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转型:大分化时代中国怎么办

 序言

 大分化时代，中国怎么办

 东西方经济趋势大分化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 年下半年，在出口增速超过 20% 的情况下，中国经济 2021 年的三季度、四季度 GDP 增速下滑到 4.9%、4.0%，在外需连续两年高速扩张的背景下，内需增速下滑成为中国经济循环的重要障碍。除了消费增速持续下滑外，房地产、基建、 民营企业等投资增速的下滑速度更快——内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新格局受到严峻挑战。 
 2022 年年初，美国的 CPI（消费者价格指数）高达 7.5%，创下40 年来的新高，德国的 PPI（生产者价格指数）也创下 70 年来的新高；与此同时，中国的 CPI 只有 0.9%，1 不仅通胀处于相对低位，而且面临着需求不足的矛盾。西方通胀、东方通缩，这样的全球经济分化，前所未见。 
 虽然中国的 CPI 并不高，但是 PPI 却连续几个月处于两位数的历史水平，国外通胀向国内传导的压力、上游原材料通胀向下游消费品传导的压力，不仅时刻考验着下游中小企业的承受力，也在考验着中国宏观决策部门：如何利用通胀尚未突破警戒线的时间窗口，持续发力稳增长？ 
 事实上，中国延续了 20 多年的稳增长决策观念和执行机制正迎来新时期的严峻考验。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突袭而至，美国、欧洲等国家执行以“稳消费”模式为特点的经济救助计划，不仅实施大幅度量化宽松、大幅降息政策，而且重点向中低收入的消费者发钱。以美国为例，在其 5 万亿美元的救助计划中，有 2.93 万亿美元直接进入了美国居民的口袋，平均每人发放现金近 1 万美元，结果美国的消费迅速扩张，到 2021 年第四季度美国 GDP 同比增速高达 7.0%。
 中国采取以“稳投资”为主的稳增长模式。2020 年在消费贡献为负、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81% 的情况下，经济录得正增长。然而2021 年下半年开始，这种稳增长模式明显缺乏可持续性的问题开始显现。2021 年全年，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超过 65%，而投资的贡献只有 13.7% ；2021 年四季度，中国 GDP 增速下滑到 4.0%，大幅低于同期美国 7.0% 的经济增速，主要原因就是投资的快速下滑，四季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 
 2022 年，中国经济增长到底是靠内循环，还是外循环？为了扩大内需，到底是继续坚持以“稳投资”为主的传统模式，还是应该学习以“稳消费”为主的新模式？是传统的财政政策唱主角、货币政策提供配套资金，还是像发达国家那样以货币宽松政策为主，让企业和消费者等市场力量在稳增长中发挥主导作用？

