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病故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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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海平著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ISBN9787513307543
出版时间2012-07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45元
货号7698703
上书时间2024-09-02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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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摘要
《我病故我在》收集的图文来自于郭海平近十年的不同时期，这十年是作者人生最接近自由的十年。我病故我在，是指当一个人患病的时候他才有可能存在。作者认为“病”是自然的一种意志，自然通过这一意志强制性地调整人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其目的是迫使人反省自己的思想、情感和行为中所犯的错误，并予以修正。
目录
自序
第一部分 当代艺术与精神自由
我们是否能够接受个人自由？
中国艺术不能是一块遮羞布
中国当代艺术的绝望与希望
艺术药理学
适者生存的是肉体还是灵魂？
让艺术为我们招魂
没有界线的艺术、医术和巫术
在“晒太阳”中获得超越的力量
“创作手记”两篇
立足本土转向求真
——与何桂彦谈中国当代抽象艺术的实践与发展
第二部分 用艺术为癫狂辩护
疾病的意志
为什么需要保护中国精神病人原生艺术家？
我们需要宽容精神病人并尊敬他们的艺术
宋伟的无助与艺术界的无能
墨尔本启示
——如何用艺术保护精神病人的权益
第三部分 关于癫狂与艺术的对话
与《艺术与设计》亓昕对话
与《艺术国际网》网友在线对话
与精神分裂者张玉宝对话
与精神分裂者宋伟对话
与精神分裂者李奔对话
与精神分裂者周惠明对话
附录 郭海平艺术简历
内容摘要
我们是否能够接受个人自由？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出现在中国的“85美术新潮”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宣告结束，也许是因为年轻，当年也没有想到去追问“美术新潮”与资产阶级到底有哪些具体联系。但在后来的岁月中，却不知为什么一提到“个性自由”与“思想解放”，还是会有不少人联想到那个“资产阶级自由化”。我开始疑惑，然后是自问，难道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才能追求个性自由吗？如果是这样，岂不是逼迫大家投奔资本主义社会吗？当年陈丹青、徐冰、陈箴、蔡国强、袁运生、黄永砯、周春芽等一批年轻艺术家前往美国、德国、法国、日本是否就是追求“资产阶级自由化”呢？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共产党宣言》中看到这样一段内容：“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不仅如此，他们还说过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由此可见，个人自由也并非是资产阶级的专利，那为什么至今仍有许多中国人会将个人自由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呢？后来我在《马、恩是怎么看待个人自由的》（2010年7月12日《北京日报》）一文中找到了答案，这篇文章写道：“在社会主义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由于‘左’的错误倾向的影响，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内本应存在的范畴被人为排除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之外。‘个人自由’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曾一度将个人自由与极端个人主义混为一谈，其直接影响就是，在否定极端个人主义的同时，也否定了个人自由。”该文还明确写道：“马、恩认为，个人自由的发展水平是衡量社会是否进步的尺度，社会发展的进步水平是以个人自由水平为标志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已经过去了近三十年，中国国民人均收入已从二十多年前的一百多美元上升到了今天的两千多美元，中国也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过，更大的变化还是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这时，中国人如仍不能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中解脱出来，依然还对追求个人自由心存戒备，不仅会伤害到每个个人，同时也一定会伤害到社会。也许是因为中国人对个人自由实在是太陌生，以致当这个社会允许我们去追求个人自由时，我们竟不知所措。