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烧圆明园(增订版)

关河五十州，历史纪实作家，专注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其作品立论客观严谨，史学基础扎实，史料运用力求丰富和全面，注重采用口述史料等一手资料，同时兼以文学笔法，行文简洁明快，注重阅读体验，条分缕析而又富有历史的思辨性，读者面极广。

代表作有《一寸河山一寸血》《日本大败局》《战神粟裕》《彭大将军》《谋帅刘伯承》《虎部队》《张作霖大传》等；今日头条的签约作者，开设的历史自媒体栏目阅读量近亿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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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天下兵将只靠湖南

鲍超练兵颇有一套。有的营排兵布阵时，是以低级武官和新兵驱前，高级将领率强兵督后，鲍超反其道而行之，他把级别高些的营官全都安排在队伍的前列。太平军老远一看这些人的衣服，就知道他们的身份，于是常常集中力量予以攻击。营官们为了保护自身安全，必然要挑选和训练精兵随其左右，这样鲍超都不用自己过分操心练兵的事，营官们会自觉自愿地去做。

第二章 做一分算一分，在一日撑一日

李鸿章秉性高傲，一生很少把别人放在眼里，但他非常佩服曾国藩，开口必称“我老师”，敬如神人一般。很多年后，他还告诉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你太丈人文正公（曾国藩）是我老师，你可惜未曾见着。我老师那真是大人先生，现在这些大人先生，简直都是秕糠，我一扫而空之！”

第三章　从未见过如此有胆魄的人

郭嵩焘做事的原则是“循理”，他认为对西洋各国也适用这一原则。所谓“循理”，就是讲道理，放到外交领域就是要遵循通行的规则。他对僧格林沁说，打不是不可以，但打之前一定不要破坏外交规则，这样万一仗打胜了，可以让对方心服口报，免除后患，就算打败了，自己也堂堂正正，不会输理。僧格林沁是坚决的主战派，而且那时正想施计挫败对方，他认为郭嵩焘不过是书生之见，根本听不进他的意见。

第四章　一只紧紧抓住它的痉挛的手

就连宫中嫔妃都有人表示了异议，这个提出异议的嫔妃就是咸丰长子的生母、懿贵妃叶赫那拉氏。在北巡这件事上，那拉氏表现得比自己的丈夫更勇敢，她力主咸丰留在京城：“皇上在京，可以镇摄一切，圣驾若行，则宗庙无主，恐为夷人践蹈。”那拉氏也懂得一点历史，她引用东周时期周平王东迁，“天子蒙尘，永为后世蒙羞”的典故，说咸丰如果要弃京城而去，也会因此承受同样的羞辱。

第五章　撑起两根穷骨头

曾国荃诚然不是弱将，但吉字营是弱兵这一事实却无法遮掩。以弱兵围城，怕就怕外围敌援兵过于强大，连阻援部队都挡不住，结果来个反包围，把他们给困在城下，江南大营两次被太平军击破于南京城下，便足可为前车之鉴。曾国荃在攻城时不可能完全没有这种心理阴影，胡林翼教给他的方法是要学会“懵懂”。

“懵懂”者，迷糊也。胡林翼的意思是说要做大事不能瞻前顾后，适当迷糊一下是必要的，否则就什么事都干不成，“天下人，惟懵懂足以成事”。

第六章　胜天半子

曾国荃的性格与曾国藩相比，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之处是曾国荃也有超人的意志和毅力，遇到艰难险阻，能够坚持到底。不同之处是曾国荃在指挥作战时比乃兄更坚决更大胆，颇有一股子悍不畏死的蛮劲。

曾国荃参加安庆战役时，四十岁还不到，身上充满着“胜天半子”式的蛮劲，哪里甘心功败垂成。太平军发狠，他也发狠。

第七章　非重用汉人不可

咸丰生前，肃顺能够说服他授曾国藩以江督，是一件具有着标志性意义的大事，因为曾国藩曾是咸丰不信任的汉臣，如果连曾国藩都能够出任督抚，兼掌军政两权，其他湘军将领继续出任督抚也就不难了。咸丰驾崩后，朝政由肃顺等八大臣执掌，肃顺大权在握，用全面依靠，代替了过去对于汉臣使用、限制的旧有方针。

湘将的擢升也由此被推向了一个高潮。

第八章　至为关键的几个月

为什么湖南人能当兵打仗，几个邻省的人就不行呢？细究起来，这与当地风气大有关联。湖南民风之强悍，在历史上是有名的。当初太平军进入湖南而湘军尚未建立时，境内民众便立刻自发分化为壁垒分明的两派，一派投入太平军，一派成为结堡自守的民团，这两派立场完全不同，但都毫不迟疑地与对方誓死争斗。这种民风，在当时的湖南各地少有例外。

第九章　除了拼命就是更拼命

作为天国领袖，洪秀全不但治国无方，而且驭将无能。关键时候，他那种对于李秀成既要戒备防范，又急于利用的心态都分分秒秒地写在脸上，可以这样说，他连怎么拿好话哄住部下都不会。

