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创业者：想大事，不出事

沛霆同志是我在科技管理领域*为敬重的老朋友之一。记得20世纪八十年代初，沛霆同志就是中组部干教局负责中央领导干部“迎接新技术革命”系统讲座的特聘专家讲师。随后，联合其他部委举办了“科学决策与九十年代科技讲座”，五讲的次序是钱学森、我、杨沛霆、蒋顺学（时任中央军事科学院院长）、盛树仁（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我们五位从不同方面去讲，也因这个机缘，我对沛霆同志也更加熟悉起来。

随后，在沛霆同志直接参与下，《迎接新技术革命》讲座走遍了中央部委和全国各省市班子，有总共百余位部级干部、1300多位局长先后现场聆听。这种讲座形式，对我国干部教育事业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对我们改革开放初期的干部领导水平的提升很有帮助，同时也促进了我们在相对落后的科技管理领域能够迅速地赶上去。

我后来负责国家科技部的领导工作，对于如何更有效地促进中国科技发展， 自然非常关注。为此，我也会更加感兴趣国内外专家对于发展科技的各种真知灼见。其中沛霆同志的很多看法很新颖，我印象很深，也很认同。比如他说：“大家都认同‘科技兴国’，这当然是对的。但这只是结果，而还不是本质。因为决定科技水平的，并不是科技本身，而是对于科技的管理水平。没有好的管理，科学技术是搞不好的。管理与科技是促进与制约的因果关系。而就管理而言，决策又是*位的。”我从事科技管理工作多年，对此深有体会。

1991年，沛霆同志受我国“两弹元勋”钱三强同志的倡议委托，创办了《中外管理》》杂志。这是一本时代性、针对性很强，且与国情结合上有独到之处的刊物。我几乎每期都看。

《中外管理》的办刊宗旨是“开拓视野，理念领先”。除了每期文章的新鲜、有用之外，这一点也始终表现在他们举办的各种活动上。记得在《中外管理》创办之初，我们国家刚刚确定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全国企业管理研讨会、训练班很多。但那时我只接受沛霆同志的邀请。因为我相信沛霆同志领导下的《中外管理》，不仅是杂志，办的会和班，也都会有很高的水平。事实也是如此。

1998年，正值国企解困关键之年，沛霆同志开始筹划为我国企业家与国际*水平的管理咨询专家搭桥，并于第二年邀请了世界四大管理顾问公司（麦肯锡、波士顿、安达信、罗兰贝格）联袂为中国企业出谋划策。我记得那是他们*的一次同台。这次会议让世界水平的管理经验与中国企业打破现实发展瓶颈的需求，实现了一次零距离接轨。成思危同志、袁宝华同志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也评价很高。我参加后，也确实感受到国外著名管理顾问公司给我们介绍经验、提出意见，对我们企业竞争力的提升，确实是非常必要和有好处的，为我国企业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

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全球信息科技革命的崛起，沛霆同志也和《中外管理》一起担负起了围绕企业管理与信息技术对接融合，进而推动我国企业管理水平进一步接近全球*管理水平的工作中。科技和管理，*次关系如此密不可分。而《中外管理》在很早就已捕捉到了这一点，并成为我国*早研讨推动企业管理信息化与数字化浪潮的科普媒体之一。这是很有前瞻性的。

随后，沛霆同志又通过举办企业评选（即“管理中国”总评选），来为中国企业管理水平的提升，提供可借鉴的现实标杆。在他们每届“官产学恳谈会”开幕式进行颁奖典礼时，我经常应邀作为颁奖嘉宾登台，也使得我有机会亲自见证了中国企业管理水平的不断提升。

确实，不能不说，《中外管理》的活动特色，特别表现在自从1992年开始每年一度的“中外管理官产学恳谈会”上。过去20多年，我有幸经常应邀参加。除了为企业颁奖，除了与老友们重聚，这么多年我参会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学习。与此同时，经济与科技的结合点落在企业，我在《中外管理》的恳谈会上，又总能够捕捉到企业促进科技发展的*动态。

这几年，我虽然年纪大了，也退居了二线，但是我对科技与管理的相互促进依然很有兴趣。而《中外管理》的活动总能让我有所收获。比如8年前，《中外管理》在已过八旬的沛霆同志支持下，很超前地将如今大家刚刚熟悉的AR（增强现实） 技术，引入到了恳谈会现场。又比如前几年，《中外管理》邀请了英国的管理学家佐哈尔来恳谈会做演讲。她通过研究量子力学感悟到了在信息化时代，不仅科技自身将从牛顿时代实现升级进入量子时代，管理也将随之进入量子管理时代。那次会议我就专门赶过去，听得津津有味。