南京艺术家罗隶曾在“清明”艺术展上做过一个“放生”实验，他买了一百只金丝雀在一座山丘上放生，打开鸟笼门，结果只有极少数会选择飞离，对于不愿出门的金丝雀，罗隶将它们一一捉出笼外，没想到90％都围绕在竹笼周围蹦来跳去。也许是因为不曾有过飞翔的体验。也许是因为翅膀飞翔的功能早已退化，第二天当我们再去看望这些鸟儿时，竞没有看到一只存活在鸟笼的周围，看到的竟是金丝雀残缺不全的尸首。正当我们感到惊讶时，住在不远处的工人师傅告诉我们说他夜里听到了金丝雀挣扎的惨叫声。他说估计那惨叫声是野猫、黄鼠狼偷袭造成的，因为这山丘附近常有动物出没。如果说昨天对个人自由的追求还是少数个人的先知先觉，那么，今天对个人自由的追求则与自由市场经济和信息化社会关系密切，这是因为只有个人自由才能自由地应对这个自由市场经济和信息化社会的种种全新挑战，如果拒绝或逃避个人自由，其结果只能是被淘汰和吞噬。情景就如同罗隶“放生”实验中一个个被吞噬和肢解的金丝雀。允许你自由，要求你自由，如果你不能抓住这一历史机遇，最终也只能逃避自由，或任由现实来判决。对于这种逃避自由的现象，弗洛姆曾在《逃避自由》一书中写道：“解脱任何束缚与不能积极实现自由及个人化，这两者之间不均衡的结果，将导致一场恐慌的对自由的逃避，有的逃人新的束缚中，有的则至少变得完全漠不关心。”对于逃避自由，很多中国人一定不能理解，这些人会认为拥有越来越多的电脑、手机、空调、汽车、飞机就是个人自由的具体实现，但事实上这不仅不是个人自由，而恰恰是一种反个人自由。这是因为真正的个人自由是指一个个人生命内在自然和内在潜能的觉醒，只有当这种内在生命觉醒时个人自由才可能得以体现。电脑、手机、空调、汽车、飞机只是外在赋予个人的自由，这个赋予具有强迫的性质，即非使用不可。但在现实中人们往往会忽略这种强迫性，大家不知道现代人精神上常常出现的紧张、困惑、焦虑、动荡、不确定、孤独恰恰与这些强迫有关。本文说的逃避自由并非是指逃避这种具有强迫性的自由，而是逃避自已内在生命固有的个人自由，即自我逃避。对于那种强迫性的自由，中国人不但没有逃避，反而正在狂热地追求，而这种追求本身恰恰是对个人自由的逃避，因为他无视自己生命的内在自然与潜能，自我逃避、自抛自弃，结果是不自信和孤独，或者用狂妄自大来掩饰这种不自信和孤独。越不自信越孤独就越向外寻求帮助，越依赖外界，结果是越追求越不自信，越孤独，越虚弱，越狂妄自大，直至形成恶性循环。之所以说这个时代为我们创造了一次获得个人自由的机遇，是因为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受到的重击次数非常有限。今天的全球化、信息化社会应该是我们这一代和年轻一代难得的机遇，所以每个中国人都不应该错过这次机遇。不过，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与西方相比，的确存在许多落后的地方，如欧洲用五百年时间清理他们只有四百年封建社会的思想，而中国的封建社会长达二千多年，对它的清理，包括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在内一共也只用了一百年时间，如果说中国人现在既要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和封建势力的束缚，同时还要应对极左思想的干扰，相比之下，欧美人要轻松许多，因为他们基本上已还清了旧账，而我们还有太多旧账没有还清。为了还清旧账和新账，我们应当了解一下西方是怎样还账的。就以他们近一百年里的哲学界和艺术界为例，哲学界诞生了叔本华、尼采、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雅斯贝斯、阿多诺、马尔库塞、维特根斯坦、萨特、福柯、德勒兹、罗兰，巴特等，艺术界诞生了塞尚、梵高、高更、克利、毕加索、杜尚、塔皮埃斯、杜布菲、波洛克、罗斯科、培根、安迪·沃霍尔、波依斯等，这里还未包括大量作家、诗人和电影导演。正因为有这些人的不懈努力，才使得个人自由在他们那里形成了一个广阔的空间。
……
精彩内容
我们是否能够接受个人自由？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出现在中国的“85美术新潮”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宣告结束，也许是因为年轻，当年也没有想到去追问“美术新潮”与资产阶级到底有哪些具体联系。但在后来的岁月中，却不知为什么一提到“个性自由”与“思想解放”，还是会有不少人联想到那个“资产阶级自由化”。我开始疑惑，然后是自问，难道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才能追求个性自由吗？如果是这样，岂不是逼迫大家投奔资本主义社会吗？当年陈丹青、徐冰、陈箴、蔡国强、袁运生、黄永砯、周春芽等一批年轻艺术家前往美国、德国、法国、日本是否就是追求“资产阶级自由化”呢？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共产党宣言》中看到这样一段内容：“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不仅如此，他们还说过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由此可见，个人自由也并非是资产阶级的专利，那为什么至今仍有许多中国人会将个人自由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呢？