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法(第28卷)

总序/原序

法人类学专题

法人类学专题导言：基础工作与现实关照

——共同体建设与法人类学

法律人类学的嚆矢

——以巴顿的伊富高法研究为考察中心

非洲习惯法学的开创者：评沙佩拉的法律人类学

“夏安之路”：卢埃林的法律人类学思想

网络民间法专题

网络空间中民间规则的司法认定问题研究

——以“点赞”为例

网络交易平台纠纷解决规则研究

论网络社交平台在线纠纷解决制度

学理探讨

蒙古传统习俗中的“无讼”观

——以《蒙古风俗鉴》为载体

论法律渊源与法律之间的结构性关联

律师事务所分裂的权威因素研究

《摩西五经》中的性禁忌研究

国家空间外“山地社会”的生存策略与现代意义

少数民族传统习惯法治化归导的法理证成

风险防控视角下的民间借贷司法信息供给路径

公共体育服各的双重面向：伦理与法治的双重糅合

跨国民间法解释的特殊性初探

——以《世界反兴奋剂条例》2.5条的解释为例

孝道、赡养与代际交换：一个补充解释

经验解释

“摹仿”与“套用”：清代黔东南文斗寨的契式与契约书写

唐代西州灌溉用水官民共治机制研究

礼法时代的民间法律规则体系抉微

辈分的法理

制度分析

法治政府建设年度报告发布制度的变迁：历程、困境与策略

——基于324份样本的实践展开

论非正式规则在信用惩戒中的应用及限制

民间习惯之房屋租赁押金规则研究

——以承租人权益保护为视角

区分原则视角下借名购房法律效力认定研究

高校教职“准聘一长聘制”改革及其前景

河南“社会法庭”制度：构造、功能与解纷技术

社会调研

传统习惯法传承方式探析

——聚焦台湾地区祭祀公业

村规民约中的罚则问题研究

——基于浙江省14个样本的调研

域外视窗

对抗性法制的概念解构

孟德斯鸠论贸易、征服、战争与和平

大陆法系国家地方立法与民间规范关系考察研究

——以德国、比利时、日本为例

学术评论

法律学说司法运用研究的新境界

——评《论法律学说的司法运用》一文

第十七届全国民间法·民族习惯法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法学之初创和发展，法人类学这一在西方国家，特别是英美世界很受人关注的学问，也逐渐进入我国学者的视界。无论对西方法人类学理论之介绍（法学界如严存生、朱勇、邓正来、石泰峰、张晓辉、田成友、王启梁，人类学界如王铭铭、朱晓阳、赵旭东等都有相关重要的译介与研究），还是田野之调研（如吴大华、徐晓光、高其才、张冠梓、王学辉、龙大轩、周相卿、周世忠、牛绿花、常丽霞、吕志祥、韩雪梅、雷伟红等一批研究民族习惯法的学者），都为之付出了艰巨的、值得喝彩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该研究已经在我国形成了不附主流、卓尔不群、令人瞩目的法学学术“流派”。

尽管如此，但不得不说的是，我国学者在相关领域的研究基础，还相当薄弱。对这一在西方国家，特别是英美世界大放异彩的法学流派，其代表人物、主要论著、学术脉络、研究方法、基本观点以及其内部的流派化展开等，我们所知甚少。不少相关研究者，在谈及其中重要代表人物时，每每一脸茫然、闻所未闻。这与法哲学、规范法学、法社会学、法经济学、法政治学等领域译介、研究的热闹景象相比，明显逊色且落寞。这并不符合深化我国法人类学研究之要求，也无法以通过法人类学的深入研究，贡献于我国所倡导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因此，完全可以用成绩斐然，但问题不少的套话来总结相关研究。

令人欣喜的是，在法人类学的基础理论介绍和研究方面，近些年涌现出了一批年轻学者，他们基础扎实、视野开阔、甘于寂寞、勇于探索，系统挖掘、研究和传播英美国家法人类学的代表人物、发展脉络、学术争点，发表和出版了颇值关注的一系列学术成果。李婉琳对穆尔（S.F.Moore）的研究、刘顺峰对格拉克曼（M.Gluckman）的研究、王伟臣对格卢克曼和博安南（P.J.Bohannan）之争的研究、王静宜对劳拉·纳德（L.Nader）的研究等。

不但如此，王伟臣、刘顺峰、曾令健、郭婧等学术热情极高、组织能力极强的一些青年学者，自去年以来，还通过微信公众号、云端会议、读书报告、学术演讲、学术论著等方式，积极团结这一研究领域的相关学者，笃力使法人类学研究能够形成一个学术共同体。我对他们这种积极有为、且卓有成效的工作，不但乐观其成，而且寄以厚望。也充分相信通过这一代人的不懈努力，我国法人类学研究，在理论和田野两方面将会更加成熟、更有成就。

本卷《民间法》刊出的王伟臣的《非洲习惯法学的开创者：评沙佩拉的法人类学》、刘顺峰的《法人类学的嚆矢——以巴顿的伊富高法研究为考察中心》、郭婧的《“夏安之路”：卢埃林的法人类学思想》，就是这些年轻学者在其组织的云端读书报告会上所宣讲的研究成果。三文所研究的学者或者其学术贡献，不但在我国法学界，甚至在我国法人类学界都是十分陌生的。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该系列读书会每每在线上举行，因此，吸引了国内法学界、人类学界和社会学界不少青年学者和学生的关注。不难预料，这将对我国法人类学之人才培养、学术研究以及法治实践可能产生的长远影响。

或以为，人类学以及法人类学，奠基于殖民时期全球因贸易的需要和交通、通讯、信息沟通之不便而导致的区域分割、族群隔绝、文化差异这一巨大矛盾，从而要求殖民者探寻以“他者”的语言、视角、立场、自然环境、交往方式、生活生产特征等来“同情了解”异文化，以突破贸易和交流的藩篱。而如今，我们在国际上明显面临着因主权平等和全球化诉求而导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要求；在国内也明显面临着因平等、团结诉求而导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求。因之，法律也显著地表现出于“移植”、全球化或国际化等“趋同”倾向。既然如此，再强调以个案（例）研究、“他者”立场、异文化观察、结构式考量、功能性探究、情境化描述等为主要特征的法人类学，还有什么意义？

诚然，无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两个重要概念，高屋建瓴、也切中肯綮地表达了我们的国际胸怀、视野和格局以及民族理想、雄心和担当。由此带来的交往全球化和利益相互依赖等事实，使得这两个概念格外具有意义。不过不少人只望文生义地关注了“共同体”之字面意义，关注其中的“共”与“同”，而对其背后更深刻的原由——“分”与“异”及之于共同体的意义，或一带而过，或不假思索。这很容易导致“压制的团结”，而非“合作的团结”。

事实上，所有的共同体都是以多样性为前提的，因之，多样性为共同体奠基。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例，当人们强调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这两者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不可或缺时，前者即指民族存在的多样性事实，它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奠基和前提；后者则指多元主体合作的方式，团结即合作，无论是政治的合作、经济的合作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