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十七个瞬间

译序

尤利安·谢苗诺维奇·谢苗诺夫（Юлиан Семёнов，1931—1993），真名尤利安·谢苗诺维奇·良德列斯（Юлиан Семёнович Ляндрес，是非凡的“当代间谍史诗”文类的开创者。他被称为“小说家中的思想家”，“作家中的情报专家”。他的“间谍史诗”散发着无尽的诗意，他对隐蔽战线上的各种局势的分析不只停留在语言上，而是让每一个读者都能听到主人公心脏跳动的声音。诗人奥尔扎斯·苏莱曼诺夫（Олжас Сулеименов）认为，谢苗诺夫是一位睿智的作家，他知道善恶居于何处。他在生前创立了国际侦探政治小说协会（МАДПР —— Международную ассоциацию детективного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романа），并担任主席、创刊《侦探与政治》《绝密》杂志，并担任主编。从20世纪的60年代至90年代，他一直是一位“畅销”作家，其作品在全世界的发行量高达3500万册之多。其作品在生前就被大量改编为电影、电视剧等各种艺术性形式，以“伊萨耶夫”这个人物为中心主人公的间谍小说使谢苗诺夫闻名遐迩，成为一代“间谍史诗”写作的王者，世界范围内的“间谍小说”写作者无不步其后尘。

