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斯加北坡石油开发与管道建设争议及影响

 张文静，河北沧州人。202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获历史学博士学位，2018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获历史学硕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北美史、美国史、环境史。

 《阿拉斯加北坡石油开发与管道建设争议及影响》：

 二 与原住民集团的适时联合

 原住民集团是阿拉斯加一股特殊而重要的政治力量。在阿拉斯加环境保护主义者中经常听到的一种说法是：阿拉斯加原住民是天生的政治盟友。然而在实际的环保斗争中，环保主义者发现，他们在一些问题上与原住民合作，而在另一些问题上则必须与原住民对抗。

 （一）与原住民集团的合作与对抗

 在北坡石油开发与管道建设争议中，原住民集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在争议的过程中，环保组织和环保主义者与原住民时而合作，共同反对开发者；时而对抗，为各自的利益而争夺，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联盟关系。

 首先，原住民的土地权索赔运动阻碍了开发势力的管道建设提议，得到了环保组织和环保人士的拥护与配合。1970年3月9日，针对希克尔颁发建设许可证，原住民向联邦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保护拟建管道土地中原住民的土地权利。3月26日，配合原住民的土地权索赔运动，“地球之友”等环保组织也向内政部提起诉讼，指控授予石油管道通行权违反了1920年《矿物租赁法》的通行权宽度；也违反了《国家环境政策法》的要求，没有提供环境影响报告。法院发布了对整个项目的初步禁令。原住民和环保主义者的合作，成功地阻止了该项目的进行。

 而转过年来，原住民大面积的土地权索赔却又与环保组织的荒野保护愿望相悖，原住民由同盟者一变而成为对抗者。1971年秋季，原住民土地赔偿的相关法案在国会迅速推进。荒野协会的执行董事斯图尔特·布兰德伯格与韦伯恩会面，并抱怨说：“《阿拉斯加原住民土地赔偿安置法》即将通过，而却没有为国家公园或者保护区提供任何附加条款，我们就要失去阿拉斯加的一切了。”这一法案要求巨大面积的土地赔偿，很多地区都适合发展为美国国家保护系统或荒野地区，这无疑会触犯环保主义者的环保信念。

 环保组织于是游说国会中具有环保倾向的参议员莫里斯·尤德尔（Morris Udall）。继其兄斯图尔特·尤德尔之后，他是国会中具有明显环保倾向的议员，是环保主义者游说和依赖的关键人物。尤德尔联合同样支持环保的众议员约翰·塞勒（John Saylor）一起提出了一项修正案，要求在原住民村庄做出选择后，即留出1亿英亩的土地，研究用于其他用途。原住民对此持强烈反对的态度。1971年10月，在参议院投票之前，两名阿拉斯加原住民联合会的领导人物，在阿拉斯加环境保护协会主席罗伯特·韦登的办公室里开会，要求获得这个阿拉斯加当地环保组织的支持，在议会中投票反对任何像尤德尔一塞勒修正案一类的修正案。两位领导人称，他们在华盛顿进行了一系列行动，竭尽全力反对尤德尔一塞勒修正案。联合会的其他成员也配合他们的行动，对修正案进行了强烈的抵抗。原住民认为，尤德尔一塞勒修正案是意图阻止他们拥有经济利益丰厚的土地。②韦登也没能说服他们改变观点，在《阿拉斯加原住民土地赔偿安置法》上，原住民与环保组织彻底决裂和对立起来。

 接下来，当《保护法》提倡的公司模式的弊端愈发明显时，原住民又与环保组织重归于好。法案建立了原住民公司模式，诱使原住民向现代经济社会过渡。然而公司模式不符合原住民繁衍生息的地理环境和文化体制，被证明不符合原住民未来的发展。原住民只有尊重本地市场情况，利用优势发展自己熟悉的行业，才可能获利。因此，原住民重新追求《安置法》消除的部落主权和生存权利。原住民的生存权利体现了尊重和关爱资源和环境的价值观，这使得他们又一次和环保主义者联合起来，反对开发势力对资源的剥夺和对环境的破坏。

 部落自治权和生存权，对于阿拉斯加原住民的经济和文化价值发展至关重要。原住民的生存活动和文化尤其受到环保主义者的认可，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1980年颁发的《阿拉斯加国家利益土地保护法》为阿拉斯加原住民在公共土地上的生存活动提供了优先权。阿拉斯加联盟在追求阿拉斯加土地保护立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成员也包括一些原住民地区公司，如卡莉斯塔公司、娜娜公司等。环境团体还与阿拉斯加原住民团体的代表合作制定了H.R.39立法提案，法案还包含在阿拉斯加待建立的保护区内进行生存活动的规定。1978年参议院的一份报告指出：“阿拉斯加的200多个乡村是独特的，因为它们是美国最后的原住民社区。在该社区中，仍有相当多的居民依靠公共土地上的可再生资源来维持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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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出版资助计划，简称“优博出版计划”，2020年开始实施，对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择优支持出版。

 《阿拉斯加北坡石油开发与管道建设争议及影响》主要论述了二战后美国极高的能源消费水平与强烈的环境保护意识之间产生了剧烈的冲突，从而引发了阿拉斯加北坡石油开发与管道建设争议。这一争议影响深远，促进了有关阿拉斯加土地和资源开发的一系列关键法律的颁布与实施，既有效地调节了阿拉斯加开发与环保的冲突，又推动了美国环境保护运动的发展与进步。