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中国的文艺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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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长之著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ISBN9787100094870
出版时间2012-02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30元
货号8155364
上书时间2024-08-27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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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摘要
《迎中国的文艺复兴（精）》共收录李长之先生从1937年到1943年写的关于中国文化研究的15篇文章。本书写于抗战期间，却着眼于战后的文化重建，围绕着“中国文艺复兴”的主题，从反思五四运动、中国传统文化，到关于精神建设、思想建设的各种提议，涵盖了众多文化反思与建设方面的思考，其中《五四运动之文化的意义及其评价》一篇，属于最早一批在文化学意义上界定五四运动性质的讨论。今日读来有其特殊价值。
作者简介
李长之(1910—1978)，有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长期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代表著作有《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迎中国的文艺复兴》、《苦雾集》、《梦雨集》、《陶渊明传论》、《中国文学史略稿》、《李白》等。
目录
自序
一、论如何谈中国文化
二、国防文化与文化国防
三、五四运动之文化的意义及其评价
附录一：评《新理学》
附录二：评《新事论》和《新世训》
附录三：评《新人生观》
四、中国文化运动的现阶段
五、中国文化传统之认识（上）：儒家之根本精神
六、中国文化传统之认识（中）：古代的审美教育
附录：缅怀文化城的北平
七、中国文化传统之认识（下）：中国人的人生观之缺点
八、文化上的吸收
附录一：论翻译工作
附录二：《柏拉图对话集》的汉译
九、战争与文化动态
附录：再论战争与文化动态
十、精神建设：论国家民族意识之再强化及其方案
十一、舆论建设：论思想自由及其条件
十二、思想建设（上）：论思想上的错误
十三、思想建设（中）：大时代中学者应有之反应
十四、思想建设（下）：论大学教育之精神
十五、新世界新文化新中国
附录：
战争与时间观念
保卫“五四”、发扬“五四”与超越“五四”
论大学校长人选
内容摘要
中国人的人生观之缺点
我常觉得我们的人生观里好像是缺少了些什么似的。但这缺少的东西首先似乎不是唯物史观，虽然这一名词的输入尚属不久，而且还有不少人以为新奇。你看“人穷志短，马瘦毛长”，这不是唯物史观？只有像孟子那样锋芒太露（因此不为一般中国人所喜）的人才说“无恒产而有恒心，唯士为能”。我们似乎也不缺少适应环境及生存竞争的思想。你看“不怕官，只怕管；在人墙檐下，谁敢不低头”，这不是适应环境的自白？再看“先下手的为强，后下手的遭殃”，这不又是生存竞争的口号么？
可是我仍觉得我们的人生观里总是缺少了点什么。上汽车要抢，公家信封要偷，正式的开会要早溜，享乐的场所要占座，子弟入学要托人说项，没人看见时在公众地方（哪怕多么讲究）要随便吐痰……我惭愧，我列不周全。难道这些毛病没有共同的根本原因吗？
这些事诚然小，然而扩充下去，关系却很大。上汽车要抢，于是时间可以浪费，工作效率可以减低；公家信封可偷，于是贪污不知伊于胡底！其他勇于享乐，怯于负责，爱使面子，只图自便等等，不能不说是都可以影响建设，而且是会动摇国本的。
但我并不因此而就对于中国的一切表示悲观。任何壮士也免不掉生病；问题只在有病而不自讳，并且赶快就医。我今试谈我们民族的病，目的是为恢复健康。
我们的病源到底何在？我不想轻轻地委之于环境，因为我相信大多数人也还有反省的诚意，也还有改造自己的勇气与信心，所以我不妨把这病源派给我们自己。
