给大家。他们在书稿中展示了高度的社会责任心和神圣的历史使命感，是敦煌精神和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升华，值得我们后人永远继承和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