 全球增长不平衡的挑战 

 面临分化的不仅仅是东西方经济走势和决策模式，还有东西方传统经济和新经济的不同社会角色和未来趋势。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美国经济增长，从产业上看主要来自电子信息产业、文化娱乐产业、教育知识产业，还有创新药、金融和房地产等高端服务业，而传统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占比较少，很多传统产业的就业人口成为过去这些年美国经济增长的旁观者；从区域上看主要是加州、纽约、新泽西、大波士顿地区经济增长较快，很多中西部地区在增长中受到挤压；从增长的参与和受益人口上看，少数人口参与和分享了增长的成果，而美国的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比重，从的 70% 降低到现在的 50% 左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美国经济过去 30 多年的增长，是少数行业、少数地区、少数人口的增长。 
 上述典型的不平衡增长加剧了美国社会的分化和分裂：大量传统产业、相关地区和人口被这种不平衡增长“甩下车”，由此产生并积累了强烈的不满情绪，很多原本可以淡化、隐藏的社会冲突和矛盾不断爆发，放大了种族、文化、政治观点的对立。特朗普虽然曾于2016 年利用这种经济增长的不平衡和社会分化成功当选了美国总统，但他除了利用上述分化捞取选票之外，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严重不平衡的经济增长现象，反而制造了更严重的社会分裂。 
 与美国过去 30 多年不平衡增长形成对比的是，中国过去 40 多年的经济增长是有很大普惠性的：不论是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经济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果，如西藏自治区自改革开放以来 GDP增长了 50 多倍；不论是农业、传统制造业、传统服务业，还是互联网、新经济等都在不同阶段得到了快速成长的机会；农民、工人、企业家等各阶层的生活都得到了明显改善。各地区、各行业、各阶层的人都享受到了 40 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 
 然而，值得警惕的是，在经历了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普惠性增长之后，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会不会像美国经济那样，呈现出产业、区域、人口收入的不平衡增长？这又会对中国的社会治理提出怎样的挑战？ 
 即使有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中国信息产业仍始终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各种新经济、新业态在带来新增长的同时，正在对传统业态形成全面碾压和挤出。 
 除了产业分化之外，中国各产业内部的“头部化”现象也日趋严重，在互联网技术、统一大市场、资本助推等多重背景下，几乎每个行业都催生了几个头部垄断企业，在较短时间内形成了流量、数据、资本、人才等要素的聚集效应，从而对腰部、尾部的企业形成挤压。 
 与此同时，中国的区域经济差距也在扩大。装配了新经济引擎的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少数都市圈迅速把那些以传统产业为增长动力的地区甩在后面，中国经济规模前五的省区市 GDP 之和已经是后五名的 17 倍，并且这个差距还将进一步扩大。 
 ………… 
 虽然过去 40 多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普惠性要远远大于美国，但如果未来 30 年中国经济也面临类似美国的经济增长大分化，中国的社会公共治理要如何应对？站在这样的视角来看新时期的共同富裕政策，企业家和个人对未来会不会有不同的思考？为了避免与美国类似的经济不平衡增长与分化，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需要如何转型？ 

 大分化时代的深度转型 

 处在越来越分化和不确定的世界之中，各国政策、各行各业都在深度转型。
