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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竞争文化:在相互依存的时代从针锋相对到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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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迈克尔·克尔伯格著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ISBN9787552009941

出版时间2014-03

装帧平装

开本其他

定价29.8元

货号8591408

上书时间2024-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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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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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描述: 作者简介
迈尔·尔伯格：西华盛顿大学传播系的助理教授，主要研究交流、文化和冲突之间的关系。他还教授“批判性媒体识读”领域的课程，帮助学生理解人们是如何影响和被大众媒体文化环境影响的。

目录
致谢

前言

导论

章文化

一、人类本性——人的文化

二、文化维度

三、文化变革与适应

四、文化规范

五、对文化规范的影响

六、社会关系的作用

七、意向问题

八、霸权

第二章权力

一、权力竞争

二、两种权力模式

三、反思权力

四、从理论到实践

第三章规范性对抗主义

一、三核体系

二、互相协调的三方体系

三、日益加强的制度和实践

四、综合性的文化形态

五、人性问题

六、作为霸权形式的竞争文化

第四章古今互惠主义

一、历史表现

二、当代表现

三、缺乏整合

第五章替代性文化形态

一、案例研究：巴哈伊社团

二、分析

第六章超越竞争文化

一、回应质疑

二、实证检验

注释及参考文献

外文参考文献

索引

精彩内容
《超越竞争文化(在相互依存的时代从针锋相对到互利共赢)》讨论社会变迁是如何发生的？民主政府能否在没有任何政党的情况下产生？抛弃桀骜不驯、富有侵犯性的竞争文化，我们可以拥有繁荣的经济吗？如何处理社会与生态的关系才不致引起争端？然而在当今，对抗依然是当今西方自由社会的主流。

综观整个社会，竞争与冲突已成为日常的制度与规范。迈尔·尔伯格教授深度剖析了当今社会，提出了自己的论点：时下的“竞争文化”从社会层面上看是不公平的，从生态层面上看是不可持续的，而周边的“抗议文化”则是对“竞争文化”所引起的社会及生态问题的不当的反应。我们迫切需要发展相互合作的组织和方法。

尔伯格教授讨论了从历史到当今大部分表达互利共生的不同形式，其中包括女权主义、系统论、生态学和环保主义、通信理论以及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法等。同时，他以巴哈伊社团及其经验作为研究个案，认为这是一个可行的、互利共存的社会实践的典范，为竞争文化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出路。

