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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国亮
出版社上海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ISBN9787567143067
出版时间2020-04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48元
货号11286687
上书时间2024-08-31
第一节转型期的语词置换与话语场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一系列政治和经济举措,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借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理想愿景为契机,通过政治舆论、文艺政策、出版机制、动员规训、互惠协商等策略对知识分子进行多维度的征用和改造,掌控了文化领导权。“政治领导权”和“文化领导权”的双重占有,表征着无产阶级统治地位的确立[]。专政阶级将自有的“文化”以“知识”“道德”和“健康趣味”的名义秩序化,建构成具有普遍意义和价值评判的“标准文化”“高级文化”,乃至“全民文化”,并逐渐演变为一种象征符号,一种阶级区隔和边界[];在文化宰制的实践过程中投射到文学艺术,形成了彼得·比格尔所谓的“文学体制”,指“在一个完整的社会系统中发展形成了一种审美的符号,起到反对其他文学实践的边界功能;它宣称某种无限的有效性……决定特定时期什么才被视为文学。……既决定文学生产者的创作,又规定接受者的行为模式”[3]。“个人性”笼罩于“真理”“革命”“人民”等社会“复数”之下,在反抗之前就已经被一种历史虚构的“知识原罪感”解构,即反抗者反抗本身的合法性遭遇了空前危机——外部危机和内部危机的双重困厄。
然而,1980年前后,随着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超稳定结构出现裂缝,“专政阶级”的政治威权和文化领导权一度陷入非同步不协调状态。知识分子把“自由”“解放”“发展”“进步”“富强”“人性”“平等”“公正”等话语建构成为撤出激进主义革命话语的概念通道,试图找回丧失已久的“文化领导权”。尽管这在当时暖还寒的文坛只能是一场渗透战、游击战,甚或有时不得不转入防御战;但是,“文化领导权是弱小阶级可以倚重和优先发展的反抗手段”,因为“统治”(政治领导权)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文化领导权)存在不同步的可能性,洞开了一种历史的途径,即“一个弱小的社会阶级完全可以依靠其文化优势,夺取统治阶级的文化领导权,来瘫痪统治阶级的集体意志”,从而为随后夺取政治霸权创造历史条件,并赋予革命道义性和合法性[。
在清算“左”倾教条和反思抚慰“文革”劫难的过程中,“文学知识分子”扮演了尤其重要的角色,并得到了“总设计师”邓小平的高度评价:“回顾三年来的工作,我认为,文艺界是很有成绩的部门之一。”与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的严谨和专业化不同,文学以切近的言词和动人的情节,催发出感人肺腑、振聋发聩的效果。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到“改革文学”,虽然不可规避地是在制度安排和话语规范中言说,充满着意识形态的规训和形塑[;但是,在客观上,“文学知识分子”还是利用主导阶级让渡的有限话语权,在“须听将令”的同时,利用意识形态批“左”的契机,一再强化自己“受难者”的身份,声讨“文革”对“人性”“自由”的践踏,逐渐把一种阶层的情绪演变成一种“大众话题”[2]并借助“人民”的名义,在与现代化诉求同构的基础上,“症候式”地传递出“人性解放”和“民主自由”的心声;在现实主义文学回归的同时,吸收了“现代主义”的表现形式,在激活文学话语的重新发声、乃至想象和重构现代性的历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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