我首先告诉大家一句摸不着头脑的话吧，我们的病源是在我们自来都是一些“唯名论者”。这个名词，是我借用自欧洲十四世纪的经院哲学的。唯名论的要点是只承认“殊物”的真实，而不承认“共相”的存在，说共相不过是空名。和唯名论相对的是实在论；实在论者则说共相才是真实的，用术语说，就是共相存在于殊物之先。
话说得通俗一点，实在论或实在主义近于理想主义，唯名论或唯名主义近于现实主义。就欧洲各国看，英国很近于唯名主义，德国很近于实在主义。就中国和西洋看，中国一般的思想都是偏唯名主义的；西洋一般的思想都是偏实在主义的。
假若这两个名词只是关系中古时期的宗教哲学，我们大可不问；即使退一步，只关系哲学课本上的用语，我们也可以漠不关心。然而不然，这乃是关系世界观、人生观的一种根本分野；它支配着我们的一举一动，甚或影响于我们的命运。我们因此不能不问。
我知道大家对我所说的话还摸不着头脑。我不妨说得再具体，再直率些。我的意思是：我们的眼光多半只注射在现有的特殊的个别事物上，不曾超乎这些现有的特殊的个别事物，而倾注在一个更高更大更统一的对象上。
比方就学问来说，献身于自己所治的学问，生死以之；点点滴滴的贡献，都觉得是增加到那种客观的广大的学问世界里去；自己的荣辱不问，自己的利害不问；坚信学问不会中断，即使个人的生命随时可以丧失；坚信学问不会不进步，即使自己的研究毫无成绩这种精神就是实在主义者的精神。试问中国人有没有？我们很少重在那个超乎个人的更高更大而更统一的对象学问上。我们却只重在一些参加这门学问的特殊的个人的身上。所以在中国治学是重家法与师承。学问是公的，如何能为某家某师所独有？重心既在个人，不在超乎个人的学问，所以人亡而学问亦亡，许多学问是成“绝学”了，许多技能是成“绝技”了，后人只好从头再在暗中摸索，眼看着西洋的学术思想和技术却都日新月异地在合作之下进步了！只因为我们重人而不重学，重特殊的自我而不重天下为公的对象，所以结果如此。
再比方说，讲事业。最大的事业，都非有殉道者的精神是不能成功的。殉道者的精神就是只看见“道”，而不注重在“道”之下的任何个人，以及关系个人的任何事件。可是中国人讲三不朽，是讲立德、立功与立言。立德是某人立德；立功是某人立功；立言是某人立言。这样的德，这样的功，这样的言，不也太小了么？在这种历史的小圈子里打滚的人，又有什么可以沾沾自喜的呢？
中国人讲孝道，起头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终结是“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这种道德观念，只如限对个人的具体的某父某母负责的。西洋的道德观念比较上就广泛一点。在《柏拉图对话集》中，有一篇叙述苏格拉底不主张逃避国刑的话，其中曾有这样一段：“岂因国法有加害于汝之道，尔遂有破坏法律颠覆邦家之道乎？嗟尔至德之士何以自解于此？以尔之明哲，焉有不知邦家之庄严神圣，神人共钦，远胜于父母祖先者；又焉有不知虽在愤怒，仍当温恭事之；事国之忠敬，甚于严父，纳谏不听，即唯有无违之一道者？仍至受其刑罚，若笞若囚，亦当默而忍之！”其对国法之绝对服从，殊不减于中国人所讲的孝道。但国法是什么？邦家又是什么？这些都是超乎个人或个人事件的，更大更高而更统一的对象！中国的道德观能与此相较么？
关云长为什么在华容道上放了曹操？只因为他个人的知己之感！但是国法呢？军令呢？国家的前途呢？他竟一律不问。这是一个典型。
徐宁为什么上了梁山？只因宋江已使戴宗和汤隆二人去把他的老小都搬来了。卢俊义诚是英雄，但也不免要说：“头领留卢某不住，何不便放下山？实恐家中老小，不知这般消息。”这又是一个典型。请问他们是否真正厌恶强盗？如果老小确是这般重要而有敌人也把他们的老小掳掠去了，岂不是虽做汉奸也可能吗？这种思想多么危险！他们何以不能够把情感倾注在那更高更大而更统一的对象上面，却只恋恋于单个个人关系的老和小？
中国人的爱情亦然。我常觉得中国人只有色情，没有爱情。因所谓爱情也者，也是要把情感倾注在一个超乎个人的对象上，所以其中有诗，有狂，有醉，但也有伟大的圣洁的神秘力量。中国人的爱情却还不离自己享受的圈子，只为自己，不为对象；即使是为对象，亦只为其一部分的身体，而不是为超乎个人关系的理想。这是低级的享乐。这是占有欲。唯物的色彩太浓，贾宝玉之吃胭脂，便又是典型了！
推而至于中国人的人性观和女性观，亦莫不然。中国人除了孟子以外，很少人真正主张性善，多半是摇着头说“人心不古”或“人心叵测”的，可是他们谁都有些张三李四之类的亲戚朋友，觉得还是可以引为知己的！在西洋则不同。例如朵斯退益夫斯基，据批评家迷列考夫斯基说，是最憎恶与人来往的，但他对于人类全体则仍热爱。中国男人对于女性，一般地也是表示着憎恶与藐视，然对特殊的某一女性，却只知有爱，和捧！西洋人又不同。据说那位常为一般女性而呼吁的易卜生，遇有单个的女性向他道谢时，他却又以“作诗”自解！总之，中国人是只看见个体，否认共相；西人则是肯定共相，轻视个体。西洋人所看重的是一个全体性的理念，中国人所看重的是具体的此物与彼物。
