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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基层组织: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缓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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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春阳著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ISBN9787513905824

出版时间2014-07

装帧平装

开本其他

定价35元

货号8446673

上书时间2024-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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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导语摘要
 冯仑亲自组建专家团队撰写，并作序推荐！世界未来基金会、顶针智库联合打造“新加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丛书”，研究与理解新加坡最好的一套书！
没有了李光耀的新加坡政治将如何发展！
同样深受儒家文化浸淫，同样的一党执政，新加坡在社会治理上有太多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威权新加坡告诉中国：基层社会自治没有那么难！张春阳编著的《新加坡基层组织--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缓冲力量》是该套书之一。

作者简介
张春阳（1979-），男，江西信丰人，深圳大学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管理学硕士。长期关注新加坡基层组织的发展，在《中央党校学报》等CSSCI来源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参与吕元礼教授主持的《优选化、信息化背景下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组织发展趋势研究》等中组部课题3项，并担任执笔人；参与《鱼尾狮智慧——新加坡政治与治理》（经济管理出版社，2010年）一书的撰写，具体负责第五章“新加坡政府知名品牌下的基层组织——以角色理论为视角”的撰写；参与《社会科学理论模型图典》（经济管理出版社，2012年）的编撰工作，担任副主编。现供职于深圳市坪山新区发展和财政局，同时担任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目录
引言