后来我在《马、恩是怎么看待个人自由的》(2010年7月12日《北京日报》)一文中找到了答案，这篇文章写道：“在社会主义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由于‘左’的错误倾向的影响，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内本应存在的范畴被人为排除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之外。‘个人自由’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曾一度将个人自由与极端个人主义混为一谈，其直接影响就是，在否定极端个人主义的同时，也否定了个人自由。”该文还明确写道：“马、恩认为，个人自由的发展水平是衡量社会是否进步的尺度，社会发展的进步水平是以个人自由水平为标志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已经过去了近三十年，中国国民人均收入已从二十多年前的一百多美元上升到了今天的两千多美元，中国也
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过，更大的变化还是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这时，中国人如仍不能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中解脱出来，依然还对追求个人自由心存戒备，不仅会伤害到每个个人，同时也一定会伤害到社会。
也许是因为中国人对个人自由实在是太陌生，以致当这个社会允许我们去追求个人自由时，我们竟不知所措。南京艺术家罗隶曾在“清明”艺术展上做过一个“放生”实验，他买了一百只金丝雀在一座山丘上放生，打开鸟笼门，结果只有极少数会选择飞离，对于不愿出门的金丝雀，罗隶将它们一一捉出笼外，没想到90％都围绕在竹笼周围蹦来跳去。也许是因为不曾有过飞翔的体验。也许是因为翅膀飞翔的功能早已退化，第二天当我们再去看望这些鸟儿时，竞没有看到一
只存活在鸟笼的周围，看到的竟是金丝雀残缺不全的尸首。正当我们感到惊讶时，住在不远处的工人师傅告诉我们说他夜里听到了金丝雀挣扎的惨叫声。他说估计那惨叫声是野猫、黄鼠狼偷袭造成的，因为这山丘附近常有动物出没。
如果说昨天对个人自由的追求还是少数个人的先知先觉，那么，今天对个人自由的追求则与自由市场经济和信息化社会关系密切，这是因为只有个人自由才能自由地应对这个自由市场经济和信息化社会的种种全新挑战，如果拒绝或逃避个人自由，其结果只能是被淘汰和吞噬。情景就如同罗隶“放生”实验中一个个被吞噬和肢解的金丝雀。
允许你自由，要求你自由，如果你不能抓住这一历史机遇，最终也只能逃避自由，或任由现实来判决。对于这种逃避自由的现象，弗洛姆曾在《逃避自由》一书中写道：“解脱任何束缚与不能积极实现自由及个人化，这两者之间不均衡的结果，将导致一场恐慌的对自由的逃避，有的逃人新的束缚中，有的则至少变得完全漠不关心。”对于逃避自由，很多中国人一定不能理解，这些人会认为拥有越来越多的电脑、手机、空调、汽车、飞机就是个人自由的具体实现，但事实上这不仅不是个人自由，而恰恰是一种反个人自由。这是因为真正的个人自由是指一个个人生命内在自然和内在潜能的觉醒，只有当这种内在生命觉醒时个人自由才可能得以体现。电脑、手机、空调、汽车、飞机只是外在赋予个人的自由，这个赋予具有强迫的性质，即非使用不可。但在现实中人们往往会忽略这种强迫性，大家不知道现代人精神上常常出现的紧张、困惑、焦虑、动荡、不确定、孤独恰恰与这些强迫有关。
本文说的逃避自由并非是指逃避这种具有强迫性的自由，而是逃避自已内在生命固有的个人自由，即自我逃避。对于那种强迫性的自由，中国人不但没有逃避，反而正在狂热地追求，而这种追求本身恰恰是对个人自由的逃避，因为他无视自己生命的内在自然与潜能，自我逃避、自抛自弃，结果是不自信和孤独，或者用狂妄自大来掩饰这种不自信和孤独。越不自信越孤独就越向外寻求帮助，越依赖外界，结果是越追求越不自信，越孤独，越虚弱，越狂妄自大，直至形成恶性循环。之所以说这个时代为我们创造了一次获得个人自由的机遇，是因为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受到的重击次数非常有限。今天的全球化、信息化社会应该是我们这一代和年轻一代难得的机遇，所以每个中国人都不应该错过这次机遇。
不过，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与西方相比，的确存在许多落后的地方，如欧洲用五百年时间清理他们只有四百年封建社会的思想，而中国的封建社会长达二千多年，对它的清理，包括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在内一共也只用了一百年时间，如果说中国人现在既要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和封建势力的束缚，同时还要应对极左思想的干扰，相比之下，欧美人要轻松许多，因为他们基本上已还清了旧账，而我们还有太多旧账没有还清。为了还清旧账和新账，我们应当了解一下西方是怎样还账的。就以他们近一百年里的哲学界和艺术界为例，哲学界诞生了叔本华、尼采、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雅斯贝斯、阿多诺、马尔库塞、维特根斯坦、萨特、福柯、德勒兹、罗兰，巴特等，艺术界诞生了塞尚、梵高、高更、克利、毕加索、杜尚、塔皮埃斯、杜布菲、波洛克、
罗斯科、培根、安迪·沃霍尔、波依斯等，这里还未包括大量作家、诗人和电影导演。正因为有这些人的不懈努力，才使得个人自由在他们那里形成了一个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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