 中国的宏观政策从 2012 年开始就越来越重视供给侧的相关改革，比如鼓励创业创新、放松供给约束、减税降费、推动营商环境改革等，并于 2015 年 11 月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名义正式提出深化“供给侧改革”，在当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 2016 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重点是“三去一补一降”，之后又陆续提出新旧动能转换、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放管服改革等不同阶段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容。 
 值得关注的是，2021 年以来美国拜登政府也在启动美国式的现代供给侧经济政策。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说，“现代供给侧经济学”通过增加劳动供给、提高劳动生产率来稳定经济增长，同时兼顾减少不平等和环境破坏，其主要政策包括增加劳动供给、增加教育和基础设施投资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全球税率等。中美两大经济体的经济政策都开始重视供给侧，这不能不说是 21 世纪全球经济政策转型的一大特点。显然，通过市场化的供给侧改革来释放经济活力、提升经济增长潜力，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的需要，也是全球经济转型升级的出路。 
 面对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所带来的国际分工、国际供应链的深度变化，2020 年年底，中国根据复杂的全球经济形势，提出构建“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格局。这对全球经济格局，对不同产业和企业，对不同地区，分别意味着什么？ 
 从产业创新转型的逻辑来看，各种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新经济的发展速度高于传统产业，这本身既是生产力进步的表现，也是难以逆转的经济客观规律。无视未来的经济不平衡增长规律，不接受传统产业增速必然回落的规律，是不理性的。对于新老更替的经济规律，既不能对抗，也不能消极等待、被动接受，正确的做法是根据新经济发展的规律，加快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那么用什么样的思维和战略来推动企业创新升级，如何既让新供给产业开新花，又让老供给产业发新芽呢？ 
 在那些传统产业主导的地区，继续发展已经产能过剩的传统产业，不但不可能为这些地区提供振兴的机遇，还会让它们在转型的路上背上更重的包袱。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地区的经济转型升级问题，必须理解新时期人口、资源、资金、技术的市场化流动规律，观察生产要素价格和边际要素生产率变化的方向，从改善软环境、导入软资源入手，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逐步培育本地区的新区位优势和新产业动态比较优势。
 当然，在告别农业社会、快速进入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后期阶段，走进以软产业、软价值为主体的新时期，除了关注全球经济大分化、增长不平衡之外，我们还要研究新经济的不确定性、增长普惠性和共同富裕、前所未有的全球通货膨胀、国内日趋严峻的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全球能源供给冲击、劳动力成本冲击、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等。 
 针对上述问题，本书结合近几年宏观经济、转型理论和新经济等方面的研究，重新整理了笔者对当前全球和中国经济形势的看法，对改革与转型的思考，以及对企业创新升级，尤其是通过研发、设计、品牌、场景、体验、流量等软价值创造引领人们生活方式变革的普遍规律的研究探索，希望这些浅薄研究能够引发读者对中国经济、产业、区域及企业转型创新的战略、方向和方法等更为深刻的思考。 
 朱长征先生不仅参与了本书部分内容的写作，而且协助我更新和校对了书中的大部分数据。张海冰先生和刘哲女士参与了本书部分章节的研究工作，李明昊、徐治翔等人也分别对本书的部分内容做出了贡献，思萌校对并更新了全书的图表，企业管理出版社的高高团队为本书提出了很多极有价值的建议，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滕泰 
 2022 年 2 月