活动再精彩，开完也就完了。而沛霆同志为我们企业发展所做的一切，*主要的是每每通过他20年每月不辍的和企业家们卷首谈心，真切地流淌出来，并凝固下来。20年来。沛霆同志的文章，词句并不华丽，但都是发自肺腑；每篇篇幅也不很长，但总是点中要害。我听说包括海尔CEO张瑞敏等很多优秀企业家，对沛霆同志的卷首语都是每月，很受启发。我也是。即便今日，随手翻看，他那些10 多年甚至20多年前的文章，很多并不过时。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他很早就总结提出的：企业家一定要做到“想大事，做实事，不出事”。至今回想，大家是不是更觉很有道理呢？也因此，《中外管理》是我非常喜欢看的一本杂志。一路走来，很不容易。沛霆同志，功不可没。

今年正好是沛霆同志九十寿诞，又闻听沛霆同志20年的卷首语，与他的接班总编杨光的10年著述这次合集即将面世，来纪念《中外管理》创办30周年，我很是欣喜，也很期待。愿以此为序，并为老朋友祝寿。

——科学技术部原部长、党组书记 《中外管理》顾问 朱丽兰

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著名管理学家，杨沛霆先生对企业很尊重，对致力于管理实践创新的企业尤其关注。他对管理实践充满热情与激情，这是在其他管理学者身上较少看到的品质。正是因为对中国管理发展的一片赤子之心，花甲之年，杨沛霆先生才会担起创刊《中外管理》杂志的重任。

从这本杂志刊名中“中外”二字中可以看出，《中外管理》是开放的，视野是全球的，推动的是全球先进管理理念与中国实践的互动，但其倡导的并不是照搬国外模式和理念，而是通过对话、碰撞，为中国企业实践带来更多启发。可以说，海尔也是《中外管理》的受益者。杨沛霆先生自己谦称是“海尔成长理念的追随者、传播者”，我将此视为他对海尔管理创新探索的鼓励和肯定，而我也更愿意称他与《中外管理》是海尔管理实践创新的发现者。

2004年6月，我和杨沛霆先生在青岛有一次关于管理知与行的谈话。当时， 有“传奇经理人”之称的GE前CEO杰克·韦尔奇正受邀在中国巡回讲演。杨先生问我为何不去参加？我回答他，中国企业家去听演讲，是好事儿，会让我们眼界开阔甚至受到启发。但企业管理绝非一蹴而就，*重要的是必须要自立自强！我打了一个比方，这就像把贝克汉姆请来给中国足球队讲上三天三夜，中国足球的水平也不会迅速提高到哪儿去。这也是海尔的管理创新实践心得。海尔的人单合一模式就是源自于海尔的实践，又在小微、链群的实践中不断的丰富和发展。而在向全球复制的过程中，像美国GEA、日本三洋、新西兰斐雪派克，以及全球7万多家复制和学习人单合一模式的企业，也都是在把握人单合一的根本理念，也就是人的价值*的基础上，结合实践，创新发展出适合自身的管理方法和工具，实现了引领发展。

杨沛霆先生在此后的文章中谈及此事时，引用了德鲁克所说的：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中国企业面临着中国企业特有的问题，不同国家和文化的企业也都面临各自的问题，这不是只靠学习管理工具和方法就能解决的，必须要“知行合一”，而且知与行要动态合一。

受这次谈话的启发，杨沛霆先生也开始更深入地思考如何让中国企业能更好的活学活用，开始率先在国内开始推广现场访学，而这也不是中外管理的*次创新。从*初的一本杂志，到1992年创办“中外管理官产学恳谈会”，形成“政府为主导、企业为核心、学者为后盾”的“官产学联手”模式，再到现场访学、赋能企业实践，《中外管理》自身也在服务企业的实践中不断创新变革。

杨沛霆先生将关于管理实践的思考凝结成一篇篇的卷首语。自创刊以来，杨沛霆先生就坚持为《中外管理》杂志撰写卷首语，这一传统被杨光社长传承下来。每期短短千余字的卷首语实用又有启发性，亦能感受到鲜活的中国企业管理实践，值得细细研读。而正在如火如荼行进的中国管理创新实践，和变化创新中的“中外管理”也让我们对下一个30年充满期待。

2021年初春，杨沛霆先生迎来了九十岁大寿，谨以此序言致敬先生，祝先生福寿安康。

——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中外管理理事长 张瑞敏

本书是《中外管理》杂志社创办人，首任社长兼总编辑杨沛霆自1991年至2001年在主持杂志全面工作期间，为该刊撰写的“卷首语”的结集，一部文字生动、富有启示意义的管理学随笔集。作者是我国情报研究专家，曾多年供职于中国情报研究所，并有多部著作与有一定影响力的论文面世；作者同时也是一位管理专家，本书稿主要是结合当时宏观形势，集中讨论中国企业和企业家面对的创业、生存、发展、创新等话题，劝导企业家在困难时期要守得住本心，兴旺时期要思考来日的巨变，从而把握住企业之舵。书稿内容丰富，立论有据，要言不烦，是一部有相当质量的管理学随笔。

企业的繁荣与发展靠什么？现代企业的繁荣与发展。靠什么?

  就此，有种种议论。

  我国有几十万个企业，上百万企业家，由于处境、地位不同，会有种种不同答案。但归纳起来不外两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