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德黑兰(为什么美国必须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解)

由大阿亚图拉赛义德·鲁哈拉·霍梅尼（Seyed Ruhollah Khomeini）倡导的一场革命运动把末代国王从孔雀宝座上赶下台并建立了新政权。30多年过去了，即便是受过优等教育的美国人，他们对霍梅尼和他的追随者所建立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秩序所具备的知识绝大部分都是错误的。就此而言，无知并非是什么好事，相反还孕育着巨大的危险，因为美国所坚持的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敌视立场正在引发战略灾难。

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初创开始，很多美国人就相信他们的国家有理由对之不满。这种想法催生了这样一种态度，即在美伊关系改善之前，德黑兰有义务了解这些不满并认可美国对中东地区及其未来的诉求。但事实上，美国出于自身的利益，需要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达成和解。对于一些人而言，这一说法可能显得是在向革命后的伊朗进行本不应该的道歉，也许甚至是一种反美的立场。其实并非如此。让（想象的抑或是真实的）不满和霸权诉求来阻止美国做自身利益所需的事情，这才是真正的反美立场。

二战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中东的优势地位对于其全球领导地位至关重要。美国是唯一有能力向中东投射常规军力的世界大国，这一能力使它得以承担维护全球经济所依赖的波斯湾石油和天然气安全输出的责任，并使它得以在整个中东强制施加某种秩序。这使得美国在该地区具有特殊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并强化了美国在世界其他重要地区的主导地位。（正如一位日本高级外交官对我们所说的，如果美国不能保证波斯湾碳氢化合物向亚洲市场的流动，就会失去亚洲的盟国。）在后冷战时代，在中东的优势已经成为美国全球经济领导权诉求的支撑，尽管美国在外国竞争者面前不断失利并已经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债务国。

但是华盛顿几十年以来苦心经营的中东秩序正在销蚀。诚然，美国在可预见的未来还将继续保持其向该地区投射兵力的能力，没有其他大国能够扮演美国的这一强制角色，至少在未来数年中做不到。但是军事能力对于回应美国在那里所面临的挑战所能起的作用越来越小。就我们而言，我们两个人从“9·11”事件之后，不论是在政府内还是在政府外，一直认为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地位正处在严重的危险之中，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美国的政策错误，这些错误的根源是相同的：后冷战时期，美国试图在世界上如此生死攸关的地区以帝国的方式来行事的冲动。美国不是冷静而有效地处理该地区复杂的政治和经济变化，而是试图按照美国的偏好、罔顾中东现实来重构中东。

在过去的20年中，美国仅仅是满足于维持在中东的军事优势，维护在那里的利益，并通过让地区盟友在政治和战略上获益来实现自己领导地位的合法

化。乔治·H.W.布什、克林顿、乔治·W.布什和奥巴马等历届政府都试图以强制的力量来达成政治结果，目的在于强化一个亲美的地区秩序。这包括在海湾战争之后在沙特阿拉伯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土地上维持军事力量（在冷战时期美国从未以如此规模这样做过）；包括提升对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ayn）政权的制裁，这导致超过100万伊拉克人死亡，其中有50万儿童（美国时任常驻联合国代表玛德琳·奥尔布赖特为这一政策进行辩护时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讲话，“我认为这是个非常困难的选择，但是这个代价……我们认为这个代价是值得的”）；包括在“9·11”事件之后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并谋求对其长期占领，根据国防部自己的数字，这导致11.2万平民被杀（根据其他可信的估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还要加上美国一贯坚持该地区的每个国家不仅要接受以色列，还要容忍以色列政府提出的关于安全需求和领土要求的几乎所有界定。这使得所有亲美政权与其人民最深刻的价值观、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