一

谢苗诺夫于1931年10月8日出生于莫斯科。他的笔名来源于其父亲的名字：谢苗·亚历山大罗维奇·良德列斯。其父是一位颇有资历的新闻工作者、报纸的主编和文艺学家。与苏联早期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当时的《消息报》主编布哈林过从甚密，一度担任布哈林的助手。自1937年布哈林被逮捕之后，就一直过着惴惴不安的日子，虽未被立即逮捕，但被解除了原有的职务，被发配到汽车队；他的弟弟是当时警界高官，被立即逮捕，解除了职务，被流放至马加丹，1940年才恢复名誉。1952年，谢苗终于也遭到逮捕。当时谢苗诺夫是一名大学生，他1949年开始就读于莫斯科东方学院。在成了“人民的敌人的儿子”的时刻，他被要求与父亲划清界限，否则就可能被开除学籍和共青团籍；谢苗诺夫断然拒绝了院方的要求，但不断受到各种刁难。孤独无助的他只有同学叶·马·普里马科夫施予同情和支持。1953年，斯大林去世，父子俩都获得了解脱。父亲出狱回家，在《外国文学》杂志工作，儿子继续在学院读书。然而，这一事件对年轻的谢苗诺夫的执拗而善于冒险的性格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53年，他从东方学院毕业，进入莫斯科大学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并在那里讲授普什图语和达利语，他还懂其他几种欧洲语言。在教学之余，谢苗诺夫一直在莫斯科大学的历史系进修。从1955年开始，尝试为《星火》《真理报》和《文学报》等报刊写稿。但是，创作之初，谢苗诺夫并不是从写惊险小说开始的，而是从创作细腻的心理短篇小说起步的。比如《水管子上的雨》《与可爱的女性告别》和《我的心在山谷》等均为文笔缜密、意在强调人物内心世界塑造的小说，作品中的人物直接剖露自己的心理意识和对环境的感受，对历史和现实社会生活的评价，都是通过主人公情感的多方面抒发来描写的。
谢苗诺夫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是写于1958年的《外交代表》。他本人对这部小说的评价是：“基本上与其他小说一样，以历史事实为根据，并且引人入胜。”故事来源于1821年设在维拉的沙皇帝国法庭对地下组织“黑兄弟会”的参加者由死刑改判为终生服兵役。其中年龄最大的参与者17岁，最小的伊万·维特凯维奇才14岁，这孩子出生就是一个天才。被流放之后，他自学了8种语言，编撰了波斯语、阿富汗语、吉尔吉斯语和哈萨克语词典。他的“被发现”完全出于一位伟大的学者亚历山大·冯·贡姆巴德的偶遇。他把伊万·维特凯维奇介绍给当时的奥伦堡省长瓦西里·彼得罗夫斯基。于是，命运使这位流放者成了驻喀布尔的第一任大使。谢苗诺夫出国担任代表团的翻译，在阿富汗期间，他一点一点地收集有关伊万·维特凯维奇的信息，他觉得，在阿富汗度过的几个月对他来说是浪漫和神秘的，犹如节日一般。因此，作家德米特里·利哈诺夫（Дмитрий Лиханов）认为，谢苗诺夫身上的才华要比一般作家发达。即使是他本人的作家朋友们，也很少有人能说清楚他小说中大部分的情节和情节突转，但是很多人都清晰地记得他们和谢苗诺夫相处的那些岁月。因为他对材料、素材的整理和运用完全是不着痕迹却炉火纯青。这部小说成为谢苗诺夫政治侦探小说的开山之作，由此一发而不可收拾，从1959年至1967年，创作并发表了《四十九小时二十五分钟》（1960）、《为了回来而离去》（1961）、小说集《履行职责的时候》（1962）、《彼得罗夫卡38号》（1963）、《无需密码》（1965）、《小冬妮娅和尼基塔》（1966）、《维赫里少校》（1967）；1968年，小说《春天的十七个瞬间》写作完成，第二年，同名剧本由作家本人完成，由此开始，以“施季里茨”为中心主人公的系列小说创作计有13部之多，包括：《投向主席的炸弹》（1970）、《第三张扑克牌》（1973）、《西班牙方案》（1973）、《伊萨耶夫的战争》（1974）、《无产阶级专政的宝石》（1974）、《柔情》（1975）、《只有一种选择》（四卷本特写集，1975）、《只有一种选择》（1975）、《抉择》（1978）、《塔斯社授权声明》（1979）、《奉命活下去》（1982）、《扩张I》《扩张II》《扩张III》（1984）、《绝望》 （1989）……同时还创作侦探系列小说，《彼得罗夫卡38号》（1963）、《对立》（1980）、《通讯员》（1987）、《库图佐夫大街的秘密》（1990）。