因太看重此物与彼物，以为真实仅在于此，所以不会为着理想而奋斗。在特殊的个体中间，最可靠的当然便是自己。所以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的观念，势必至于统驭了一切，这就是偷信封，抢汽车，占座位等等百病之源。
为什么有这一种病源？关系的方面很多。首应提及的是我们所过的生活，一向是种农业社会的生活，一般人都可自给，自足，自立，而又缺少需要集体力量来克服的大敌。克鲁泡特金之反对竞存，主张互助，就是因为他看见有许多候鸟为着御寒而合作。“寒”是它们的共敌。可是我们没有这个需要，于是不幸而只作了个人本位的钩心斗角的生存竞争者了。我们点点滴滴的生活，都带个人色彩，游戏是打牌与下棋，人自为战，同伴皆敌；口才仅是专对一人的游说，而没有对大庭广众的演说。处在这种充满着个人关系的生活方式之中，欲求产生一种超越的集体的观念，自属很难，独善其身的生活，产生了各顾其私的观念，各顾其私的观念，又加强了个人色彩的生活；由因生果，果复变因，于是我们的病势，不得不与日俱增！
我们只有迷信，而无宗教。宗教须有一个超越乎个人关系的抽象的神；但我们没有。我们的生活是太散文化了，太没有含蓄！
我们没有不近人情的哲学。像柏拉图所主张的理念，黑格尔所主张的理性，我们都没有。所谓理念与理性，都要假定在那现实的此物与彼物之外，另有一种更高更大而更统一的对象，这对我们却太格格不入了，因为它们太不近于常识！例外固有一些，但不能为一般人所了解。像朱熹所讲的理，王守仁所讲的心，都是很哲学的，但从一般人看来，却是太空疏了，甚且不知所云。
我们的精神太现实，太反哲学，太执著于单个的人（尤其是自己），太执著于单个的物（尤其是一张一张的钞票），夫何怪乎西学的各种哲学都不能合我们的口味，而只愿吸收些唯物主义呢？
我们是被现实的生活所胶着，个人的利害重担所压缩，哪有热情！哪有理想！
在升平时代，个人主义的生活还可以做到“独善其身”的地步，虽然即在道德的造诣上，成就也不见得甚高。沾滞于现实的态度，充其量，也不过能做到消极的“廉”。至于轰轰烈烈的牺牲，前仆后继的运动，体大思精的学术，皆不出此。一遇到了危急存亡之秋，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便是破绽全露了。唯如上面所说，中国人这种生活，既已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如今欲图改造，自非推本穷源，直中要害不可。
我以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提倡反功利的精神，提倡热情，提倡理想，提倡牺牲。即使我们不能信有一个上帝，我们也得多接受些不近人情的西洋哲学才行。囿于个人利害的眼光，必须解放；低级的唯物主义，必须放弃。我们要看全体，不要看片面；我们要兼看共相，不要专看殊物。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我们尤须要从辽远的古代招回；否则便使惶惶、热情救世的孔孟二老在地下太寂寞并伤心了。
二十九年十二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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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内容
《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为有名批评家李长之先生探讨中国文化走向的文章集。由五四运动、儒家传统、大学精神等问题切入，所涉皆为文化认知与建设的宏旨大义，着眼于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迎中国的文艺复兴》凝聚了长之先生的眼光与智慧，是以一个饱学之士理智的研究，加上爱国的热情，又稍带些许天真和浪漫来谈中国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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