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

　邓丽兰，1966年生，四川沐川县人。1984～1991年，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学习，获硕士学位。1991～1996年，在广东中山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工作。1996～1999年，在南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曾获王宽诚基金、中英友好基金资助赴英国作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民国宪政史、近现代中西思想文化交流研究。

第1章 胡适的生平与事业

一、早年胡适

二、暴得大名之后

三、流亡与返台之后

四、交谊与婚恋

第2章 文化功业：古今中西之间

一、文学革命与白话文运动

二、胡适与整理国故

三、胡适与中西文化论争

四、学术经历中的治学方法

第3章 思想遗产：胡适与自由主义

一、从爱国主义走向自由主义

二、自由主义的制度建构

三、自由主义与现代政治

第4章 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胡适的世界观

一、世界主义与世界公民

二、国际的中国

三、中日关系冷思考

四、胡适的美国观

五、胡适的苏俄观

附录

年谱

主要著作

参考书目

胡适与整理国故

在当代中国，“国学”一度成为显学，这体现了人们重新正视文化传统的一面。

整理国故的意义与方法

胡适最初谈论国故，主要视其为学术问题。1919年8月，胡适在答毛子水的信中，初步阐述他关于研究国故的基本看法。他提出研究国故的学术性和运用科学方法的必要。他强调，研究国故，出于人类求知的天性，不应当先存有用还是无用的成见。他强调学问是平等的，学术是非功利性的，学问不应以狭义的功利观念来衡量。

1919年11月，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胡适提出了“整理国故”的口号，认为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整理国故就是要从乱七八糟里寻条理脉络，从无头无脑中寻前因后果，从胡说谬解里面寻真意义，从武断迷信里寻真价值。他提出的口号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也就是说，胡适提出“整理国故”，是为再造文明服务的。

胡适还提出要分清国粹与国渣，“保存国粹”之前，先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他强调先须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功夫。所谓评判的态度，就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1920年暑假，在南京讲学期间，胡适讲了《研究国故的方法》。他提出四个方法：“历史的观念”“疑古的态度”“系统的研究”和“整理”。至于如何整理国故，第一步是有条理系统地整理；第二步是寻出每种学术思想的前因后果；第三步是用科学的方法做精确的考证，弄清古人的真意义；第四步是综合，“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

1923年1月，北大《国学季刊》创刊，胡适担任编辑委员会主任。胡适在发刊宣言中，把过去三百年的国学研究的成就归为三项：版本学、训诂学、校勘学的“有系统的古籍整理”，发现和翻刻古书，考古。他批评近三百年来国故研究“研究范围太狭窄”“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缺乏参考比较的材料”，因此“这样近三百年来，几乎只有经师，而无思想家；只有标史者，而无史家；只有校注，而无著作”。他提出复兴与提倡国学研究的三条主张：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整理）国学研究的资料；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

胡适还开列了一个“理想中的国学研究”的系统，“中国文化史：一民族史，二语言文字史，三经济史，四政治史，五国际交通史，六思想学术史，七宗教史，八文艺史，九风俗史，十制度史。”自从胡适号召整理国故后，整理国故蔚然成风，对中国传统小说、古代史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

胡适的宣传引起了古史研究热，顾颉刚就是其中的佼佼者。1921年1月胡适致书顾颉刚说：“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他提倡的在古史研究中的疑古精神，极大地触动了顾颉刚。1923年，胡适编的《读书杂志》发表顾颉刚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对中国古史的怀疑，认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黄帝、尧、舜、禹都是后人编造出来的，靠不住。顾的观点引起了历时九个月的有关古史的讨论。胡适肯定了顾的怀疑态度，称此为“今日史学界的一大贡献”，并将其归纳为“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古史上的故事没有一件不曾经过这样的演进，也没有一件不可用这个历史演进的(evolutionary)方法去研究。尧舜禹的故事，后稷的故事，文王的故事，太公的故事，周公的故事，都可以做这个方法的实验品”。

顾颉刚也将自己在古史辨伪上的贡献归因于胡适的影响：“要是适之、玄同两先生不提起我的编集辨伪材料的兴趣，奖励我的大胆的假设，我对于研究古史的进行也不会这般的快速。”

胡适曾给青年学生开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多达158种，上千册书。《书目》在当时的报刊中广为转载。《书目》所列之书范围极广，经学、理学、子学、佛典、文学，应有尽有。胡适希望因此让普通青年人得到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与胡适不同的是，鲁迅在应《京报》副刊的要求开列青年必读书时，表示“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但他肯定“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由于胡适这样的新文化领袖的倡导，国故一度泛滥起来。上至名人教授，下至中小学生，也都加入了整理行列。

对于胡适等人倡导的“整理国故”，陈独秀持不以为然的态度。陈认为，称“国故”或“中国学”尚可，而不可称为“国学”，胡适等人不过是在“粪秽中寻找香水”。对于陈独秀批评他挤香水，胡适辩解道：“我们说整理国故，并不存挤香水之念；挤香水即是保存国粹了。我们要整理国故，只是要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只是直叙事实而已，粪土与香水，皆是事实，皆在整理之列。”他在致钱玄同的信中，将整理国故视为治疗思想界膏肓之病的“泻”法，“‘法宜补泻兼用’：补者何？尽量辅人科学的知识、方法、思想。泻者何？整理国故，使人明了古文化不过如此。”

国故热过头，胡适也有所反思。1928年9月，胡适撰《治学的方法与材料》，向少年朋友们提出警告。他提醒说：“现在一班少年人跟着我们向故纸堆去乱钻，这是最可悲叹的现状。我们希望他们及早回头，多学一点自然科学的知识与技术，那条路是活路，这条故纸的路是死路。”他“披肝沥胆”地向人们告白说：他之所以要“整理国故”，是因为相信“烂纸堆里有无数的老鬼，能吃人，能迷人，害人的厉害胜过柏斯德发现的种种病菌”，因而他要“用精密的方法考出古文化的真相，用明白晓畅的文字报告出来，叫有眼的都可以看见，有脑筋的都可以明白。这是化黑暗为光明，化神奇为臭腐，化玄妙为平常，化神圣为凡庸”。胡适认为这就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这就是“捉妖”和“打鬼”，“可以解放人心”。

除提出整理国故的理论与方法外，胡适还在实践上整理国故，并有丰硕的成果。

……

本书简要介绍了胡适和其在各个领域中的思想。在文化领域，他鼓吹文学革命，推动白话文运动；倡导“整理国故”，对传统文化展开批判性反思；呼吁中国文化的“充分世界化”，以科学、民主、社会主义作为普世性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