其他体裁还有：《彼得之死》（ 中篇小说）、《我的向导》 （短篇小说）以及描写克格勃的前身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的创始人捷尔任斯基的小说《燃烧》（1977）等。以“施季里茨”为主人公的小说全部改编为电影和电视剧，在世界范围内风靡一时。小说《春天的十七个瞬间》的同名剧本获得了1976年俄罗斯国家奖金。
对于政治侦探小说的“受宠”，谢苗诺夫说：“文学可以是任何样式的，文学无权成为枯燥的种类。在我们这个世纪，信息多元的感觉会变成知识的工具，会成为某种戏剧性的历史冲突的导游。我在构思第一本以施季里茨为主人公的系列政治纪事的时候，更多考虑的是如何组织历史材料。我认为，只要通过主人公来筛选事件，使其融合在有意思的政治分析范畴、历史结构和主人公的命运之中，让他这个形象将我们这五十年来旋转其中的重大事件鲜明地体现出来，是可以做到的。我们国家的历史就是这样的：一个出生于20世纪的人，会经历革命、国内战争、西班牙悲剧、伟大的卫国战争。从复古透视法的观点来看，它是转瞬即逝的那么一瞬间，但是它充满了令人震惊不已的大事件。过去的任何一个世纪都无法容纳于不久前的一个月里发生的事件。历史事实的‘砖块’会因为情节的烧制更坚固，这些情节不仅是主人公的性格的发展，而且一定是渗透全部叙事之中的个性之中的最有趣之处。马克西姆·伊萨耶夫体现出了这种个性，它也是符谢沃洛德·符拉基米罗夫的个性，也是马克斯·施季里茨的个性。”
谢苗诺夫作为作家的命运可以说是因《春天的十七个瞬间》而开挂。后半生顺遂而富足。世界各地的出版社都争相引进和翻译他的小说。英国出版家让·卡德尔说：“你永远也不知道，出版哪一本小说会让你成功，无论出版哪一本，都是一种冒险。我刚刚知道了谢苗诺夫的小说，就决定出版。……在他的间谍小说里，最令我震惊的是对国际政治中双边关系的知识和对他的国家对‘政治敌人的具体态度’的真知灼见。这种细腻和分寸感就在我出版的小说《塔斯社授权声明》中有出色的描写。英国人都喜欢读间谍小说，谢苗诺夫的这本书非常受欢迎，销量很好。”
然而，事情总有两面。谢苗诺夫对隐蔽战线上的“政治秘密”的不倦“揭秘”招致了很多的怀疑。八十年代就有人散布公开的诽谤——作家安纳托利·格拉季林就散布谣言，说谢苗诺夫是克格勃的上校，他不断出国不是为了收集写作政治侦探小说材料，而是在执行秘密任务，不然他如何对秘密机构的运转了如指掌。这些传言即使在作者去世后仍然不绝如缕。
谢苗诺夫的生活转折点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1990年，在去见一位澳大利亚富商商讨为自己的《绝密》杂志投资事宜的路上，谢苗诺夫在行驶的汽车里中风发作，被紧急送往医院，其后没有任何人提及那位富商的名字；手术之后，谢苗诺夫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于1993年9月5日去世。关于他的死亡，有各种各样的传闻。他的女儿在有关自己父亲的传记影片中，认为父亲“被清除”的说法是有可能的。只有很少的人了解，谢苗诺夫除了从事写作和新闻编辑工作之外，一直致力于世界范围的“揭秘”工作，比如说，他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寻找二战期间诡秘失踪的“琥珀屋”的线索，当然，当时毫无头绪，但后来尽人皆知。有人推测说，这也是谢苗诺夫被清除的原因之一。在他发病之前，他的同事和助手中有两人莫名死去（后来还有一人在和他出差巴黎的时候死去，这个助手虽然没有参与到寻找“琥珀屋”的线索中去，但是一直在追踪党产金条下落的线索），因此，谢苗诺夫死因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但是，这些猜测均无法得到证实。他的个人命运也和他的书一样，一直饱含秘密。

