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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中国社会秩序建构的关键词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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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苏林，孙国东主编

出版社格致出版社

ISBN9787543227729

出版时间2016-03

装帧平装

开本其他

定价42元

货号9075238

上书时间2024-09-04

灵感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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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作者简介
郭苏建，198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靠前政治系、获硕士学位。曾在中央宣传部工作，后赴美留学，获田纳西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现任教育部“长江学者”，浙江省“千人计划”，浙江大学环境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终身教授、美中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美国中国政治学会前会长。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比较政治学与中国政治，比较政治经济学，可持续能源与环境．治理理论、民主转型、经济转型等。主要学术成果包括数十篇中英文期刊论文及20部学术著作和编著，如：《优选可持续能源竞争力报告》，《民主转型：模式与后果》，《中国国家一社会关系与治理》，《中国政治与政府：权利、意识形态和组织》，《政治学与中国政治研究：学科发展现状评析》，《中国市民社会与治理》，《重塑合法性：中外经验》，《中国探索善治》，《环境保护政策：美中西部地区比较》，《中国环境危机：国内应对与靠前影响》，《正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国》，《和谐世界与中国新外交政策》。《中国外交的新视角》，《亚洲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政治经济学》，《二十一世纪中国和平崛起的内外条件》，等等。

目录
丛书序言


“本土化”概念的缘起及不同社会科学观下的同内涵 姚传明


“群学”：一项后结构主义视野下的关键词研究 吴冠军


政治正当性：一个政治哲学辨析 朱佳峰


何谓治理：基于治理类型学的探讨 臧雷振


立法本质属性考：哲学诠释学及语言学理路 周 赟


情理：一个概念史的考察 林 曦




内容摘要
如前所述，在实证主义取向之下，“本土化”强调的是透过本土社会文化特征及民族性等“初级证据”，归纳形成具有“本土契合性”的“新理论”。其典型的流程就是基于本土实际，在指明某一相应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或概念不能有效解答特定问题后，找出本土的概念进行一番界定，或构建新的所谓本土理论框架，然后用实证的方法来加以研究并强调其“本土契合性”。然而，透过本土社会文化特征及民族性等“初级证据”能够归纳形成“新理论”吗？亨普尔指出，不存在这样的普遍适用的“归纳法规则”，运用它，假说和理论就可以从经验资料中机械地导出来或推论出来。科学的假说和理论不是从观察事实中导出来的，而是为了说明观察事实而发明出来的。在科学研究中所需要的发明能力，必须从完全精通该领域现行的知识中获得。 也就是说，本土社会科学家不是在“学术真空”中构建“新理论”的，当前存在的理论与方法必然成为其先行的起点并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其研究取向。正因为如此，那些所谓的本土化研究，无论其理论架构、研究方法及成果并没有呈现出显著的、不同于主流研究的特征，以至于有学者批评，实证主义取向下的所谓本土化研究不过是“把洋式的衣服脱掉换上唐装而已”。

相对于未能提出一个明确的衡量和指导本土化研究标准的难题，当前本土化倡导者更大的困难则在于阐明为何源于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本土实际状况的原因上。在为何“西方科学家发现的并非是真的普适性这一点上”，本土化倡导者基本上都会一致强调，不同的文化背景、价值规范会影响到概念、理论建构，因而不能用具有西方价值预设的理论来解释非西方社会。然而，通过强调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互为主体（inter-subjectivity）和视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以说明不能纯然运用西方价值规范预设的理论来研究非西方社会确实能够赋予本土研究取向以合理性。但是，这一论证所否定的就不仅是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普适性”，更是完全否定了社会科学知识本身的“客观性”，因为无论是研究者还是被研究者，其视角都是由语言、价值和文化意义所构成的，不同的研究者，甚至是同一研究者对于特定时空下的社会现象就会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解释，而哪一种理解和解释都无法判定为是真实、客观的，于是社会科学就被导向了费耶阿本德所认为的“怎么样都行”的无政府主义。

换句话说，在非实证主义取向下，“社会科学”中“科学”的含义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它从science的意义上，退回到19世纪之前的、仅仅指一种“学问”或“知识”的意涵上。从最极端的立场上看，深入日常世界，使用内在于被研究者的术语，社会科学知识更多的成为一种生活常识，而且是片面的、有限的、不确定的常识。即使是最为温和的立场，“国情”与“文化”也必将大行其道，但对于何为本土文化、本土文化的内涵是否会发生变动、谁决定变动是否有效以及人们是否必须得接受这一特殊文化等问题却不存在客观的评判标准，于是，研究者可以随意地妄断某项学说脱离了本土文化，也可以轻易地利用本土文化去论说一切学说。学术的对话是艰难的，因为对一切文化意义的理解都是以价值关联为基础的，而价值是多元且缺乏普遍判定标准的。最终，社会科学存在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就成为问题。任何一位社会科学家，一定都不想走这么远，也一定都不愿看到这样的结果。因此，颇具讽刺的是，当前本土化的倡导者才会要么只借助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学说或诠释学派的观点去论证本土化的合理性而刻意回避由此导致的结果，要么在声称反对实证主义主义取向的研究者来说，其论说却不自知地掉进实证主义的框框（比如朱云汉在强调社会科学知识具有“特定时空性”后，竟又声称本土化与学术国际化并不矛盾 ）。然而，批评实证主义取向下的西方理论与方法是误导的，并不会自动地证明本土取向的研究是正当的，相反，它恰恰需要从非“实证主义”取向的本土化研究比当前实证主义取向下的研究更为优越上来证明。

从学理上寻求本土化研究论据的困难与混乱，加上自认为在当前学术格局中被“矮化”，促使不少本土化倡导者直接将其立基于具有情感“共鸣”与反依附的民族主义之上。事实上，本土化论者围绕着“中心—边缘”的主轴，痛惜当下华人学术圈“依附与附庸”的状况也的确得到了不少“局内人”的认同，只是每一位同情者都会觉得自己的研究是“自主的”，而依附是因为他人的模仿造成的，从而就出现了杨国枢所说的受中心国学术典范“洗脑”而不自知的状况。




主编推荐

适读人群 ：其他

作为公共论域的社会科学课题，总会面临厘清基础概念的需要，否则难以形成有效的讨论基础。本书的各位作者以其各自的学术背景，对本土化、群学、政治正当性等与公共讨论相关的重要关键词进行分析，并以此为纲目，对现代公共讨论的基础进行了梳理。




精彩内容

本书挑选了中国转型时期，思想界进行讨论的几个重要基础概念：本土化、群学、政治正当性、治理、立法和情理，对其进行了学理分析。各位作者从哲学、法学、政治学等专业背景，讨论了概念的缘起，确定其内涵，廓清其外延，探讨其含义的时序性发展和不同学科领域中的不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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