李秀成非常郁闷，不由摇头叹息：“京中五王十将，有众二十万，不能自卫，非要调疲于奔命之师解围，这是自杀！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第十章 愤怒而又绝望的嘶喊

杀降事件发生后，戈登二话不说，先宣布和程学启断交，接着又盯上了李鸿章。

湘淮军中传闻，戈登天天拿着手枪到军官去李鸿章，想要杀死他，李鸿章避而不见，于是戈登便率常胜军绝尘而去。还有人说，李鸿章的部下幕僚预先得知戈登要杀他，向李鸿章进行报告并为之筹画，问是否要先发制人，把戈登抓起来。李鸿章长叹一声道：“我自己不修德行，乃至招来了外界的怨尤。洋人刚直豪爽，随他去吧，我不怕。”

戈登听到李鸿章的这番话后，隐隐然对其心悦诚服。

十六抬金顶大轿

火烧圆明园后，额尔金并没有忘记索要“抚恤银”。留京王大臣们在户部库房里搜寻半天，发现尚有白银五十万两，计二百五十箱，便只好把它们作为“抚恤银”赔给了英法。

奕已经答应了英法签字换约的要求，剩下来需要他做而且必须去做的，就是代表咸丰和清政府参加签约仪式。在那些天里，咸丰曾给奕发来多条上谕，说“夷情叵测，万不可亲身往见”，并有“勿蹈虎口”之类的话。

或许咸丰确实顾虑到了奕的人身安全，但也不排除他仍有恭亲王可能会被夷人“黄袍加身”的担心。不管皇兄是抱着哪一种想法，事到临头，奕都不能不亲自见一见这些让他们既恨又怕的夷人。他在复奏中说：“奴才于皇上，虽是君臣身份，却仍是骨肉情深。捧读朱谕，已足见皇上爱臣之心。可是现在臣若不亲见该夷，该夷必不肯罢休，为一城生灵所系，臣虽死无憾。”

这边奕冒死赴约，那边“夷人”却也担心着了中国人的道。签约仪式地点被定为礼部，因为听说见面地点可能布有地雷，一名联军少尉特意将礼部彻底检查了一遍，直到确证没有任何问题。

1860年10月24日，奕与留京王大臣们先行来到礼部大堂，在足足等了两个多小时后，额尔金一行才姗姗来迟，让奕等人感到震惊的是，额尔金居然乘坐的是十六抬金顶大轿！

清代在坐轿上有着严格的等级区分，十六抬大轿必须是皇亲国戚才能乘坐，而像奕这样的亲王，大轿也仅为银顶。额尔金只是大不列颠派出的一个使节，按照中国的宫廷礼仪，他****乘坐这样的大轿。可是众目睽睽之下，额尔金却偏偏坐了，这绝不是他不懂中国礼仪，而纯粹是有意为之，目的就是要对中国皇帝和政府进行羞辱。

六十多年前的1793年，作为英国派往中国的第一位全权大臣，马戛尔尼前往热河谒见乾隆皇帝。乾隆坚持马戛尔尼必须磕头，马戛尔尼则予以坚决拒绝。接待马戛尔尼的大臣拿他没办法，可是又不好扫乾隆接受来使“朝贡”的雅兴，于是只好搪塞乾隆说，夷人膝盖不会弯曲，所以不能磕头（道咸年间，英国人直至所有洋人只能直着走路的说法正是来源于此处）。

磕头与否看似不过细枝末节，但它和后来的广州入城、入京换约、面呈国书一样，放到中国的政治层面都是了不得的大事。

大清帝国自顺治、康熙朝起，就基本继承了中原王朝的文化和观点，其中就包括以封贡制度为基础的世界秩序观。按照这一观念，中原王朝才是唯一核心，周边或远或近的所有国家都不过是低己一等的外夷，他们只有向中原王朝纳贡和俯首称臣的分，若是想要平起平坐，就是超越界限，属于大逆不道。

清帝国的另一个特点是，它曾经历了很长的强盛期，在立国近三百年的历史中，前两百多年几乎没遇到过任何一个真正的对手，到乾隆朝时仍是如此，如此“文治武功”无疑又进一步增强了其在文化上的优越感。

在马戛尔尼离开中国后，乾隆给英王乔治三世写了一封信，信中没有表现出丝毫外交上的委婉和客套，一个“天朝上国”的自满与自足跃然纸上：“我们的方式毫无共同之处，你们的公使也无此能力掌握这些礼节（指磕头等），并将其带到你们的蛮夷之地。”

显然，在乾隆眼里，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洋各国与中国周边的四夷没有什么不同，都是蛮夷之邦，只配向中国朝拜进贡，而磕头就是朝拜进贡的一种具体表示。

问题在于，按照马戛尔尼的认识，他们大英帝国才是“地球上骄傲且强大的国家”，凭什么要被你视为蛮夷乃至“朝贡国”，还要下跪？

用现代社会流行的文化冲突论来解释，这是两大文明的冲突，它们中一个是古老文明，一个是新兴文明，但二者都认为自己才是天下文明的精华。

就好像是恒祺去刑部大牢看望巴夏礼时，和巴夏礼探讨的那个似乎纯粹务虚的话题：地球和太阳，究竟哪一个是宇宙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