二

《春天的十七个瞬间》及其系列作品的题材具有精心收集、慎重取舍和特殊提炼的特点。进入作品的政治事件、历史过程和生活原色使素材活色生香。人物情节是整个作品的核心要素。施季里茨这个形象集中了二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即整个苏联时期隐蔽战线上惊心动魄的斗争，涵盖了苏联七十年来的政治历史和对外政策主要内容，最重要的是作者对围绕中心主人公形象的素材的主观性剪裁。它包含了革命、战争和冷战铁幕后的种种社会学认知，用一种浓墨重彩“写忠诚”的路径，将普通的间谍体裁托举为“间谍史诗”，其小说全景式的外在（世界性）规模，起伏跌宕的斗争过程，人物身份的“绝密”性质，孤军作战的悲剧性质，我方必胜的豪迈与思乡的离愁别绪组成了悲壮雄浑的史诗。小说中的施季里茨形象实际上是三代布尔什维克的缩影。“纪念（память）”这个词不断出现在系列小说的高潮之处，完全不是偶然的。“他（施季里茨）第一次痛哭，是在他作为肃反工作人员到捷克出差执行任务回来后，见到了自己父亲的坟茔。他的老父亲和普列汉诺夫一起共过事，在1921年的春天被哥萨克白军绞死。当坟前只剩下了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嚎啕起来，痛苦地抽泣不已，他并不为此感到难为情，而是觉得这种痛苦已经化为纪念铭刻在自己的心里。他觉得，他的父亲的功勋属于人民大众，而对父亲的怀念却只属于他一个人，这是一种特别的怀念，施季里茨不愿意、也不可能让任何人去理解他的这种怀念。”谢苗诺夫的这种构思完全突破了间谍小说文类在题材选择上的“暗行”，这种内心中的光明正大，是塑造一个情报人员的忠诚的最高的维度，这个风格使间谍小说文类焕然一新。
关于作者的创作体裁的分析是非常必要的。在事实与虚构之间，《春天的十七个瞬间》提供了特别好的范例。情节的推进是以时间为线索的，17个时间节点的分布把小说的节奏分割为整理思考和行动两个不同的空间。时间节点并不是传统上的推进而是“阻滞”，这样一来，谍报工作的惊心动魄就都被还原为情报整理过程，这个过程迥然于实际发生片断，却是一切行动之前的推理与判断基础。它集中了成功的间谍工作的全部理智与情感。关于如何做一名情报工作者，《春天的十七个瞬间》从虚构人物、历史人物（三巨头）以及敌对方的势均力敌的情报人员形象等三个方面来阐述。比如女发报员凯特的成功脱逃与她所受到的培训密不可分，她少年时期的游戏、青年时期的专业训练都是精密的隐蔽战线斗争方式的仿拟，这是虚构；而美国战略情报局驻伯尔尼首脑杜勒斯则是一个历史人物，颇能代表那一时期登峰造极的情报斗争的人才形态。小说中设置了杜勒斯的案头必读书是中国的《孙子兵法》，以此表明，当时的盟国对情报工作的依赖。而施季里茨情报斗争的专业性则建立“忠诚”的基础，演绎出：1. 他对国际形势的清醒而专业的认知；2. 对我方政策与斗争需要的坚定信奉；3. 个人的素质和业务（应对）水平不断提高。因此，在英美西方国家、苏联和法西斯德国这三方激烈的对战争结果走向的博弈中，小说的结构没有倾斜，三方是如此势均力敌，绝无任何侥幸的可能，节奏依此进展，一个小细节就可能翻盘，因此，小说中最不起眼的细节构成了最紧张的扣人心弦的“悬走钢丝”——孩子的哭声与井盖之上（头顶上）的党卫队密探，凯特打电话与写字台的玻璃下压着的通缉她的照片，施季里茨在街上被喝醉的前同事认出……凡此种种，都说明了谢苗诺夫创作中精心构思的主因素不是区分历史事件的虚实，而是竭力使侦探小说更趋于写实，这也是谢苗诺夫坚信政治侦探小说是严肃文学种类的一种洞见。
小说《春天的十七个瞬间》的建构是以中心人物为线索展开的，这是主题生发的主要来源。由于系列小说的主人公都是“伊萨耶夫”，显然，这个人物形象贯注了作者对历史的精心剪裁与认知。尽管谢苗诺夫的父辈经受了不公正的政治遭遇，但是，他并没有成为“持不同政见者”，倒是成了享誉世界的“政治作家”。在小说中，“伊萨耶夫”一直是与苏联的外部敌人周旋的冷静的情报人员。他的形象、思想和行为方式无不带有果敢、坚毅的布尔什维克的影子。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人类的历史上更新了战争的基本形态，对战争的文学化抒情已经从全景战争形态转为悲剧性的揭露战争本质的控诉性书写。这样一来，微观化地反映人类世界观和道德观，形象化解释战争中人的意义之战争文学登上文学史的舞台。尽管历史人物的身影浮动在小说中思考和行动的每一个篇章和细节中，尽管谢苗诺夫使用了侦探小说的基本模式，尽管谢苗诺夫仍把施季里茨的故事塑造成传奇式的人物，但是，正义必胜和人民必胜的思想成为小说的重大主题。当施季里茨和儿子（两代情报人员）为了共同的事业相见于战火纷飞的前线时，读者会发现，谢苗诺夫在侦探故事这个“旧瓶里装进了他那个时代的新酒”——战争的内在和外在写作规模既超越了史诗，也大大超出了小说。“史”的态度和“诗”的形态都发生了整体的移位：1. 以往的史诗中历史画面与个人命运的关系在于成为背景或巧合的机遇而缺乏内部的联系，谢苗诺夫把二者融为一个整体的历史全景图；2. 动态的心理描写原则，思想推理和行动原则的结合完成了从侦探小说到间谍史诗的华丽转身，也把战争叙事统摄为人与历史关系研究的大课题。这是谢苗诺夫“伊萨耶夫系列小说”“畅销不衰”的重要原因。