第一章角色形成：新加坡基层组织的演进

第一节角色期待：新加坡基层组织的产生背景

第二节角色塑造：新加坡基层组织的发展历程

第二章角色充当：新加坡基层组织的作用

第一节政治角色的充当：政府主导的必然结果

第二节社会角色的充当：基层组织的存在理由

第三章角色冲突：新加坡基层组织的困境

第一节角色内冲突：政治角色与社会角色之间的矛盾

第二节角色外冲突：政府、社区组织与基层组织间的对立

第三节一山岂能容多虎：基层组织间的冲突

第四章角色调适：新加坡基层组织的完善

第一节内部调适：基层组织的自我调整

第二节外部调适：政府管理基层组织方式的改进

第五章角色整合：新加坡基层组织的走向

第一节角色差距：新加坡基层组织面临的挑战

第二节角色转换：新加坡基层组织的展望

结语

后记

参考文献

内容摘要
                                       引  言
　　1990年11月27日，在执掌总理职务长达31年后，李光耀把总理这副重担卸下，退居二线，担任内阁资政。1991年10月4日，新加坡各基层组织由公民咨询委员会带头，组织了一个规模盛大的“全国人民向李资政致敬”的晚宴，将近5000人出席了这个在世界贸易中心第四大厅举行的盛宴。也正是在这个历史性场合，李光耀做出了他对新加坡基层组织的总体性评价。他说：“基层组织的力量对新加坡的成功向来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从60年代到80年代，基层组织协助政治领袖和人民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同时也协助培养共识。”① 与建国总理李光耀的上述看法相一致，第二任总理吴作栋认为，基层组织在加强人民与政府之间的联系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促进种族和谐与社会凝聚力，他们在建屋局组屋区协助培养归属感与社区精神，他们协助解释与替政府的政策辩护，他们把一般人民的情绪、期望及不满反映给政府；① 现任总理李显龙则慨叹，行动党是个强大的政党，同时得到基层的大力支持，要是缺少这个因素，这种社会凝聚力将难以形成。
　　与上述三任总理不同，新加坡反对党对基层组织的评价较为负面。工人党秘书长刘程强指出，基层组织并不是真的如它向来坚称的是一个非政治组织，它跟行动党之间有着密切关系，对反对党不公平；② 民主联盟议员詹时中认为，人民行动党政府在各个选区的基层组织所扮演的就是耳目的角色，用来控制所有的选区，并了解每个选区内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反对党却没有这样的间谍网络。③ 同在新加坡，同样是基层组织，为何执政党和反对党给予的评价会如此截然不同？这引起了笔者的研究兴趣。
　　“基层组织”的英文名称为“Grassroots Organizations”，译成中文就是“草根组织”。草根组织，又称非政府组织，它是相
　　对于政府和企业的一个独立领域，具有非政府性。一般认为，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简称NGO）一词最
　　初是在1945 年6 月签订的联合国宪章第71 款正式使用的。该条款授权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为同那些与该理事会所管理的事务有关
　　的非政府组织进行磋商做出适当安排”。1952 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在其决议中将非政府组织定义为“凡不是根据政府间协议建立的国际组织都可被看作非政府组织”。④ 具体而言，非政府组织是指那些独立于政府系统和市场系统之外的一类组织，并具有以下特点：组织不代表政府或国家的立场，而是代表来自民间的诉求，即非政府性；组织把提供公益和公共服务当作主要目标，而不把获取利润当作追求，即非营利性；组织拥有自己的组织机制、管理机制和独立的经济来源，无论政治上、管理上，还是财政上，都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政府之外，即独立性；组织成员参加组织完全出于自愿而不是迫于无奈，即自愿性；组织还有非政党性和非宗教性的特征，即它不以取得政权为主要目标，也不从事传教活动。
　　具体到新加坡，“基层组织”（Grassroots Organizations）则是一个特指概念，主要指的是民众联络所/ 民众俱乐部、联络所
　　管理委员会/ 俱乐部管理委员会、公民咨询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等社会组织。其中，公民咨询委员会是选区中最高的基层组织，是全区性的；居民委员会则是小区组织，每个小区一般代表10 至20 座政府组屋；联络所管理委员会/ 俱乐部管理委员会则是管理各民众联络所/ 民众俱乐部的组织。①
　　根据新加坡各基层组织的章程，新加坡基层组织是非政府组织。从表面上看，这些基层组织在政治上是中立的，和政府没有必然的从属关系。特别是早期的基层组织和基层社区领袖皆由民间自发形成，带有明显的自我服务和自我管理性质。但没有人能否认，基层组织构成了今日新加坡政府网络中重要的一环。政府主导是新加坡基层组织最重要的特征。多年来，人民行动党政府通过领导人委任、
　　资金拨付等方式牢牢掌控着新加坡基层组织的走向。人民协会作为一个负责管理基层组织的法定机构，对基层组织的领导层实行委任
　　制。目前分别担任人协董事部主席及副主席的李显龙总理及林瑞生部长，有权委任基层组织委员会的委员及基层组织顾问。由于不论
　　是在执政的人民行动党选区，或者是在反对党人担任议员的选区，都是由行动党议员或它的落选候选人担任基层组织顾问。因此，新
　　加坡基层组织实际上已被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所垄断。基层组织的发展尽管与经济的演变和民间社会力量的壮大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
　　更重要的还是与政府推行的政策、政府给予多大的行政合法性有关。人民行动党政府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新加坡基层组织的存亡续绝，人民行动党政府对基层组织基本上进行了全面的控制。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基层组织不可避免地被抹上了党派政治的色彩。这无形中又使新加坡基层组织由“非政府组织”变成了“准政府”组织。
　　基层组织在新加坡这个国家大组织中，不仅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其本身也是一个非常严密的系统，有着诸多可供世人借鉴的、成功的运作经验。在新加坡建国过程中，新加坡政府和前总理李光耀视人民行动党和青年团、领导核心、军警特、职工总会和
　　基层组织为支撑新加坡社会，擎起新加坡国家的五大支柱，并着力建设好每个组织。在这五大支柱中，基层组织是新加坡国家政权的