媒体评论



                                            　　我们生活于一个竞争文化之中。在西方自由社会，我们的经济、政治和法律体系，以及其他许多社会机构和实践活动，都带有竞争性和对抗性。围绕着这个竞争文化的是一个抗议文化。作为对这种竞争文化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和生态问题的回应，我们参与抗议、游行、非暴力反抗活动、党派组织、诉讼、罢工和其他社会宣传和变革的对抗策略。
　　这些竞争性和对抗性社会规范已经无处不在，以至于对许多人来说，它们的存在似乎是自然的，不可避免。诚然，传统智慧表明，这些社会规范是本质上自私和好斗的人性不可避免的表现。根据这一逻辑，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秩序是人性的一种必然表露。但是，竞争和抗议文化真的是人性的必然反映吗？人类是否可能拥有对抗或互惠行为的发展潜力？人类文化而非人性，有无可能决定着这些潜力更为充分的发挥？流行的竞争和抗议文化能否只是培育前者而非后者？如果是这样，意义何在？这种文化在促进社会正义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吗？
　　本书的分析提出，竞争和抗议文化并非人性的必然表露。在一个人类越来越相互依存的时代，它在社会意义上反而被证明是不公正的，在生态意义上是不可持续的。在进行这种分析之前，有两个简明的概念应当摆正。贯穿于全书的对抗主义和互惠主义这两个术语，将被用来表示两种形成鲜明对比的社会行为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对抗主义指的是个人或团体相互争斗，追逐相互排斥的利益。竞争、比赛和对抗都是对抗主义的表现。相比而言，互惠主义这个术语则指的是个人或团体相互协作、追求相互包容的利益。合作、协力、配合与协调行动都是互惠主义的表现。
　　考古学和人类学都有证据表明，这两种社会行为模式都不同程度地在早期人类社会或相互之间的关系中出现过。在这个意义上，对抗主义和互惠主义就像两根明显不同的线条，相互交错，编织成人类的全部文化。虽然这两条线均出现于一切文化中，但它们是以不同程度、不同模式交织在一起的。本书的命题之一，是对抗主义已经成为当今西方自由主义社会的主线。在整个当代的公共领域内，竞争和对抗活动已经成为制度化的法则。的确，社会组织的竞争模式和社会变革的抗议模式已经无处不在，以至于对西方自由主义社会哺育出来的人来说，它们已趋于貌似规范、自然和不可避免的了。有鉴于此，人们常常很难憧憬其替代物。假如你孕育于一个竞争文化中，就很难设想出一个没有政党的公平政府，很难设想一个没有法律辩护的公正司法体系。再者，当你成长于一个抗议文化中，你就很难想象若不借助于抗议策略和战术，该如何对伴随这些社会组织的竞争模式而来的社会和生态弊端发表意见。本书提供了一个在这方面发挥我们社会想象力的机会。
　　本书的布局如下：为了批判地分析一种文化，就需要一种文化理论——借以解释何为文化，以及它如何塑造生活于这种文化中的人，又如何被这些人所构筑的。第一章援引了广泛的学说，从人类学到社会学再到符号学及当代的文化研究，从而提出一种文化理论。本章始于在概念上界定“文化”这个术语，讨论了人性和文化间的复杂关系，然后区分了文化的心理结构维度（即文化意义上人类心智的偶发性结构）以及文化的社会结构维度（即文化意义上社会组织的偶发性结构），旨在突出这些不同而又相互关联的文化层面。反过来，借着文化规范概念才得出文化变革和适应理论。最后，本章以霸权观的讨论结束，这种霸权观是理解这种现象的有益工具：占优势的文化规范可能以牺牲广泛的集体利益的方式，服务于社会特权阶层的狭隘私利。
　　在第二章中，我通过分析人们如何理解并实践权力关系，从而批判竞争文化。我指出，权力一般被理解为：在追求相互排斥的利益过程中，人们利用它来控制或反对他人。然后我又指出，这一有限的理解突出了某些权力关系，同时也模糊了某些关系。
　　最明显的是，它掩盖了互惠主义或曰合作式地运用权力——在追求相互包容的利益的过程中，同他人分享权力的真相。我的结论是，以竞争和冲突方式理解权力的这种倾向，表明了一种根本的文化倾向，我将其称为规范性对抗主义——即臆断竞争是社会交往的标准和必然模式的倾向。
　　在第三章中，我指出规范性对抗主义在西方自由主义社会无处不在，虽然表现为“理性的”和一般的非暴力形式。我先考察了自己称之为三方竞争体系——经济、政治和法律方面，它们构成了竞争文化的制度核心。考察了这个体系的互相协调的性质及其社会和生态意义之后，我便转向其他日益增强的社会机构和实践，包括商业媒体、学术界和社会抗议。我指出了这些竞争和抗议模式是如何相互加强的，最终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而效劳那些更有权势的集团的利益。在这方面，如第一章所界定的，我主张规范性对抗主义是一种霸权建构。换言之，规范性对抗主义可以被理解为人为的一套“常识性”臆说和信念，以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效劳于社会特权阶层的狭隘私利——他们对人类事务的主宰就归因于此。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种文化建构的霸权主义，我在第四章中考察了互惠的不同表现。在简要地讨论了互惠的各种历史表现之后，我更为深入地考察了它们在当代的多种表现，包括在女性主义、系统理论、生态学/环境论、交流理论的替代解决方式中的表现。之所以选择这些例证，是因为每一个例证都针对规范性对抗主义及其替代性的社会实践模式提供了独特的批判视角。与此同时，由于这些可供替代的选择在流行的竞争文化中相互比较隔离，所以我认为，它们的实际效能始终很难评价。在一个实际上从每个角度均与其抵触、对其破坏的文化里，这些边缘化可供替代的选择常常显得幼稚和理想主义——这个结论与第一章介绍的霸权主义理论完全一致。为了进一步评价社会实践的非对抗模式，我认为，观察它们在一个将其全面整合在一起的文化社团里的应用是有益的。我在第五章中对一个巴哈伊社团做了个案研究——这是一个新兴的全球性信仰社团，它将广泛的非对抗结构和实践整合进一个统一的文化系统中。我以探讨这个赋予巴哈伊结构和实践以活力的整体有机世界观为开端，然后比较详细地考察了它的一系列结构和实践活动，包括巴哈伊集体决策模式、制度结构和巴哈伊从事社会变革的策略。接着，我转而探讨支持巴哈伊规范理论每一个要素的有关人性的设想。最后，我对这一章进行了总结，对巴哈伊社团今日的实际经验给予一个简要评价。
　　在最后一章中，我将自己的整体分析浓缩成一系列简明的理论命题，将其概述后，我探讨了更为广泛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又依次回应了人们对这些命题及其提出的理论架构预期的批判意见。最后，本书以讨论这些命题如何以经验证明作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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