三

谢苗诺夫为了“写实”，足迹遍布整个世界。不仅到过欧洲各大城市，而且在各国都召开过座谈会。采访过从盖世太保机关脱逃出来的波兰将军，聆听过参加纽伦堡审判的工作人员（作家列夫·舍伊宁）的述说，参观过希特勒的“鹰堡”，甚至请人为党卫队的首脑们画过肖像……有不少同时代人都“怀疑”谢苗诺夫的身份并不是单纯的作家，而有可能与安全部门的上层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一点至今没有得到任何的确证。但是，谢苗诺夫对于“绝密”事件的细节描写的逼真性却不容怀疑。因此，写作背后的艰辛也并不为常人所知。对作家本人来说，最难的并不是“三巨头”之间的来往书信、外交照会内容等，而是对盖世太保中“知识分子”的刻画。在查阅了大量的图书馆档案资料之后，作家决定把自己感兴趣的资料与盖世太保的档案履历结合在一起，无需订正的真实性呼之欲出，成为小说的一大特色。例如：
（摘自帝国保安局六处处长、党卫队旅队长瓦尔特·舒伦堡的个人档案：“1934年加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纯雅利安人，忠于元首。性格具有北方人特点，忠诚，坚定果敢。对朋友和同事相当坦诚相待。对帝国的敌人毫不留情。对家庭忠贞不贰；婚事系帝国党卫队总司令亲自批准；社会关系清白无瑕。出色的运动员。工作表现良好，属于优秀的组织者……”）
除此而外，具有纪实性特征的插入文体还包括以情报学专业术语作为标题的“情整分析材料”，在这部分内容中作者对历史上真实人物进行了刻画，如杜勒斯、希姆莱、戈林、戈培尔等，充分包含了对历史的自然化叙述，它们没有停留在枯燥的公文水准，而是包含了这些人物在大历史中的不干瘪、不抽象的情感内容，具有惊人的意义容量。开辟了极为广阔的阅读的想象空间，掀开了纳粹复杂政治思想的神秘历史来源。
无独有偶，同样出生于1931年的英国作家约翰·勒卡雷，以《柏林谍影》《伦敦间谍战》《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电话疑云》以及《鸽子隧道》等作品闻名。比较之下，勒卡雷是正牌的英国军情五处和六处间谍，属于情报暗战的“亲历者”。他的间谍小说没有正邪对立的敌我较量，而是把从事间谍职业的人所目睹的一切“暗行”和盘托出，他笔下的间谍身处一个不为人知的灰色地带，困惑地拖着不属于自己的生命，“对时代、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对组织，甚至是对自己”抱着深深的怀疑而无所适从。由于勒卡雷的真实身份，小说获得了狂热的追捧，读者宁愿相信他的笔下都是真实的案例。正如他的人物史迈利永远在图书馆里读一本晦涩的书，而施季里茨则用蒙田的书藏匿密码一样，他们想解释的都是属于人性的密码，而艺术路径截然不同，在勒卡雷的笔下没有与人物心理紧密结合的社会历史分析。间谍，无非是无可奈何的人生职业之一。
中国的最为出色的当代谍战小说家当属麦家（1964—），他的系列小说《解密》《暗算》和《风声》聚焦于国家安全领域的传奇人物，将从事破解密码的特殊职业者的奇诡命运和悲剧人生尽数“解密”。小说结构建立在“不正常”的范畴中，所有主人公都在智力上异于常人，所有时代都是非常时期，所有家族都有一部秘史，所有人物都有荒诞莫测的命运。因此，对麦家小说的界定非常多样，比如，新智力小说，密室小说，特情小说，谍战小说，解密小说，等等。
谍战小说作为类型文学并非只有“流行款式”，谢苗诺夫认为，创作谍战小说需要的是紧迫的社会责任感。“契诃夫能放下小说创作像记者一样去萨哈林采访，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能放下省长的职位去创作特写，阿·托尔斯泰会从前线发回报道，肖洛霍夫会从写军事评论开始积累《一个人的遭遇》的素材……他们是因为忠于生活这所谓伟大的学校，否则不会有真正的文学。”这段话也适用于谢苗诺夫本人，因为他从不因自己生活的挫折而漠视时代的要求和一个作家的使命。《春天的十七个瞬间》继承了俄罗斯文学的优秀传统，从超越了军事学术的角度来观察德国上层内部希特勒军事集团覆灭的原因与教训，全景式的视角决定了隐蔽战线历史经验总结的形象性和直观性。写作者多文体并用的叙事方式拓展了人类灵魂的深度与广度，使小说创作体现出一种超出战争的视阈，回应了当代文学精神建构的需求，这是新体裁与当代言说紧密结合的结果，把战争文学对于人类道德的期冀提到了创作自觉的高度。

