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陵派研究

 《竟陵派研究》：

 到了那位长期受到大臣们维护并寄予希望的太子常洛登基，朝纲似乎有所重振，在吏部尚书周嘉谟的建议下，属于东林党的邹元标及冯从吾被召入朝。尽管随即发生了红丸案，泰昌皇帝突然病逝，议论又起，但东林势力仍然控制了局面，在接下来的移宫案中赢得了权力斗争的暂时胜利。直至天启初，邹元标任吏部左侍郎，改都御史，又先已请召用赵南星、高攀龙、刘宗周等人，加上叶向高再任首辅，东林势力在朝中达到了极盛，礼部尚书孙鑨等人并欲追究三大案。天启三年（1623）大计京官，由径情直行的赵南星主察，他以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先朝结党乱政，置四人不谨，狠狠打击了齐、楚、浙三党势力。然而以其壁垒过严，排异过苛，反东林势力反而有增无减。也就在此刻，一场更大的暴风雨正在逼近。

 自国本论以来，万历、泰昌、天启诸朝的政局纷争，始终夹缠着宫闱事务，因而后宫、宦官往往成为皇帝与朝臣之间的又一种势力。然而当魏忠贤及与之勾结的熹宗乳母客氏出现后，这种势力恶性膨胀到了只手控持国柄、遮蔽天下的地步。原来齐、楚、浙三党中一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纷纷投靠魏忠贤，欲借助其势力与东林对抗，斗争的性质就此改变。在东林与魏党正面冲突之前，亲东林的吏部尚书周嘉谟、辅臣刘一燥、礼部尚书孙慎行已先后被迫去职，而魏之党羽顾秉谦、魏广微则被任命入内阁。同时，邹元标在北京建首善书院，与高攀龙等讲学，遭弹劾而去职。天启三年（1623）二月，御史周宗建上疏直攻魏忠贤；次年六月，左都御史杨涟复劾魏忠贤二十四罪，台谏黄尊素、李应升、魏大中相继论列，一时南北台省交攻魏，形成明显的直面对抗局面。结果当然是东林势力大受摧折，叶向高、韩J圹、赵南星、高攀龙纷纷罢归，陈于廷、杨涟、左光斗被削职为民。这还仅仅是真正“党祸”的序曲。接着，魏党不遗余力地借熊廷弼一案兴起一场大狱，杨涟、左光斗等“六君子”，并周起元、高攀龙、周顺昌、缪昌期、李应升、周宗建、黄尊素等，先后惨遭杀戮。不仅如此，他们还通过纂修《三朝要典》，在三大案及万历以来历次京察的论定上翻东林的案，依恃手中的权力让历史成为自己的言论工具——后来倪元璐在上疏请毁该书时，直斥其为“魏氏之私书”。又同样依恃手中的权力，禁毁天下书院，钳制人们的思想与舆论，甚至于“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傍，甚至剥皮、刲舌，所杀不可胜数”。显然，如此充满血腥的专制时代，不仅对东林党人，而且对普天下所有正直的士人来说，都是一场深重的灾难。

 崇祯初，个人威权登峰造极的魏忠贤及其党羽终于覆灭，东林势力再起。先是翰林院编修倪元璐上疏为东林正名，与魏氏遗党杨维垣辩驳，又请毁《三朝要典》，自是“清议渐明，而善类亦稍登进矣”。在倪元璐的盛推下，旧辅韩爌复职，他与新入阁的李标、钱龙锡及吏部尚书王永光、左都御史曹于汴等遂制定逆案，颁示天下。尽管看上去从此天宇澄清，然而党争并没有消弭。威廉·阿特韦尔在由其执笔的《剑桥中国明代史》第十章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这个时期，崇祯皇帝显然想在真正的或传闻的东林支持者和他们的反对者之间搞平衡。”而这种平衡的努力却恰好与原本让他的政府免受派系控制的愿望背道而驰。崇祯元年（1628）末的会推阁员，候选的“东林浪子”钱谦益与反对派温体仁、周延儒又开争端，虽然双方俱未入阁，但生性好疑的皇帝听信了温氏于钱谦益结党受贿的指控，将其免职削籍，稍后温体仁便入了内阁。之后又有袁崇焕、钱龙锡之狱，不少亲东林的官员被迫去职。温体仁秉政期间，先后斥逐东林重要人物姚希孟、文震孟、刘宗周、黄道周、倪元璐等，并一再唆使人讦奏与东林相应和的复社乱天下，朝内朝外，依然人情汹汹。这场倾轧斗争，在温体仁之后的内阁依然延续着，而至南明则愈演愈烈，叶向高的忧惧——“吾恐其祸之与国家相终始也”果然应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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