 推荐序
 滕泰先生的《深度转型：大分化时代中国怎么办》一书，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和诸多结构问题进行了深入观察和分析，并对未来发展方式的转变、所需要的政策转型和改革提出了若干发人深思的观点，非常值得一读。 
 本书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随着中国工业化基本完成和城镇化进入减速阶段，以及后基建时代的来临（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阶段基本完成），投资下滑已经不是短期现象或周期性因素，而将成为必然趋势。靠投资稳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在这种情况下，想继续靠扩大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继续挖空心思编制缺乏实际价值的政府投资项目，不仅达不到预期效果，反而会加重结构失衡，弱化增长的可持续性。在新的发展阶段，只有靠终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才是可持续的增长。为此，从决策观念到政策推行机制，都需要一场深刻的转型。 
 上述观点意义重大，值得经济研究者、政策制定者、投资者和企业经营者深思。不仅如此，中国经济过去十几年间出现的结构失衡也与持续的货币供应过量和政府投资过量有一定关系。因此，要实现结构再平衡和经济可持续增长，要发挥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都需要保持货币和财政政策稳健合理、改善政府支出结构。 
 本书提出的另一些观点也值得重视。作者认为，近些年来世界和中国国内都出现了经济“头部化”现象，即许多行业头部企业越来越大，垄断因素加强，中小企业处于相对不利地位。其中除了新经济发展加快的客观因素外，也与某些政策有关。作者认为，政策对处于婴儿期的新经济予以支持是必要的，但一旦做大，婴儿期的优惠政策就应及时撤销，代之以公平竞争的政策。 
 银行“资产抵押优先”的贷款政策也有利于大企业而不利于中小企业。部分企业在能源、原材料等上游行业的垄断地位也导致了能源、原材料价格的上涨，致使处于中下游的中小企业生存条件恶化。去产能、淘汰高耗能企业，以及一些行业监管措施，使利润越来越向部分行业和部分企业集中，企业分化更加严重。书中提出的这些警示，启发我们对结构调整和行业监管政策采用什么方式实行、如何与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原则相协调进行认真思考。 
 书中也对产业发展和改革中“破”和“立”的关系进行了阐述，主张尊重“先立后破”的产业演进规律，不要用行政手段干预产业的正常竞争，不能用差异化政策保护“僵尸企业”。作者认为：“‘破’不是用行政手段直接干涉市场经济下正常运行的产业和企业，而是要破除那些形成供给约束的垄断现象和过时的、不合理的管制政策，以及因为‘软约束’僵而不死的企业。”作者还强调了包括土地在内的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性，以及进一步改革计划经济遗留的各项制度、释放供给潜力的必要性。这些观点，都值得认真考虑。 
 不过，书中也有些观点，还有更深入讨论和推敲的必要。这里提出几点不同看法，借此机会与作者和读者讨论。作者主张，降息和货币宽松有利于鼓励消费，因此认为货币政策需要更加宽松。在我看来，这一观点不仅与书中关于剩余货币对经济形成冲击的分析相冲突，同时也缺乏现实基础。正如书中引用的亚当·斯密的论述，降息有促进消费和抑制消费两种相反的作用，但后者并不仅仅发生于靠利息生活者。 
 在中国，大量劳动者的高储蓄低消费是迫于高房价、未来可能的失业、疾病、养老、育儿和子女教育等生活压力，其中两亿多被称为“农民工”的新城镇居民面临的问题尤为突出。基本原因是房价过高、保障性住房供应不足、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不健全。刻意的低息政策只能使他们储蓄的努力得到的回报更少，未来困难更多，而不可能使他们放弃储蓄、增加消费。而对少数富裕人群而言，由于收入足够高，消费需求已经得到充分满足，他们储蓄是为了投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是必然要发生的。低息只能迫使他们更多地寻求其他投资渠道（例如炒房、炒股），而不会再用消费代替储蓄。 
 由于我国收入差距仍然较大（2020 年国家统计局统计基尼系数仍然高于 0.46），上述两种情况代表了我国居民高储蓄的基本原因。尤其在我国，货币宽松的作用不是鼓励消费，而是刺激投资。事实上过去长期的货币宽松不仅没有改善收入分配和鼓励消费，反而加剧了资金流向虚拟经济，鼓励了经济脱实向虚，助长了高房价和经济泡沫，助长了收入分配两极分化，抑制了大众消费，也是导致产能过剩、结构失衡的重要推手。 
 针对这些情况，启动内需、改善消费不能依赖货币宽松，而是需要政府支出结构转型，把过多用于投资的政府资源转用于改善民生，实现社会保障全覆盖，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改善人力资本供应，实实在在解决民生难题，消除阻碍大众消费的不利因素。这也应当成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基本含义。
 滕泰先生知道我对有关货币宽松的观点并不认同，仍然请我作序，并一再说明“无论是支持还是学术批评都有利于转型问题的深入探讨”。读了这本书，有很多认同，也颇有收获，就此写了这些想法，作为学术交流，也包括不同看法的讨论，希望这样的讨论更能启发读者的思考。 
 祝贺《深度转型：大分化时代中国怎么办》一书的出版，期待学界更多关注经济转型问题，祝愿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王小鲁 
 著名经济学家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 
 2022 年 3 月 11 日

 本书从中国经济增速下行与美国高通胀所代表的东西方经济严重分化开始，深刻剖析了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如何放大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压力，以及全球通胀与衰退、经济“头部化”、增长不平衡等现象对中国经济和企业的冲击，进而提出了中国决策观念转型、政策机制转型、改革逻辑转型、经济结构转型的新方向。
 本书作者还结合自己20多年来从事研究、管理和投资的经验，对长期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陈旧观念提出了批评，如后基建时代稳增长还能靠投资吗？用M2减GDP就可以证明货币超发吗？去产能等于供给侧改革吗？只有农业和制造业创造财富，商业不创造财富吗？金融、文化娱乐、信息传媒等软产业都是财富再分配吗？如果把“制造业占比”作为一个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指标，那上海、北京都是低质量发展吗？书中处处穿插着对上述类似问题的深度剖析，值得经济研究者、政策制定者、投资者和企业经营者探讨。
 站在深度转型的十字路口，作者还对中国经济的新增长极，新对外开放战略，中国特色共同富裕道路，新时期企业如何以“软价值”战略创造新供给并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来创造新需求，元宇宙是不是下一代互联网并将如何影响人类未来等前沿话题做出了精彩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