冯玉芝
2021年12月2日南京河西

1945年2月12日（6点38分）

“神父，您怎么看，在人的身上，是人性多点还是兽性更多呢？”
“我认为，在人身上，人性和兽性一样多。”
“这是不可能的。”
“可能，而且只能是这样的。”
“不是的。”
“不然的话，其中某一方早就取胜了。”
“您在责备我们，认为我们将精神置于次要的地位，就是热衷于鄙俗。精神确实是次要的。精神的成长只是犹如雨后之蘑菇，需要依赖合适的培养基。”
“那么，什么是合适的培养基呢？”
“功名利禄。就是你们所谓的淫欲，我称之为一种健康的愿望，就是想与一个女性睡觉并爱她的愿望。这是一种想掌控个人事物的健康的愿望。没有这些欲望和野心，人类的一切发展都将止步不前。教会不是花费了很大的气力去阻止人类的发展嘛。您很清楚，我在讲教会的哪一个历史阶段吧？”
“是的，是的，我当然知道这一阶段的历史。我不仅清楚地了解这一阶段的历史，我还知道其他阶段的所有历史。我是看不出来，在你们的人学知识和元首的宣传之间有什么差别。”
“是吗？”
“是的。他把人看作是功名利禄之徒。把人看成是身强力壮、精力充沛，渴望为自己夺取生存空间的野心家。”
“您还没有意识到吧，您说的根本不对。因为元首不仅把每个德国人看成是一个有抱负的家伙，而且，这还是一群浅色头发的高等人类。”
“而您把每一个人都看成是抽象的野心家。”
“我是在每个人身上看到了他的起源。人是由猴子变来的。而猴子本身不就是动物嘛。”
“在这一点上，我和您的看法是有分歧的。您相信，人的起源是从猴子变来的；可是您并没有见过那只变成了人的猴子，这只猴子也从没有在您的耳边就这个论题和您讨论过什么。您没有对这个问题深入地研究过，您也不可能去探索这样一个问题。您对此深信不疑，只是因为这种信仰与您的精神世界保持一致罢了。”
“难道上帝就曾经在您的耳边告知您，说是他创造了人吗？”
“当然，谁也没有这样对我说过这种事，而且，我也无法证明上帝的存在，这是无法证明的，对此种事物，只能去相信。您相信猴子，而我，相信上帝。您相信猴子，因为这种信仰与您的精神世界相吻合；我信仰上帝，因为这种信仰与我的精神世界相吻合。”
“您在极力歪曲事实。我不是相信猴子，我是相信人。”
“您相信从猴子变来的人。您是相信人身上的猴子。而我，相信人身上的上帝。”
“怎么，难道每个人身上都有上帝吗？”
“那是当然。”
“在元首身上有吗？在戈林身上有吗？在希姆莱身上也有？”
“您提的问题实在难以回答。我和您谈论的只是人的天性。当然啦，在每一个这类的坏蛋身上都可以发现堕落天使的痕迹。但是，遗憾的是，他们的天性已经受到残酷、专横、谎言、下流、强权的法则所支配，实际上，在他们的天性中，人性的东西已经荡然无存。然而，原则上，我从不相信，人诞生到这个世界上，就必须承受起他源于猴子的这个诅咒。”
“为什么起源于猴子是一种‘诅咒’？”
“我是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述。”
“也就是说，有必要接受上帝的律法来消灭猴子喽？”
“为什么呢？没这个必要吧……”
“您一直在道义上回避对我的问题给出答案，这些问题使我深受折磨。您不给出‘是’与‘否’的回答，每一个寻求信仰的人，都是喜欢听到具体性的答案的，这样的人喜欢的是一个‘是’或者‘否’的回答。而从您的口中得到的总是‘不是吧’，‘不是吗’，‘可能不是吧’和其它一些似是而非、模棱两可、莫衷一是的字眼。如果这是您的意愿，那么我不仅会深深地讨厌您的回答问题的方式，更厌恶您的这一套说辞。”
“您对我的所作所为怀有敌意。这毫无疑问……您却还是从集中营跑到我跟前来聊个不停。这您又怎么能自圆其说呢？”
“这只是再一次证明了，正如您所说的，在人的身上既有上帝的神性，也有猴子的兽性。如果我的身上只有上帝的神性，我也就不会来求教于您。我也就不会逃避，而是会坦然地死在党卫队刽子手的枪口之下，将我的另一面脸颊转向他们，以唤醒他们中的哪怕一个人。现在，要是您不得不落到他们的手里，我想知道的是，您是否会转过自己的另一面脸颊或者是不是极力避免被扇上一巴掌呢？”
“什么意思——这只是转过另一面脸颊的问题吗？您又把象征性的寓言投射在真实的纳粹国家机器上了。把转过另一面脸颊变成寓言是一回事。我已经跟您说过了，这是有关人类良知的寓言。而落入到并不征求您的意见、就要打另一面脸颊的机构中，则是另一回事。落入到原则上和思想上都丧失了任何良知的国家机器中……当然，这与在路上和车辆或者是石头相撞，或者是撞上了墙壁一样，和这样的顽固的东西是没什么可交流的，这和与其他物种交流一样是不可能的。”
“神父，我很抱歉，——也许，我触碰到了您的秘密，但……您是不是也进过盖世太保的监狱呢？”
“好吧，我能告诉你什么呢？我是进过那里……”
“我懂了。您不想提及这段历史，因为这对您来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问题。神父，您是否想过，战争结束之后，您教区的教民有可能不再相信您？”
“进过盖世太保监狱的人不在少数。”
“要是有人暗中告诉教民们，说神父您是告密奸细，和您同一个监牢的其他人都没有幸免，没有活着出来；而像您这样，能活着回来的人不过万分之几……教民们都不太相信您了……到那时候，您还向谁传教布道呢？”
“当然，如果用类似的方法去整人，完全能够置人于死地。我无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