　　基础，它在巩固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基础、动员群众共赴国难、塑造多元种族社会和扩大参与等方面均扮演着重要角色；诚如新加坡前
　　总理吴作栋所言：“基层领袖在加强人民与政府之间的联系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促进种族和谐与社会凝聚力，他们在建屋局组屋
　　区协助培养归属感与社区精神，他们协助解释与替政府的政策辩护，他们把一般人民的情绪、期望及不满反映给政府。”① 经过50 多年的演进，新加坡基层组织已成为新加坡政治躯体中的神经网络。②
　　既然基层组织在新加坡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那么，以角色理论为视角来解析新加坡基层组织就显得很有必要了。角色理论告诉我们，角色的形成过程是角色期待的结果，同时又是角色塑造的产物；新加坡基层组织的形成过程伴随着哪些角色期待与塑造？角色理论认为，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社会地位的特点和社会生活的多元性，处于一定社会地位上的个人或组织，通常都不只是扮演一种角色，而是要同时扮演好几种角色；新加坡基层组织在新加坡社会又扮演着哪些角色？考虑到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行为模式，当这些
　　角色的行为模式出现不协调时，冲突就会产生；新加坡基层组织在扮演各种角色的过程中又面临着哪些角色冲突？如果角色冲突得不
　　到及时调适，那么角色的行为选择就可能与期望角色产生背离；为了有效化解冲突，新加坡基层组织应该如何调适？社会在变，人们
　　对角色的期待也会相应改变；期待改变，角色转换也就势在必行了。
　　新加坡基层组织从20 世纪60 年代走到21 世纪的今天，人们对它的期待不会一成不变。如果基层组织固着于某一角色，必将产生角
　　色距离；为了弥合角色距离，新加坡基层组织又需要进行哪些角色转换？本书试图对以上问题做出探讨和回答。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发挥基层各类组织协同作用，实现政府管理和基层民主有机结合。① 多年来，人民行动党政府一直实践着执政党领导下的群众参与。因此，研究新加坡政府主导下的基层组织，对于同属东方社会和同样倡导构建执政党领导下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的当代中国，具有提供借鉴的现实意义。
　　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② 改革开放30 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的社会也经历了巨大的变迁。然而，经济的迅猛发展带来了一系列不稳定因素，社会的急剧变迁造成了民众参与需求的扩大。农村方面，近年来，由于民情反馈体系的失灵，百姓集体上访现象在全国
　　各地频频出现。更有甚者，由于利益表达渠道缺失，各地群体性事件也时有发生。城市方面，随着城市居民住房商品化、市场化改革
　　的深入，城市住宅状况与计划经济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居民成为私有房产的业主。住房产权私有化引起了城市社区权利结构的变化，为了维护切身利益，业主们自发形成集体行为，推举产生业主委员会。由于传统社区管理体制的局限和缺陷，以及业主委员会内部运作与外部制约机制不健全，维权业主与房地产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地方政府管理部门之间经常陷入错综复杂的矛盾与冲突之中，相互对抗成为目前社区结构中最大的矛盾体现。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创造活力，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① 而无论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离不开政府与民众之间沟通渠道的畅通，离不开各族人民的积极参与。如何有效地建立起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沟通网络，如何有效地缓解和疏导新近动员起来的集团和个体参与政治，使其不至于扰乱现有体制本身并有效发挥其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新加坡自1965 年8 月脱离马来西亚联邦独立之后，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实现了现代化，在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管理等方面均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作为东南亚各新兴国家中政治最清廉稳定，经济最繁荣进步，社会最和谐安定的国家，新加坡的建设成就吸引了世人的目光。时至今日，人们对新加坡的研究热情依然炽热，究其原因，不仅仅在于新加坡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还在于其社会的动态和谐。而这种动态和谐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基层组织角色的成功扮演。
　　早在1988 年，邓小平在与李光耀会面的时候就曾说过：“中国必须向别人学习，包括你们。”② 在1992 年南巡讲话时，他又说：“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③几十年来，新加坡政府在建设基层组织、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方面已建立了一套独特而有效的运作机制；在构建我国执政党领导下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的过程中，如何建立起官民之间的沟通网络，如何在现有体制内化解各种矛盾，如何提高政府在基层的执行力，新加坡建设基层组织的有关经验，能予我们于有益的启发。

精彩内容
《新加坡基层组织：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缓冲力量》：新加坡基层组织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选举、公共政策执行等诸多方面都扮演着重要角色。本稿分析了新加坡基层组织的演进与完善。政府、社区与基层组织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对我国当前的基层组织建设有重要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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